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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握主动权，重要的还必须遵循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攻虚击弱的原则。《孙子兵法》认为这是先有了取胜把握才寻求同敌人交战的首要条件。集中兵力的原则，不仅是指己方兵力集中的一面，还有分散敌方兵力的一面。一般来说，防备了前面，后面的兵力就薄弱；防备了后面，前面就会空虚；备左则右寡，顾右则左绌；如果到处都防备，就会处处兵力薄弱。所以我方兵力优势的形成，就在于迫使敌人处处设防，不得不把兵力分散开来。
我军兵力集中于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劣势的敌人，以一击十，就像转动圆石从八百丈高山上滚下来那样，取得胜利易如反掌。用兵如流水，水流动时是避开高处流向低处，作战的规律则应避开敌人坚强的地方而攻击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的主攻目标就是敌人既要害又虚弱的地方，所以攻虚击弱与以众击寡意思是一致的。用自己的严整对付敌人的混乱，用自己的镇静对付敌人的轻躁，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不去攻击旗帜整齐部署周密之敌，不去攻击阵营堂皇实力强大之敌，等等，这都是避实击虚原则的具体运用。懂得了虚实之道，就会像以石击卵一样省力。
兵不厌诈为了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众击寡、避实击虚的目的，必须用巧妙的伪装迷惑和欺骗敌人。《孙子兵法》第一次在我国军事学术史上鲜明地提出了兵不厌诈、用兵是一种诡诈之术的战术原则，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争取作战主动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兵不厌诈，就是伪装和欺骗，孙武称之为“示形”。
当时的“示形”主要是利用天然遮障，设置假目标和实施佯动或牵制性的进攻之类来迷惑敌人，隐蔽自己的战斗配置、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示形”的目的是察明敌人情况，而不使敌人察明我之情况。这除了要善于隐蔽自己不使目标暴露，还要善于积极制造假象，引导敌人做出错误的判断。
《计篇》列举了兵不厌诈的12条战法，人们习惯称之为“诡道十二法”。
包括强而示弱、进而示退、声东击西、将计就计等。《势篇》进一步指出，制造假象必须有与假象相反的实力做基础，如果作战要假装混乱，战前必须有严明的法纪；战时要伪装怯懦，战前必须有勇敢的素质。部队实治而敢于示敌以乱，是因为组织有序；实勇而敢于示敌以怯，是因为态势有利；实强而敢于示敌以弱，是因为兵力优势。没有实力条件做后盾，不对敌情我情洞若观火，盲目地唱空城计是十分危险的。
兵不厌诈的目的在于调动敌人，使敌人不知不觉地陷入我们的圈套，暴露出为我所乘的过失或弱点，这中间除了伪装和欺骗外，还包括多方面的手段。例如敌人贪利的，可以投其所好，用小利去引诱他；敌将易怒的，可以激怒他；敌人谨慎的，可以骄纵他。诈术还可以正面使用，例如，为了使敌人屈服，就要用敌人最害怕的事情去伤害他；为了使敌人穷于应付，就要用危害他利益的事情去驱使他，等等。
兵形似水《孙子兵法》认为，用兵的规律好像水的流动，水因地形的高低而制约其流向，作战也应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打法。因而实战过程中夺取主动权，最根本的原则还在于战略战术的高度机动灵活。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敌人情态诡谲多端，没有固定刻板的规则，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打法。善战者，其战术的变化应像天地那样不可穷尽，应像江河那样永不枯竭。《孙子兵法》把一般规律性的战术原则（如强弱、虚实、众寡、勇怯等）称为“正”，把临敌制变、灵活机动的战场发挥称为“奇”。认为无论攻、防、进、退，从作战指挥上说都不外奇、正两种形式。如同五声的变化可以奏出悦耳的音乐，五色的配合可以绘成美丽的图画，五味的调和可以烹出可口的佳肴一样，一般性的战术原则只有敌变我变灵活运用，奇正结合，出奇制胜，才称得上用兵如神，才能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将指挥员高超独到的战争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机动灵活的战术原则应贯穿于战争中的时时处处，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孙子兵法》详细阐述了在不同情况下可以采取的各种打法。
例如，在敌我兵力对比不同的情况下，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他，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进攻他，有两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分散他，与敌人兵力相等要善于抗击他；兵力比敌人少就退却，实力比敌人弱就避免决战。还要根据敌人士气的变化把握适当的战机。例如，军队初战时士气饱满，过一段时间就逐渐懈怠，最后就疲乏衰竭了。故要避开敌人初来的锐气，等待敌人士气衰竭时再打它。地形有险易远近之分，不同的地形也有不同的打法，特别不利的地形则必须避开，等等。
《孙子兵法》以大量篇幅阐述了以众击寡、以强击弱的问题。但它并不仅仅是强者的哲学。它认为强弱、众寡，完全可以创造条件发生转化。《九地篇》以对话的方式说明了以弱胜强的可能性。请问：“假若敌军人数众多，又阵势严整地向我前进，用什么办法对付它呢？”回答：“先夺取敌人最关键的有利条件，就能使它不得不听从我的摆布了。”譬如以逸待劳常是制胜的重要条件，但如果出奇兵扰敌，使之调动频繁，或诱敌长途奔波，都可使之变逸为劳。再如粮草丰实是取胜的基础，但若断敌粮道，或截获销毁其辎重，或袭扰误其农时，都可使敌人变饱为饥。强弱、众寡的对立不是绝对的，再强大的阵营也有其薄弱的环节，再弱小的军队也有其可用的地方。总体实力弱小的完全可以避实击虚，由弱变强，兵力数量寡少的也可以在要害之处集中兵力，以少胜多。指挥者要善于找出敌人的弱点，发挥自己的长处，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局部突破，扭转全局。只要善于创造条件，即使敌人再多，也可被我所胜。哪怕是陷入险地绝境，也不是只有死路一条；只要指挥得当，利用士兵死里求生的心理，鼓励他们努力作战，也可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孙子兵法》这一系列思想的正确性，从古往今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无数次战例中就可得到雄辩的证明。
将帅与士卒战争中人是第一位的，将帅才能的优劣、士卒战斗力的强弱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孙子兵法》关于军队建设、管理的思想也十分引人瞩目。
书中反复指出，将帅是民众生死的主宰，国家安危的柱石。将帅是国家的辅弼，辅弼周全则国必强，辅弼有隙则国必弱。军事从属于政治，将帅当然必须服从君主的领导，君与将的关系，孙武并不认为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
它把君比作车轮，把将比作车轮上的辅木支柱，君与将如同辅车相依，缺一不可。按照军事斗争的特点，对将帅进行正确领导的，就是孙武所主张的明君。孙武对国君的瞎指挥深恶痛绝，从三个方面提出批评：不了解军队，不可以进而硬叫它进，不可以退而硬叫它退，就是束缚军队；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而主持军队行政，就会使将士迷惑；不懂得军事的权变而主持、指挥军队，就会使将士怀疑。这些就是所谓因自己扰乱自己而导致失败。为了适应战场形势的变化，孙武认为本着保护民众和对国君负责的原则，将领可以不接受国君的命令，随机制变，实行机断指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从战争发展趋势上看必然会胜利的，即使国君说不打也可以坚持去打；不能取胜的，即使国君说一定要打，也可以不打。
正由于将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对将帅的标准提出了严格要求。这就是：“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这五条标准，习惯上称为“五德”。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明了他对指挥才能的重视，这是颇有见地的。因为战争既是力量的竞赛，又是智慧的较量，作为指挥者的主要职责首先也应是斗智。一个贤将，必须对于关系全局的政治经济形势有深刻的了解，面对复杂、易变、矛盾的战场情况，要有综合判断的洞察能力，高人一筹的预见能力，灵活周密的应变能力。考虑问题要全面，兼顾利害。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增强信心；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解除祸患。还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等等。孙武还十分强调将帅要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对国家要进不求战胜的美名，退不避战败的罪责。特别告诫将领要注意五种性格上的弱点：勇而无谋，轻生死斗，易中计被杀；贪生惜死，畏敌怯战，易丧失战机而被俘；刚暴急躁，容易一触即跳；高傲自恃，则易受辱妄动；对百姓无危不救，无远不援，可能会疲于奔命，因保护局部的生存而招致更大的牺牲。这些性格上的缺陷，往往会成为覆军杀将的原因，所以必须高度警惕。
兵卒是军队的基础，士气是军队的灵魂，御兵之道就在于使全军上下齐力同勇如一人。《孙子兵法》认为做到这点，将领首先要爱护体恤部下，要视兵为婴儿，待兵如爱子，给士兵以人格上的尊重，与之同甘共苦。爱兵的原则成了我国历代著名军事家的优良品德。孙武又指出，爱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爱兵要有一定的原则和限度，要以有利于使用、管理为标准。对待士兵，厚养而不使用，爱宠而不教育，违法而不惩罚，那就好像溺爱骄子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因此，对士卒只爱不行，还得有纪律，既要施以恩惠，用“文”的手段去笼络，又要严明刑罚，用“武”的手段来管束。两手并用，软硬兼施，才能使士兵感恩而亲附，畏罪而服从，无论赴汤蹈火、出生入死都在所不辞。再加上赏罚分明、严格训练，就会无往而不胜。孙武还提倡愚民政策，主张骗过士卒的视听，使他们对军事行动毫无所知，甚至要像驱赶羊群一样，挥过来，赶过去，绝对听话，从不问个为什么。这套训练士兵盲从的奴才性格的主张，也为历史上剥削阶级军事家所蹈袭，成了一切旧军队无法克服的弊病。
《孙子兵法》是一部逻辑严密、说理精微、词约义丰、结构谨严的军事理论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独立的军事理论著作从此诞生，在世界军事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中国，它被尊为兵经，号称兵学鼻祖，两千多年来素负盛誉，指导了无数次有声有色的战争，培育了众多著名将帅。
早在唐朝，它就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地，后又被译成法、英、德、俄等多种文字，成为各国著名军事家爱不释手、极力推崇的经典。
《孙子兵法》从战略高度论述军事问题，高屋建瓴，内容详备博赡，许多名篇警句，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容量。它所具有的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灵活而冷静理智的根本特征，正是中国辩证思维的独特灵魂，构成中国实用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它为代表的重筹划更重于实战、重政治更重于军事、重智谋更重于拼力量、重人事更重于物质等兵家思想，也成为后世中国思想传统的一部分。
无论谁学习它，都可以从中领悟到制胜之术，点燃起智慧的圣火。在今天，《孙子兵法》这个昔日战场上无坚不摧的武器，政坛上争权夺势的工具，不仅仍然在军事、政治的领域，而且日益在经济管理、商业竞争等崭新而又广阔的天地中施展它永恒的魅力，发挥它无穷的威力。
10 人体宇宙生命揭秘——《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之一。全书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计18卷，162 篇，约20万字左右。采用黄帝与臣子岐伯、少俞等六人问答讨论的形式，阐述各种道理。
《内经》虽以黄帝为名，当然并不能证明就是黄帝的作品，因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尚无文字，也不可能有如《内经》所记述的那样高超的科学。
这不过是假托黄帝之名以示自己的学说有本有源，是出自古圣人而已。但《内经》究系何人所作？成书于什么年代？目前尚难于精确查考。根据现存内容来看，其各篇之间，个别论点有矛盾，内容有重复，写作风格不尽相同，许多篇章在时间上可能相差很多年。所以可以推断，《内经》不是一个人的著作，而是许多学术思想相近的医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论文汇集。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内经》的主要部分作于春秋战国时，秦汉时有某些增补，以后又经过唐宋学者的整理和改编。但有的学者将《内经》与西汉初年著名民间医家淳于意的医学思想及西汉时的重要学术著作《淮南子》、《春秋繁露》进行比较，发现《内经》的医理与淳于意大体相当或略高，在哲学上则与《淮南子》、《春秋繁露》有着更为接近的联系和极其接近的思维水平，因而认为《内经》的主要部分应是出于西汉中、晚期，而不是战国或更早。我们基本同意这一观点。
《内经》以长期医疗实践为基础，总结出了比较系统、完整、具有我们民族医疗特点的医学基本理论和治疗原则。这些基本理论和原则，不仅指导了我国秦汉以来的医学发展，成为中医理论和诊断治疗所遵循的根本准则，而且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实践。除医学之外，《内经》还记录了秦汉以前的许多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包括天文学、历法、气象学、地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古代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天文学往往和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一方面，《内经》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把医学理论自觉地建立在古代朴素哲学的基础之上，因而对当时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作了研究，并将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先进成果，从哲学的角度作了概括和阐发。这就使《内经》不仅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巨著，而且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有必要戴上哲学的眼镜去透视《内经》的原理。
元气——唯物的自然观《内经》认为，宇宙的始初元素是“气”。说在那浩渺无垠的宇宙之中，充满了气。万事万物都是由气化生而成的，所以气又称“元”。
由元气分化出金木水火土五运之气和阴阳二气，以及由阴阳二气演变成的六元之气，即太阴、少阴、厥阴、太阳、少阳、阳明六气，再而生成日月、星辰和人类生存的大地。在阴阳五运的作用之下，大气流转，九星明悬，日月五星周而复始地运行。于是在大地上出现了阴阳消长、刚柔生杀、昼夜明暗、四时交替、寒暑相移。有了这一切，自然界的事物才出现了无限多样的品类，它们生发败谢，永无止息。《内经》所说的气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极微小的物质颗粒。
它无形、无状，变幻难测，但不是虚无，而是可以被人们感知的。例如天气、地气、风气、寒气、暑气、燥气、湿气、火气，以及人体中的“营卫脏腑之气”等等，种类繁多，不胜枚举。由气可以直接化生出具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