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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公司从公司规定的角度试图阻挡三K党的方法已经失败。克莱弗牧师是市议员，因此，他想从政府干涉的可能性入手，即我刚才提到过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但是，根据最高法院对布朗登堡的判例，他必需提供证据，同时证明这个即将播出的“谈论节目”不仅有引起暴力的“可能性”，而且暴力“迫在眉睫”，否则，这一条就套不上。由于当地居民曾经宣称，要以战斗来阻止三K党向电视台的进军，马昂也向新闻说过“我们不惜杀开一条血路去得到这个机会，也不惜为言论自由而牺牲”之类的话。克莱弗相信自己可以提供暴力“可能性”的证据。但是，该节目还没制作出来，他和他在市议会的同事们自己也吃不准，是否拿得出暴力“迫在眉睫”的证据。他们只能放弃这个方向，寻找其它途径。
美国是一个私有制的国家，有权把别人从自己的私人领土上赶出去，是这个国家的最起码原则。一家之主当然有权不准别人在他自己的屋子里胡说八道。这一条对于克莱弗牧师和电视公司，真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们立即提出：播放“公众参与”节目的有线电视频道，是该电视公司的私有财产，而不是什么“公众论坛”。
什么是“公众论坛”呢？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里，除了演讲这样的“言论”之外，还有包括新闻，写作，示威，游行，传单和一定形式的象征性表达，例如在学校里戴个有象征和平图案的黑袖章，表示抗议战争。但是有一条，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原则：美国的地方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合理的规定，规定这种表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但是，一是必须合理，比如不妨碍交通是一条合理的规定；二是“内容中性”。什么是“内容中性”呢？就是我前面说过的，言论自由与表达的是真理还是谬误无关，与表达的内容无关。
所以，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美国的地方政府对于言论的方式，地点等等的规定，其目的不能是为了限制某一言论的内容。因此，对所有的言论必须一视同仁。比如说，地方政府在某一广场举行过庆祝国庆的集会，那么，它就无法再拒绝其它任何内容的集会在同一地点举行。否则，就有违背“内容中性”的嫌疑，打起官司来的话，法院就可以判定该地方政府为违宪。同时，在美国，在一些特定地点的言论表达是特别受到保护的，比如说，街道，公园，广场和公共场所。这些地方历来被认为是属于人民的，这就是所谓的“公众论坛”。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在辩论开始以后，双方当然都请了律师，以便占据法律上的制高点。这一次，同意为三K党提供法律服务的，是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在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有美国朋友对我们说过：“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新移民，又是穷人，你可不能不知道这个协会。”因为，它经常为没钱请律师的少数族裔穷人提供免费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并且竭尽全力捍卫公民自由。所以，这个协会在这里有很好的声誉，尤其在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中口碑甚佳。这也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克莱弗牧师担任这个协会的地方委员的原因。但是这一次，他们却站在三K党一边，原因很简单，他们是美国公民自由协会，他们的宗旨是保护公民自由，并不在乎提出申请要求帮助的是哪一部分公民，是持有哪一种观点的公民。
这个案子又有了时代变革和发展的特点。它把言论自由带到了电子时代。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新时代的问题：电视节目到底是电视公司的私有财产，还是公民可以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下享受言论自由的“公共论坛”？对于这一点，承接三K党委托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律师，斯蒂芬·潘弗，他的观点与克莱弗牧师完全不同。他认为，“今天的公众参与频道相当于200年前支撑着演说者的肥皂箱。它是穷人的论坛。在今天的高技术时代，一个人若想支付不多的钱而得到较多的听众，这是屈指可数的方法之一。”你知道，他所指的肥皂箱，就是我们都熟悉的英国海德公园的公共论坛，美国并没有一个海德公园，但是它有渊源于英国的同样的传统。200年前，人们只要在公共场所，在地上放上一个空的木头肥皂箱子，往上一站，就可以发表演说了。这是人们曾经非常熟悉的街头景观。今天，你在美国已经很少看到这一景象了。人们已经找到了更合适的地方去发表他们的意见。除了刚才提到的，自己制作节目，然后到电视台付费播放的“公众参与”节目之外，更普遍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谈论节目”和“空中交谈”。
“谈论”节目实际上属于娱乐业，范围广泛。凡是以“说”为主要内容的节目，大多都可以归入其中。刚来美国时，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我问一旁的朋友：美国有相声吗？他说，没有。犹豫了一会儿，又说，也可以说有。后来我熟悉了美国的“谈论”节目，才理解那位朋友为什么没有一个准确的回答。“谈论”节目的一部分可以说很象中国的相声，尤其是单口相声。因为这里的“谈论”节目以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居多。绝大多数以不停地博得大家的笑声为目的。但是它不象中国的相声有越来越精确的文稿，在这里，随心所欲的成分更多一些。两人谈的也有，场内笑声不断，一般都没有文稿。有些有名的“谈论”节目主持人，以访谈的形式为多。他们能够经常约到电影明星之类的娱乐界名人，双双妙语连珠，总是一开口就笑倒一片。但是，这实在不能说是“相声”。同时，还有一些十分严肃的“谈论”节目。尤其是“空中交谈”。
世界上第一个现场“空中交谈”主持人莱利·金主持的节目，到今年已经是十周年了。在美国，他的节目最受瞩目的一次，是当初克林顿，布什和裴洛竞选总统时，把他的“莱利·金现场”当做大辩论的战场。他已经访谈的对象，从美国的总统，第一夫人，到戈尔巴乔夫等国际政坛名人，著名罪犯以及种种娱乐界巨星等等，什么样的名人都有。之所以称为“空中交谈”，是因为这些名人在节目中，不断回答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从电话提出的问题。这个节目仅美国的固定观众据说就达一千万人，根据美国最大的一家电话公司的统计，在他的节目中打进的电话达两百万通。
从十年前莱利·金的“空中交谈”开始，此类节目由于讨论的议题常常有关民众切身利益，民众亦可参与发表意见，因此发展非常迅速。现在，美国已有一千三百多个电台播放“空中交谈”。和我们在国内所听到的一些类似广播节目所不同的是，这里的主持人不总是那么脉脉温情地与听众亲切交谈，相反往往是充满了火药味，“空中交谈”演成一场“空中舌战”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之所以可以把它比作支撑自由言论者的现代肥皂箱，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是面向大众的，同时还在于它的议题是无禁区的。因此，你在电台里，可以听到各种言论。有白人至上主义者，有宣扬黑权因而攻击白人和已经当政的黑人（骂他们全是白人的御用政客）的，有赞成和反对同性恋的，也有攻击和同意堕胎的，有的则痛骂政府和总统。但是，也有从正面宣传美国理想的。比如收听率排位第三的保守派电台主持人坎·汉波林。他是一位黑人，却又是一个极端保守派，这很不寻常。他节目的口号就是“一个依然相信美国梦的人”。每天他的节目开始，都要先宣布前一天为打击罪犯而牺牲的警察名单，放一段为阵亡军人送葬的凄凉的军号。然后，会有一个人出来唱一遍国歌，通常是两三岁的幼童，或是年迈的老人，虽然可能五音不全，但是很能打动听众。他的“谈论”十分严肃正面，感召力也很强，我的朋友比尔是个白人大学生，就是坎·汉波林的忠实听众。“空中交谈”节目的主持人都是反应很快的聪明人，尤其是对每天在那里发生的重大时事，非常敏感。有一个“谈论”节目的主持人就告诉大家，他每天一大清早就必须起床，然后读二十多种报纸。所以，美国政府的各项决策，新闻等等，你都可以在“空中交谈”的唇枪舌箭里，立即感受到美国人的各种反应。因此，对我们来说，听这样的节目实在是了解美国人的一条捷径。
同时，应该说，这样的节目也真是非常的“美国化”，很能够帮助你理解所谓的“美国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了以后不久就发现，美国人总是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做成某种“经营”。就象堪萨斯市的“公众参与”节目，也是电视公司的挣钱方式之一。当你在收听各种政治宣传和辩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时而慷慨激昂，搏来一片掌声；时而又插科打浑，下面笑作一团。但是，不管主持人论及的是如何重大的议题，不管有时听上去是多么严肃认真，正义凛然，义愤填膺，可是，正如我一开始所介绍的，台上台下都认同一点：这是一个娱乐业。听众一般总是挑他们相近观点的节目去听。通过这样的节目，听众除了对他们所关心的议题，感受到参与，情绪宣泄，心声为之一吐为快等等痛快之外，他们还享受了主持人的思辩和智慧，欣赏了幽默，犀利等语言技巧，实在很值。众所周知，成功的“谈论”节目的经营者或是主持人，绝不是当上了总统或反对派政治领袖，绝不是呼风唤雨，唤起了民众领导了革命，而是，挣了大钱。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获利甚丰的行当。但是，和其它电台电视节目一样，他们获利的基础是他们的收听率（收视率）。听众多，广告则多，广告多，广告费就多，道理十分简单。所以，他们本能地很注意抓住广大听众所关心的焦点。政界和百姓所关注的重大议题和娱乐性的“谈论”节目的内容就这样自然地重合了。他们以自己的观点，对民意的掌握（不同观点的节目掌握不同的观众群），以及智慧和技巧获取观众。他们并不接受政府或党派的捐赠而成为他们的喉舌。因此，被民众公认钱挣得无可厚非。美国人都不会否认，“谈论”节目是美国娱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承认，这样的节目是美国言论自由的一个象征，同样也是普通美国人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二者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寓政于乐”，确实很代表一种“美国风格”。
我前面已经说过，很多“谈论”节目同时也是严肃的，它的娱乐性丝毫不减弱它对于民众的政治影响力。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对这个节目掉以轻心。因为每一个政治家或是政客，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谈论”范围之内。这种“谈论”往往是措词激烈的批评甚至是言语刻毒的攻击。但是，一般来说，政界人士总是姑且忍之，很少有出来“反攻的”。因为，看似平平常常的一个娱乐节目，它有着一个谁也奈何不得的最强劲的后台，这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在这个国家，不要说政界人士，就是政府机构要出来干预言论自由，也肯定被看做鸡蛋碰石头之类不自量力的举动。曾有一次，由于一个“谈论”节目严词批评加利弗尼亚州议会的议事质量，州议会一怒之下立法禁止该州的广播系统收听“谈论”节目。结果听众在该节目的号召下纷纷打电话去抗议，当天就推翻了该项法案。
我再回到我们的故事中来。克莱弗牧师和其他市议员在市司法部进行了法律咨询，然后，在市议会提出取消整个“公众参与”频道。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把三K党拒之于电视台的门外，但是，克莱弗牧师认为，他们既然不是只取消一个节目，而是取消了所有的该频道的节目，这样，在限制言论方式的“内容中性”这一条上，大概就可以说得过去了。于是，1988年6月16日，堪萨斯市的市议会以9比2通过决议，授权电视公司干脆关闭这一频道。
两张反对票之中的一张，是来自一名54岁的女议员。投出这一票，她经过一番特别认真的考虑，因为她是一个黑人。她说，“我憎恨他们（三K党）的某些作为和某些言论，但是我不憎恨这些人……我认为应该从教育中学习，不应该抑止任何声音。从最反面的人那里我也学到过东西。我可以不赞成某一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观点就不应该发表，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听。我相信正确的观点最后终会被大家所接受。”
在本世纪，美国的荷尔姆斯法官曾经就类似观点提出过很形象化的比喻，他把它称为言论的“战场化”和“市场化”。他认为，与其让不同的观点象在战场上一样殊死决斗，一方一定要扼杀另一方，那还不如把这些言论抛入“市场”，让他们去竞争，看看到底哪一种观点能被大家所接受。同意这一理论的人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力量所在，正是让大家分享言论自由的理想和它的原则。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三K党播放他们的节目，克莱弗牧师们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去阻止他们的节目，而是应该也播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市场竞争”中能最终站得住脚的理论，才是更可靠和更持久的。但是，克莱弗牧师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潘弗所说的一段话，颇能代表今天一般美国人的看法：“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剔出去，那么，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阿拉巴马州剔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
你也许会问：有一些人，他们一旦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种人，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比如那个三K党的马昂，他就宣称要成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并且公然表示：在他理想中的这个白人国家里，只有和政府一致的言论才是被允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么，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