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得到收获。“平权法案”给了所有的少数民族一个调整和提升的机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否则机会就会过去。
种族问题在美国是非常敏感的。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美国华裔作家写过一篇文章，把美国称为“自嘲国”，因为美国给一个外来的移民印象最深的就是整体气氛特别轻松，轻松到了别的国家都要指责它浅薄的地步。上到总统下到百姓，一开口总是先开玩笑，而且经常是拿自己开玩笑，所谓自嘲。但是，这位作家也马上就发现，这种情况是有例外的，那就是美国的少数民族不在其内。美国有很多笑星，每天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只敢嘲笑白人，一旦不小心走火嘲笑了一个黑人，或是拉丁裔亚裔，就很可能会搞得“吃不了兜着走”。弄不好还要打一场官司。
不仅如此，实际上，在美国的白人变成了两部分。一些人依然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发表他们的种族主义言论，但是，大势已去，他们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言论。其它的大多数白人，尤其是自由派的白人，他们不知不觉地为一个遥远的，似乎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共同祖先的“白人奴隶主”，在那里背负一个历史负担。他们绝对不敢在公开的场合谈到美国黑人所存在的问题，唯恐自己被叫做“种族主义者”。而美国的少数民族，包括黑人在内，也绝对不愿意在所有的种族都可以看到听到的公众论坛上，谈到自己的问题。生怕因此而更被别人“歧视”。这在美国，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循环”。越是不正视和纠正这些的弱点，问题越多，问题越多，也就更不敢去碰。不管怎么说，这只能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还没有能够“轻松”起来。但是，一个不敢反思反省，不敢正视自己弱点的种族，是不会真正健康强健起来，也不会真正受到尊重的。因此，在30多年后，当美国的黑人再一次举行“百万人大游行”的时候，这个集会表现了它特殊的意义。在美国，这是第一次，全国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集会，主题不是抗议白人和美国社会的不公平，而是面对和正视自己的问题。它要求黑人的成年男子参加，主题是“共度赎罪，和解和承担责任的神圣一天”。在集会上，黑人儿童的代表站在全美国民众的面前，向所有参加集会的和没有参加集会的黑人成年人呼吁，“停止毒品，停止犯罪，停止虐待”，给我们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尽管法拉肯长达几个小时的讲话有着不少逻辑混乱的地方，仍然用偏激的观点解释历史，尽管他的讲话，还是被许多人认为是在搞政治花样，试图提高声誉，但是，他毕竟清楚地向全美国的黑人表达了这样的信息：你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回到你们的社区，使它变得更好，更安全，把它变成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你们不要一味只是责怪白人如何如何，你们要从自己做起，承担责任，建立起自己的经营，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戒绝各种恶习，戒绝暴力和毒品，尊重“为我制造未来”的妻子。
这次集会，由于它的发起人法拉肯是一个出了名的反犹太民族的“种族主义者”，也是一个出了名的偏激言论者，因此大大削弱了这次集会所引起的反响，但我还是觉得，这是美国黑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事实上，奴隶制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种族的罪恶，只是在美国，在一个历史阶段，它恰与种族相连。当时，奴隶主基本上都是白人，奴隶基本上都是黑人。但是，在今天，把这种制度的罪恶过度地和种族相连，并不是合理的事情，哪怕是在有这种历史负担的美国。一些善良的美国白人年轻人中，很多人至今还有对印地安人和黑人的负罪感，和他们谈起来，他们比我还要不愿意提到黑人的“问题”，他们在潜意识里总觉得黑人的一切“问题”，都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白人造成的，我的朋友劳拉就是一个典型。也有一些人感到十分冤枉。比如我的朋友杰米，他就一肚子委屈地对我说过：“凭什么一说白人就说是奴隶主，我的祖先移民来的时候也是穷人，最穷的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确实曾经是出了名的穷），他们也是奴隶。再说，那些白人怎么买到的黑人，是他们的黑人奴隶主卖了他们！”他说的确实都是事实。我听了一名黑人主持人的谈论节目才知道，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自由身份的黑人蓄奴的。由此，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特定与某一种族相连的罪恶，但是，美国的历史却使得黑白双方都负担沉重。
作为一个有过被白人奴役历史的民族，终于能够抛开历史的心理负担，从重建自己的角度寻求在这个社会的平等和自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尽管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能够站到这个起点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我想到，曾经听过一位在这里移民几十年的华裔长者说，当初华裔美国人在这里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还是仰仗了黑人的民权运动。在今天，依然有一批黑人在思考平等和自由的问题时，走在华裔美国人的前头。我想起著名的现代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给她的学生提出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仔细想想，这真是很有意思。在考虑种族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人，不论他是哪一个族裔，似乎都可以先考虑一下安吉鲁的问题。
这次黑人大集会，整整一天美国首都华盛顿几乎都工作停顿，因为交通基本中断了。现在美国最著名的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讲了话，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也在大会上朗读了她的诗作。但是辛普森并没有出席，我想他没有出席的原因之一，是他自己也知道，即使在黑人中间，仍有很多人认为他是有罪的，他没有必要冒险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他还吃不准公众对他的反应。
另一个大家关心是否会出席集会的人物，是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就是掌实权的三军指挥官，黑人鲍威尔将军。这个时候，他是全美国调查下来声望最高的一个政界人物。美国人都在期望明年他出来竞选总统。民意调查说明，比起现在的克林顿总统，以及作为克林顿对手一些共和党领袖，鲍威尔在民众中的支持率都要高得多。民意调查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在黑人中，有更多的人支持克林顿，而在白人中间，却有更多的人支持这个黑人将军鲍威尔。最终，他没有出席这个颇受争议的法拉肯召集的黑人集会，他回避了。
因为这不是一个主流社会的集会，而且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集会。除了它的召集人使人感到不放心之外，还由于它提出要黑人男子参加，而被包括一些黑人学者在内的人们，斥之为“性别歧视”。一些自由派攻击它是保守的，但是一名保守派的谈论节目主持人，又因为他在电视播放的集会中，只看到一面国旗，而且是倒挂的，为此愤怒不已。可是，不论这个集会产生怎样的争议，这些人有权利站在这个广场上，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这就是美国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不仅是集会，连集会以后人头数得不对都不行。当华盛顿的公园管理局宣布他们估计集会人数为40万的时候，法拉肯还不干了，宣称要向法院控告，说是公园管理局有意低估了集会的人数，是种族主义。结果，当局只能采用可能找到的科学手段，尽可能精确地为他重新估算。最后算下来的结果大约是80万人左右，法拉肯因此又争回一口气来。
我又想起他站在台上，周围站着一圈保镖。这家伙可真是能说。法拉肯当然也知道，在这个国家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但是，看来他还是满喜欢这个国家。在集会上，他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说，只有美国，会让我站在这里，说出我想说的话来，虽然，你们也许并不喜欢我。你说，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写到这儿吧。谢谢你给我们寄来了小田田的画儿，画得好极了。
祝 好！
林达
第十五封信
卢兄：你好！
这些日子给你写了很多信，今天写完大概是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接下去我会很忙，不会再有那么多时间写信。希望你对我的这些信大致上感到满意，也希望这些信是基本上回答了你所提出的问题。来了这些年，常常很想念我的朋友们，一直因为没有抽出时间好好给大家写信，介绍一下大家很想了解的美国，感到很抱歉。这次给你写信，感觉得也是在给所有的朋友们写信，写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常常在我眼前浮现，我希望，他们对我的异国故事都会有兴趣。今天写完，我将大大的松一口气，总算是不愧对老朋友了。
写信的时候，我也时时都以感激的心情，想起我们在这里交往的一群年轻的美国新朋友。我写的故事很多都是他们的故事。他们不仅教会了我们逐步适应这里的生活，当我们站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感觉自己就象是掉到了月亮上，心里充满惶惑，惊慌和不解的时候，他们的友谊更是使我们逐渐感到平和，温暖和充实。他们使我们了解美国，并不仅是因为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美国情况，而是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们就是美国。
希望有一天你来到这里时，我能把他们介绍给你，但是，那时候，也许已经很难再找到他们，他们习惯于生活在不断的流动变化中，不断地谋生以及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搬得很勤，走的很远。我们知道，他们满怀希望地在走向不同的新天地，早晚会走出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会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些日子。没有他们，不会有我的这些信。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Mike Caplinger，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但是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才二十七岁。站在那里高高大大，体重是我的一倍。他非常聪明，学识渊博，不论我遇到什么问题，只要问到他，有问必答，而且总是充满了智慧。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日子。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和历史。他的聪明反而使得他十分困惑，因为他兴趣的范围太广泛，不知道自己到底选择什么才好。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在加油站找了个临时工作，使自己先能活下去，之后又换了别的工作，可是也都是体力活儿，挣得很少，常常跟我一样为钱不够而忧心忡忡。在他干得很苦的时候，我问过他，你父母对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感到很不安？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说，当然有一点，但是他们知道，是他们从小教育我，路要靠自己走出来。
Laura Cloninger是我的英语教师，她是义务教师。二十三岁。这种情况在美国非常普遍。在美国所有的博物馆，植物园，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医院等地方，都有大量的义务工作者。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最好有义务社会服务的经历，这样更容易被好的大学录取。在我们原来以为是“金钱至上”的美国，来了以后发现到处都有非常普遍的义务工作者，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义务的英语教师专门帮助新移民的。Laura和我上课的内容就象是“文化交流”，非常有意思。她的父亲很有钱，但是她也是一上大学就自己独立生活。她学的是法语，当她打算读研究生的时候，父亲告诉她，如果你一年能念下硕士来我就付学费。她只能拼命念，一年真的拿下了学位。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刚毕业就在一个小学找到了工作，专门教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孩子学英语。她很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她口袋里有一百美元的时候，她就去参加潜水训练班，打算以后去海里探险。她有五百美元的时候，就跑到终年积雪的滑雪场去学滑雪，第一天就摔断了胳膊。回来照样乐呵呵的，活的满开心。
Francis Michael是圣灵修道院的修士，他出生在大城市费城，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修道院，经过考虑决定留在这里生活。入修道院有一套程序，分为几个阶段，一边进行宗教教育和仪gui训练，一边也使新来的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每一个阶段结束时，你都可以重新作决定，是继续留下还是选择离开。Francis幽默开朗，聪明能干，我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很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么多不同的选择面前，偏偏选择留在一个清贫孤寂的地方，但是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了。他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过我们非常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很喜欢在有空的时候就去看看他，向他提出大量的问题，他也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提出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但是从来不主动向我们提到基督教。他使我们了解了美国的一个部分，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感到很陌生。
一想起Paul Holland，我耳边就会想起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笑得使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烦恼。他是在纽约长大的，在那里从大学的微生物专业毕业。但是他太喜欢大自然而又不喜欢有拘束的生活。所以他决心离开大城市并且当一个艺术家。在美国，一开始如果有一个人向我作自我介绍，说他是艺术家或是音乐家的话，我总是肃然起敬。后来马上就明白了，这个称号仅仅意味着他很穷。在纽约大家都说，如果天上掉下一个东西砸了什么人的脑袋，那么肯定砸到的是一个艺术家。Paul偏偏就选择了加入这么一个行列。此后他一直是卖一阵作品打一阵工，这几天又是他的低潮期，他的老破车又“死过去”了，但是他照样能发出同样的笑声。他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照样把哪些展销会最好卖的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别人，哪怕人家卖的是和他差不多的东西。他的这些信息有一阵真是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我们之间有过许多愉快的交谈，有一次谈到种族问题，他听说我们把自己称作“有色人种”，居然一脸天真的惊讶，伸出胳膊和我比比找不出有什么区别。他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说当然是黄色的，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一边笑一边高兴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算是黄种人，我就是绿的！
Salina Nelson是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喜欢大自然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来美国以后所学到的许多有关动物和植物的知识，一多半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她进大学的时候选的是与动物学有关的专业，上了几堂课以后，发现老师讲的东西她早就知道了，就转成了学人类学，而且因为发现“人”居然有那么多“品种”感到非常高兴。大学毕业以后，她和丈夫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奋斗的生活，几乎什么累活儿都干过。她在一个苗圃认真工作了三年，积累了实际经验之后，前年去一个风景优美非常清静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农场，专门种植不使用任何化学品的各种香料和鲜花，这是他们小俩口一直憧憬的理想，他们是非常坚定的环境保护者。曾经在几年里，我们一直分享他们的美丽憧憬，听他们描绘他们的蓝图。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们，他们还处在初创阶段，又苦又累，还借了债。今年这个小农场已经兴旺起来，她高高兴兴寄来了名片，在农场的名字后面认认真真地印着他们的理想：无化学品种植。
Bill Riddle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年轻人，梳一条长长的马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