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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Riddle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年轻人，梳一条长长的马尾巴，长得很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父亲在他不记事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他母亲靠政府救济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他的妹妹几乎重复了她母亲的道路，成了一个单身母亲，他的弟弟又成了一个吸毒者。他自己却是一个自制能力很强的人，一点也不愿意放任自己。他十七岁就开始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找得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挣一段学费就上一段学。美国的学校用我们的话说是“卖学分”的，不管年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交一份钱就可以上几个学分的课，凑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美国学生这样断断续续上学的很多，一般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Bill今年25岁了，还没有大学毕业，但是他已经接近了他的目标，正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原来一直想当森林警察，所以选的是法律专业，现在他的理想是考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今年他也是一面上学一面干活，工作很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两门课考得都不错。他很喜欢听保守派的“谈论节目”，宣称自己是保守派，这对他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人很不寻常。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保守派是为富人说话的，因为他们总是主张削减政府救济。Bill是吃救济长大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改革福利制度，尽管美国的福利大概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一个。每一次回家，他都要劝他的妹妹进学校，开始独立生活。他觉得很难说美国的福利制度，对于象他妹妹这样的单身母亲的照顾，是救了她们还是害了她们。
Joe Morrone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生在纽约的“意大利城”，父母是从西西里岛来的第一代移民，他父亲也许是为了使他远离和“黑手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意大利移民圈子，从小不许他学说意大利语，结果他真的成了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是艺术系毕业的，曾经在美国海军里服役，他在这段日子里随军舰周游世界，一下船就酗酒胡闹，军队的纪律使他痛苦不堪。但是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醒了，从此滴酒不沾，而且成了一个素食者。他离开了海军，又回到了艺术之中。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热衷于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和他聊天总使我感到受益非浅。
我还想感谢我们的朋友Lydia Clements和她的丈夫Steven Glude，他们已经搬到田纳西州的山区去了。住在美丽的山里，一直是美丽的Lydia的梦想。她念硕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是“不同民族的妇女巫术”。可是我下次打电话时，一定要问问这对蜜月中的小俩口，他们这一段在靠什么维持生活。也许他们又回学校去念书了。Mike Kling是六十年代的嘻皮士，走南闯北，一肚子知识。还有看上去弱不经风的Darcy Jones，创作的金属雕塑和油画都极有力度。一个女孩子坚持在这一行里真是很不容易，生活也只能是象泥萝卜一样，洗一段吃一段。Pam花不少钱养着一大群狗和猫，她的植物养护知识非常丰富，不论你遇到什么问题，她随手就能用很漂亮的字给你开出“方子”来。她给我们的圣诞礼物总包括一份特别好吃的猫食。她的工作很辛苦，不放弃所有的加班机会，我觉得她是最需要别人关心的，但是她总是在关心别人。Lauren Mcleod也是从艺术系毕业的，还去意大利画过写生，她的自画像很有味道，但是实在无法以此为生，最近去加利弗尼亚重新入学，这回只能改学推拿了。学应用数学的Gina Seymour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楚的女孩子，办事掌握分寸，无可挑剔，教给我们很多有关美国的基本知识。还有David，我们曾有过几次长时间的十分有益的谈话。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发。
还有Sander Heilig和他的妻子Karin Albert，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家庭。Sander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他的祖父一辈为了躲避当时在俄国很普遍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寻找自由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战士参战，负伤退役后身体不能恢复，也就不能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中开创另一番事业。因此，Sander读大学还是靠的政府资助，他是60年代以后接受新思潮的一代，曾经因为他反越战的观点，和他作为荣誉军人的父亲发生激烈的争执。父亲去世后他常常为此感到内疚。Karin则是第一代移民，至今还保留着她的德国国籍。她家三代都是律师，但是她的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却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成为德军的一名士兵，战后则这盟军的战俘营里生活了几年。当他们这两个家庭聚在美国时，正是二次大战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坐在这个聚会中，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使我感慨不已。他们思辩的能力都很强，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给予的很多帮助。
新移民来此之后常常感叹艰辛和困难，几乎所有的人初来这儿，没有不体验过走投无路举步维艰的困境。但是，天天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发现他们个个也都得靠自己奋斗。他们都算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包括其中少数富家子弟，他们的生活，也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了没有语言问题之外，我们在这儿经历过的困难，他们很多人也都得经历。相比之下，他们的生活态度常常表现得更为轻松。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缘故，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生活观念的不同。
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孰先孰后，我不想多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那么，在一个把“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的美国，是不是人人都很自私自利呢？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都很唯利是图呢？人与人之间是不是都很冷酷无情呢？对此可以有很不同的看法，有时候，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处境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是有机会看到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以及是不是看到了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在这儿，我只能给你举一些例子。
刚来美国不久，就在超级市场出口处看到了一个形容憔瘁的人，身边放着要求施舍的纸牌。这些人在这儿被称之为无家可归者。美国有相当多这样的无家可归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无家可归者的成因非常复杂，但是他们都没有产业，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有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大多数是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食物。我曾经每天从庇护所接送一个无家可归者上下班。他工作很努力，待人很礼貌，也很聪明。他每天都带着庇护所提供的午饭。他告诉我，他吃和住是不成问题的。他的问题是，他有了钱就忍不住买酒喝，一醉方休。兄弟姐妹都对他绝望了，只有庇护所不厌其烦地无偿地帮助他，给吃给住，帮找工作，还要帮助治疗酗酒问题。但是庇护所依法不能管他的钱，所以他还是常常喝醉，因此也不能有驾驶执照。庇护所只能在他喝醉时不让他进门，让他先在人行道上醒醒酒。
庇护所和所有的慈善机构的钱都是私人募捐来的。作为非营利机构，慈善机构可以用各种方法向社会募捐。那么，捐钱的人多不多呢？
美国人在钱上面通常分得很清。朋友或同事相约上饭店酒吧，通常是各人付个人的账。这使得中国人很不习惯，美国人却想不通这样有何不好，时间长了，我发现美国人说是一起吃饭，就是指一起趁这个时间聊聊天的意思，只不过是聊天的地点选在饭馆，与中国人概念中的“请吃一顿”有很大区别。在美国，成年子女住到父母家里，有时也还得给父母交点儿房租。大部分美国人花钱很实惠，几乎看不到有人摆阔。一方面是赚钱不容易，花钱的地方又太多。这里基本上已经没有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给自足，现代生活方式又要靠工作来换取生活的一切。另一方面是高消费包围之下，钱的诱惑太大。钱不嫌多只嫌少，在富裕的美国更是如此。但是有没有人捐钱，如何捐法，其实和钱的多少关系不大，更多地说明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
我的朋友Joe是个艺术家，但是艺术很难养活自己，所以还得打工，赚来的钱养活自己所余不多，是个一分一分算着过日子的人。第一次看到他经过无家可归者时停车掏钱，还友好地打招呼，祝这位无家可归者晚上愉快，我着实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这位自名为自由派的青年还给绿色和平组织，保护动物组织，大赦国际等等捐款。他和他的妻子平时穿得破破烂烂，好在这也是艺术家的风度，又是自由派年轻人的风气。他还常常要给我来一点社会主义的道理，但对于电视上中国人当年打麻雀的历史，却难以原谅。
第一年感恩节前夜，我们在食品店碰上一位老太太。她一定要送给我十元钱，说是节日的礼物。看上去她早已退休，也不会是很富有的人，但是她说，今天是感恩节，是北美人民感谢这块新大陆给他们以衣食的日子，所以今天她出门前就打定主意，要送十块钱给一个需要钱的人。我告诉她我有工作，我不缺钱，让她把钱给更需要的人。在打心底里感谢她的时候，我忍不住十分感慨。
美国是个消费社会，出门就要花钱，没钱寸步难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个闻名全球的大博物馆，是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维持的。参观一般是六美元。但是你如果没钱，或者你说你没钱，你可以用任何一个硬币，五分，一角，或二毛五分，进去参观一整天，从欧洲，亚洲，非洲到美洲印地安人，从史前到现代，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任你看，任你拍照，守卫对你照样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因为你虽穷但热爱艺术。美国朋友告诉我，很多私人博物馆实行这种做法，而且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应该如此似的。但是，几乎所有来这里的美国人，只要他的口袋里掏得出这六美元，他绝不会拿着一个硬币进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觉悟。
也许你会说，大概去这样的大艺术馆的都是有教养的人，情况比较特殊。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美国的百货公司和大型商店，你买了东西在规定的期限内（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三个月），不许要任何理由都可以退货，大到录音机录像机都是如此。这些商店的顾客都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道德素质，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策是根本实行不了的。
你大概已经知道有名的卡内基基金会。它的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是上世纪中叶从苏格兰来到美国的一个穷苦工人的儿子。他成为美国钢铁大王以后，据说为了处理他的财富思考多年，最后决定建立基金会来服务于社会。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有很多很多基金会。诸如音乐，美术，医药研究等等很花钱的设施，基金会起了主要的作用。
看人们怎样花钱，以及社会怎样宣扬花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风气。美国社会当然是形形色色，见怪不怪。好莱坞的明星们富有而炫耀，他们的职业决定了炫耀是一种策略。真正富有的人却并不炫耀，因为他们知道炫耀在社会上并不光彩，他们犯不着惹人非议。大多数人并不富有，但“衣食足，知荣辱”是普遍的。这儿不大有中国人中间常见的互相比富比穷，但能帮人一把时肯帮人一把的好心人很多。所以社会上有很多组织劝人捐钱，有为了研究某种罕见疾病的，有救济非洲饥民的，有保护环境的等等。捐钱的人既无名也无利，也没有什么压力，全看“觉悟高低”。美国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总统要花大量金钱，以及上上下下各级议员官员竞选的资金，也是靠私人捐助。写到这儿想起了有一个统计说，论每人每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捐款，在美国的犹太人平均是大约六十美元，在美国的中国人平均是不到半美元。有趣的是，人们都认为犹太人是以小气出名的，而中国人则一向被认为是在一个置社会于个人之上的文化中长大的。
去年我从报上读到，有一对老人，一生辛辛苦苦攒下了几百万财产。又老又病时，这笔钱足够他们安度一个富足体面的晚年了。他们却认为一生辛勤攒下的钱在晚年这样花掉太可惜。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们安排好一切，向朋友邻居道了别，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然后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对老人是白人。
前不久报纸上又登了一个老妇人，一生很穷，洗衣为生，省吃俭用，没有受过教育。她攒下了十几万块钱，决定捐给学校。克林顿总统请她去白宫吃饭，她却没有去白宫的盘缠了。航空公司赶紧送她免费机票。她说她不习惯乘飞机，宁可坐火车。可是火车票买不到了。铁路公司的老板自己掏腰包特地为她加了一节车厢。这个老妇是个黑人。
最近，麦当劳在搞有奖促销，有人中了最高奖一百万美元，却把奖券寄给了田纳西州的一家儿童医院。这个奖的中奖几率是二亿分之一。中奖的人没有留下姓名。顺便我还得提一下这个医院，这家医院是治疗严重幼童疾病的，它的经济支撑主要就是依靠捐款，它对于生病的孩子，不论他是否有钱付费，一视同仁地给予治疗，甚至负担陪同的家长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开支。这个医院每年收到的大部分捐款都是在五十美元以下，都来自一般的普通人。
我想起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处处强调个人奋斗的社会，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尊重和宽容，而不是冷酷的争夺。当然，我早就说过，在美国什么人都有，其中不乏有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的人。但是，这并不是美国的基调。在美国，个人意愿和社会公德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社会公德心在这个“个人至上”的社会反而非常普遍。公共场所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安全可靠，公共秩序井井有条。来美国几年，不仅没有看到公共场所的争吵，甚至没有看到过争先恐后。刚从国内来的人，出去购物游览，在排队付钱，上车等等时候，都会让同行的家人或朋友不断关照，“等一等”，“别抢先”。我们在国内已经习惯了抢先，不抢先就上不了车，买不到票；在这儿是要互相谦让的，争先恐后让人侧目，因为这不尊重别人。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具体来说，要别人尊重自已，同时自己也首先要绝对尊重别人。
尊重个人和社会公德，这种极其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