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皇帝送他礼品。看来，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有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2）
清军的弓箭手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天朝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地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它们的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特别优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像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因为有人还因为礼节问题丢了官。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乾隆帝见面，他们的外交请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早已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鸦片战争后外国舰船进入广州
懊丧之余，英国人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北京前往广州，他们的舰队在那里已等待多时了。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唯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在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当时算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五千两白银），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在马戛尔尼看来，大清帝国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罢了。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再次率领使团来到中国。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与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3）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意识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待遇，除了谈判，其他方法也有必要尝试一下。
后来，倒是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的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拿破仑听说英国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中国皇帝的不快。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1）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鸦片是一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消费品。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国内鸦片消费市场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烟馆林立，烟民遍地。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就连一贯勤俭的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后来的慈禧太后也是个鸦片吸食者。
偷运鸦片的走私船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绝无例外。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征税（一直到1796年）。
18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个禁令虽然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者和出口商人的利益，但却给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从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如果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政府腐败无能，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连税都不用交。
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18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国而跃居首位。英国人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残酷性之外，另外还有几个现实因素也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兴起。
从贸易环境上来看，虽然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三行”。“十三行”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官办企业），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他们认定，这必然导致中国市场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平衡贸易逆差。
从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瓷器、丝制品、漆器等，这些都是在欧洲大受欢迎的商品，而外国商人输入的主要是棉花、羊毛制品、钟表等商品，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怎么在乎。
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中国——也许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个因素——但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难以为继。为了弥补逆差，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
对于第一种办法，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等人已经进行过外交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正如他们的结论，除非使用武力，否则就不可能打开中国的国门。让英国人惊喜的是，他们找到了第二种办法的最佳答案，那就是鸦片。当时中国国内的鸦片消费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尽管天朝禁止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但禁令大都形如废纸。何况，国内的鸦片质量远不如印度鸦片，国产鸦片也还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话是鸦片走私最好的注脚。如此丰厚的利润，加上当地官员的腐败（缉私官员也参与走私），鸦片之灾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鸦片战争前的50年里愈演愈烈：1790年是4000箱，1835到1839年间，已经剧增到每年近4万箱。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2）
鸦片屡禁不止，除了吸食者难以戒除外，政府官员尤其是缉毒人员的腐败渎职、徇私舞弊行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魏源追述：当时广东水师的缉毒巡船，竟每月公然地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然后把走私商人放入。水师副将韩肇庆，甚至专门护送走私，鸦片由水师包办运输。更可恨的是，韩肇庆居然从每万箱里抽出数百箱，作为截查的战利品拿去报功，由此韩肇庆还得以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风光无限。福建水师和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他们在鸦片走私中同样大肆收取贿赂，然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鸦片大量进入。
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多年前，马戛尔尼等人想扩大中英贸易，但失败了。令他们惊奇的是，这些走私商人却胜利了。走私导致鸦片市场急剧扩张，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赶紧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鸦片产量，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统计，在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19世纪，鸦片是世界上最贵重的单宗商品贸易。在19世纪的前40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已悄然发生变化，由出超变成入超，大量的白银开始哗哗地外流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连为一体，这已经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当天朝的人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的时候，整个中国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推上了国际舞台，逼上了弱肉强食的国际大赌场。
以鸦片贸易为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经济形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罂粟并加工成鸦片，港脚商人把鸦片运到中国，再通过各种走私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紧接着英国商人再利用鸦片获得的国际通货（白银），要么运回英国，要么从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运回英国或者销售到世界各地（如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主角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到北美殖民地的中国产乌龙茶）。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天朝还蒙在鼓里。
鸦片之祸致使白银大量外流，对当时的货币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清政府虽然不是重商主义，但也非常重视硬通货。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政府的各项收支如税收等，却都是以纹银为准。铜钱为民间所通用，老百姓完粮纳税时，都按照银价兑应的铜钱数目缴纳。譬如，一亩田假设需纳税白银一两，如果当时一两白银兑应一千文铜钱的话，老百姓向官府缴纳一千文铜钱即可。
中国的银价往往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产银不多，往往跟不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通货供应量；二是中国人向来藏富，经常将白银囤藏，而民间和官府也常用白银作饰品，导致白银退出流通市场；三是官府制钱时偷工减料，分量减轻，加上私铸铜钱泛滥，铜钱变相贬值，也导致银价的上涨。
在19世纪初，清政府颁布禁令，禁止纹银出洋。当时在中西正常的贸易中，进出口基本持平，如1813年，中国进口额约1260万两，出口额约1290万两。但随后，中国开始呈现入超状态，白银外流，鸦片走私在其中祸害不小；1835年到1838年，走私进中国的鸦片大约4万箱（英国约39万箱，美国每年从土耳其贩卖约1000箱），每箱平均耗银约400两，以此推算，中国光鸦片一项就外流近1600万两白银。而这些走私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情况，并不出现在官方的贸易数据上，危害隐蔽又巨大。
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进而致使国内流通市场白银供不应求，银价上扬，钱价下跌，物价的上升远远跟不上银价上涨的速度，这加重了老百姓的税负。从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来看，1800年左右白银兑钱一千文不到，而到了1821年至1838年间，白银兑钱从一千二三百文升至一千六百余文。田赋仍旧按铜钱数缴纳的话，实际上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
康乾盛世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由15亿增加到了3亿多；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内乱前，人口已经达到43亿。人口的剧增导致了资源有限、人地矛盾的突出，虽然有南美洲引进的马铃薯等新作物缓解一下粮食的压力，但由于生产方式长期得不到突破，国内经济和老百姓都已经是疲困不已。银价的上涨则导致税赋不能如期缴足，国内财政大为困窘，这又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官吏因为财政困难，往往会挖空心思地从体制外攫取财富，而老百姓必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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