贺蒙有一个哥哥——贺力，比我和贺蒙大了四、五岁，身体特别健壮，当初也是学校里出色的田径选手，他创造的纪录，是我和贺蒙望尘莫及的。他一向关心国事，曾向我和贺蒙作过不少次国事的分析与讲解。我和贺蒙很钦佩他。不过，贺力对于这次由于芦沟桥事件引起来的中日战争，却大出我们意外地，表示出不可过于乐观的看法。
“你们不可以盲目地乐观。”贺大哥贺力居然这么说，“我们马上就能一鼓作气把日本人赶出山海关，甚或赶出东三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和贺蒙立刻把嘴一撇，表示不敢苟同他的论调。
“我希望我们的抗战最好再晚爆发三年或五年，那么，我们一定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对付敌人，我们的人民一定会减少很多的牺牲。”贺大哥如此接着说，“可是敌人等不及了，他怕我们准备好，所以他要提早挑衅开启战端！我们这次非死拚到底不可；不过，我相信我们得吃上不少年的苦头，才能打倒比我们强大百倍千倍的敌人。”
老实说，我们当时无法接受、赞同、了解贺大哥的话，并且认为他是成心在泼我们冷水。心想：你不过大我们四、五岁，比我们知道得多不了多少，竟对我们大倡异说，实在令人不快。
为此，我和贺蒙宁愿“另请高明”，再去寻觅一位明了国家大事，而能给予我们正确指点的人。我们发现了一个理想人物——那就是我的未婚表嫂高小姐的大哥高大少爷。
高大少爷，那时已经三十岁出了头儿，因而一般人都称呼他高大爷。高大爷平日待人接物可比贺大哥老练多了，同时口才也比贺大哥强，尤其他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说话时，面目表情丰富，声调抑扬顿挫，手式姿态动人，这一切都深为年轻人所倾倒。
“老弟们，放心！”高大爷每次都对我和贺蒙这么说，“没问题！日本小鬼外强中干，鬼子兵看到咱们二十九军的亮闪闪的大刀片儿，浑身就吓得打抖啦，还怎能跟咱们打仗呢？
”他一面说，一面做着吓得打抖的表情，然后又用手掌当大刀片，用力一斫一斫地，“杀，杀，杀，就这么给猴嵬子们都杀光！”
我们真听得入神，几乎要鼓掌喝彩！
“告诉你们，老弟！”高大爷十分威严地说，“当今华北要人宋哲元宋明轩先生，秦德纯秦绍文先生，张自忠张荩忱先生，冯治安冯仰之先生，刘汝明刘子亮先生，萧振瀛萧仙阁先生，都是我的好友。没问题！我的消息灵通，告诉你们，日本人想打我们，简直等于鸡蛋碰铁球！”（原注：宋哲元系当时冀察政委会委员长，秦德纯系当时北平市长，张自忠系当时天津市长，冯治安系当时河北省主席，刘汝明系当时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曾任天津市长。以上诸氏均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亦均为抗日初期的名将。）
“高大哥伟大！”我和贺蒙几乎同时喊叫出来。鸡蛋碰铁球！好哇！多生动的比喻！多痛快的比喻！多正确的比喻！多有力的比喻！我们对高大爷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无法不崇拜高大爷，他竟能把华北要人们的“台甫”记得那么清楚，而我们就从来不知道宋哲元号明轩，秦德纯号绍文，张自忠号荩忱——中国人的习惯是应该称呼人家的“号”，不能直呼人家的“名”的。我们和高大爷一比，知识可太贫乏了。难怪人家高大爷令人钦佩，他和那些大人物都是朋友哇！
二十九军真勇敢，官兵们奋勇杀敌的事迹，获得全国人民的敬仰！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位师长赵登禹，在身先士卒的冲杀中，相继阵亡了。然而，大刀片儿究竟抵不住东京兵工厂出品的飞机、大炮、坦克车；于是，我们的忠勇国军，在慷慨地，大量地流血以后，只好做撤退的部署。
平津失守的前夕，我和贺蒙专往谒高大爷。
“老弟，没问题！荩忱有电话给我，绍文有电报给我，没问题！中央方面也有信给我，中央军马上也就到，是庞更陈的队伍跟孙仿鲁的队伍。知道吗？庞更陈就是庞炳勋！孙仿鲁就是孙连仲！中央飞机马上也就来参战！放心好了，日本人今天打咱们，简直是鸡蛋碰铁球！”高大爷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心花怒放。当然，贺大哥贺力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更为一落千丈。
可是，真糟，当天晚上情势大变：高大爷的话完全没兑现。飞机确是来了，在天津市猛烈轰炸，那是日本飞机！援军也来了，是日本的增援部队，他们和天津市的保安队在东局子激战了一夜，因为兵力众寡悬殊，我们的保安队牺牲殆尽。自此，天津沦陷，太阳旗开始出现在这个大都市的每个角落。
六
我和贺蒙陷入焦急、迷茫、失望、悲哀、痛苦中。
我们已清楚地晓得：中央军没有来；二十九军正沿着津浦线节节退向山东。这时候，唯一安慰我们的，是贺大哥贺力。他劝告我们不可悲观，他指出我们过去希望“坐享胜利成果
”的错误，他希望我们能找机会参加救国工作，或是设法到南方升学。
高大爷呢？我们突然不容易见到他了。高小姐和高老太太也都搞不清他天天在外面做些什么事。幸而，我们住的是英租界，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天津，但还不能进入租界。这时候
，青年人们纷纷搭船南下，我便也向姑父母正式提出请求：准许我也到南方去参加救亡工作，或是去升学读书。
姑母连半分钟也没有考虑，便一口拒绝。她的理由很简单：我还太小，她不放心。姑父也不表赞助。他已经给我报了名，要我投考天津耀华高中。
贺蒙表示愿以我的去留决定他的行止。在初中的三年时光，我俩一直被同学们视为“孟良焦赞，孟不离焦，焦不离孟。”我觉得万分对他不起，我竟不能立刻作走还是不走的决定，使他苦恼不已。最后，他向我摊牌：要我跟他偷跑！而我，确是无论如何不能硬下心肠用偷跑的方式离开姑母一家人的。我曾偷偷地写好一封给姑母全家的谢恩信，决心不辞而别；可是姑母的眼泪软化了我的铁般的意志。姑母老泪纵横地，紧拉住我的双手说：
“我求求你，乖孩子，我求你再过两年，稍大一点再离开家。你们张家就留下你这条命根，我死也不肯现在就放你走，我不能对不起你父母的托付。尤其你父亲是打仗打死的，我绝不能再让你重走这条路，告诉你，我已经一连做了好几天恶梦，梦见你和日本兵在前线对打，被打得遍身是血——”姑母猛地抱住我呜咽起来。我消失了抗辩的勇气，虽然心里不甘心接受姑母的阻止。
我本希望表哥和我一路南去；想来想去，我不能那么做。我自己吵着要走，已经使姑母大为伤心，怎么还能再拉上她的爱子呢？但是，我绝不肯留在沦陷区当顺民。
我在耀华高中的考试场内，故意几乎交了白卷，为的令姑父对我的“名落孙山”失望，而答应我去南方。然而，我这一计，并未得售，姑父毫无怨言地要我在家休学一年，然后再去投考高中。
我试着发动亲友向姑父母游说，希望借重他们说服姑父母，达到放我离家的目的。果然有两位父执辈亲友十分恳切地帮助我，在姑父母面前力主叫我南去，给我莫大的同情与鼓励
。可是，何其不幸，唯有当初对抗日最具信心的高大爷，却坚持反对意见。
高太爷已经重新露面，事后我得以知道，他自天津沦陷后，为了保全他那个电信局的科长位置，大为奔走——电信局长已换成了日本人，大部分高级职员也都换了新人，高大爷竟能由于他的“能干”、“手腕”，仍旧官居原职。
“老弟，”他叫得我倒一如往日地亲切，“我看，咱们的抗战绝没有前途。天津撤退得如此快，真不象话。日本的武力太强大了，我们跟他打，简直是鸡蛋碰铁球呀！我敢保证：济南、上海、南京，马上也得完蛋大吉！你要跑到南方抗战，我无法举手赞你的成！”
我有一肚子话要质问，甚至要唾骂高大爷。可是，我想，我必须忍耐下来，在高老太太家里我总还得保持一个懂礼的小客人身分。我咧了一下嘴，做苦笑状，决心以温和的态度讽刺高大爷一下：
“您一向有判断力，因为您一向消息灵通。最近，明轩、荩忱、仙阁有信或电报给您吗？”
“唉哟哟！老弟——”他立刻由沙发上跳起来，连忙用手堵住我的嘴，“别开玩笑，谁认识那些家伙呀？千万不能再提那一批人，我根本连见过他们一面都没有呀！”
我心里暗暗发笑，他那种畏惧的窘相，活像我们身边有日本特务在场一样。
当天晚上，高大爷特别跑到我家，对我姑母讲：
“令侄有点瞎胡闹，我站在老大哥立场，为了爱护他，不得不劝阻他南去。他才是个十七岁的小孩子，就算到了南方又能干什么呢？我们绝不能看着他到南方受罪或送掉小命！”
高大爷的这番话，表姊在旁听得清楚，一五一十地转告我。表姊还加了一句评语：
“高大爷的措词太刻薄了一点，神气也太讨厌了一点，我对此人的印象已经大不如前。”
从此，我和表姊很少到高家去，并且我们还一再向表哥口直心快地说出来：
“对于阁下的大舅爷，委实不敢领教！”
约摸一个月后，高老太太做五十五岁大寿，表哥当然要去拜寿一番，而我和表姊也接到了正式请帖，我们尽管对高大爷不感兴趣，但对于高家其它的老老小小仍具有好感，因此，我和表姊准时前住。
意外地，这一次在高家，我见到了唐琪。这是我和唐琪平生第一次会晤。
七
寿堂设在高府大客厅内。
平日，那间古色古香的，摆满镶着七彩蛤蜊片与大理石的花梨或紫檀木家具的巨室，在这一天，越发显得富丽堂皇了。正中条案上摆放着江西瓷制成的高达三尺多的福禄寿三星，两边是一尺高的八个小瓷人——八仙上寿，每边放四个。条案后面挂着百花缀成的大寿字。四壁上悬有亲友赠送的寿幛、寿联，还有一个很考究的用一百个金色寿字绣成的大红百寿圆
。客厅一角，还摆放着雕有一百个仙鹤的“鹤算无疆”八扇屏。
碗口一样粗的两支“大碗龙凤” 蜡烛上，分别塑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金字，那一闪一闪的烛火，照耀在两边的祝寿银盾上，异常灿烂夺目。寿案前面的八仙桌上，摆满鲜货、干果、寿字喜粿、蛋糕、寿桃、寿面，与八仙糖人儿。八仙桌两边摆着两只太师椅，上面都铺着红毡。后来当我看到高小姐一大帮人给高老太太磕头拜寿时，才明白那两张太师椅：右边的是老寿星坐，左边的则空起来表示尊敬已经去世的高老太爷——仍给他留有座位。
亲友来拜寿的真不少。从未来过高家的姑母也第一次来“拜访亲家”，两位亲家母见了面非常亲热，客气话似乎没完没了地叨叨个不停。姑母说高老太太有福气；高老太太说姑妈有福气。姑母夸奖高小姐好，高家少奶奶好、高家少爷孙少爷一大堆都好；高老太太夸奖表哥好、表姊好、还加上一句夸奖我好。姑母直说寿礼送得太少；高老太太则说，姑母送了厚礼又亲自驾临真不敢当，又说招待难以周到，千万不要见笑，因为年头不对啦，既不能请亲友们吃太好的酒席，也没有准备一台“堂会戏”，在院子里搭棚演唱，只有一点“什样杂耍”在饭后表演一下，以娱亲友。我和表姊一面听着这两位老太太的对话，一边偷偷地不断地吐一下舌头。
“姑妈原来是礼貌专科学校毕业的呀！”我轻轻地跟表姊说。
“对啦，高老太太是外交系毕业的！”表姊回答我一句。
亲友越来越多，高老太太暂时停止了与姑母的个别谈话，开始周旋于众人之间。她的精神真饱满，两只小脚，穿着红缎绣花鞋，跑来跑去，活像京戏里踩着“寸子”的刀马旦，那么利落。她的头发梳得很亮，活像猫儿刚舐过似地，后面挺起的小髻上插了一朵大红花，上身她穿的是黑缎绣花的大，下身是百叶花裙；高家大少奶奶——高大爷的太太，也是一身这种装束。这大概是当年女人的大礼服。高老太太的嘴，一分钟也闭不上，不是向人笑，就是与人寒暄，连抽水烟袋的时间也没有了。女宾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必是把自己最欣赏的“看家”的手饰，与行头，都搬出来了。难怪，这种场合，在女人们心目中，无疑地就是一场赛美大会。
我这才发觉女人们聚在一块时，吵嘈的声音一点都不比男人小。光听那一套大嗓门儿的招呼词，就够听老半天的了：
“啊，这是二大妹子！”
“啊，这是三大姑！”
“啊，这是四大婶！”
“啊，这是五大姨！”
“啊，这是六大妗子！”
“啊，这是七大妈！！
“啊，这是八大、九大、十大——”
在那熙熙攘攘的女人群中，猛然间，我发现了一位少女，一位一望即知与那些太太小姐们俨然不同气质、不同风度、不同神采的少女。她也有说有笑，十分活泼跳脱；可是，她全然没有那几位二大妹子、三大姑、四大婶们的俗气！像一道强烈的光芒掠过我的脑际——啊，她的面庞怎么对于我那么熟悉呢？可是我实在从未在任何地方见过她一次。喔，喔，她是唐琪！是吧？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她一定是唐琪。我直觉地，断定她必是唐琪无疑。
我本想马上问一下表哥、表姊，或是高小姐，究竟那位少女是否就是唐琪？可是，我竟被那位少女的奇异美丽摄住了目光，半天，半天，不能转动一下眼球。这时候，我的五官似乎只剩下了视觉，其它一律暂时消失了功能：我的嘴呆呆地半闭着讲不出一句话，我的耳朵突然不再听见周围的“恭喜”、“拜寿”、问好、大人笑、孩子跳与留声机等等嚣杂的声音
，我的鼻子也闻不到由寿台红烛上与檀香炉里飞出的烟火，与满房缭绕的烟卷儿、水烟袋、雪茄、再加满桌子的干果、鲜货、各种冷热饮料，以及来自大门口那儿“天一坊”饭庄派遣来的四口大灶的油、菜、肉，所造成的混合香味——
这时，她似乎发现有一个我，在痴痴地瞅着她了。她不像一般女孩子似地，摆过头去，或是把头垂下；而是把一双大眼睛睁得更大一点，直向我看来。我立刻发觉自己“烧盘儿” 了，我想我的脸一定变成了戏台上的关公，或是法门寺的刘瑾那么红。我羞怯地把头转到另一个角落；然而任凭我转到何处，她的脸依旧一步未动，因为，那张美好的脸已经烙印在我的心里。
如果她是唐琪的话，我以前所听表姊、表哥、姑母、高小姐等人对于唐琪的称赞一方面的措述，不但正确，恐怕还嫌不够呢。她的皮肤的确白得出奇，白得可爱，一望即知那不是靠丝毫扑粉呈现出来的颜色。坐在她左右的那些“二大妹”、“三大姨”、“四大姑”们的脸上的铅粉，有的涂得很厚，当然也很白，白得几乎像舞台上的曹操了，然而却没有一点光泽；有几位还涂了很厚的正流行的杏黄色的胭脂，和杏黄色的唇膏（好特别呀，是杏黄色不是绯红色，不晓得为什么那两年会流行这种奇怪的颜色）；有几位描了细长细长几乎到达鬓边的眉——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