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查官与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么，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的美国公民的权利。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审判是一场遵循规则的“法庭上的游戏”，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并没有任何贬义，因为对于他们，这仅仅意味着公正对待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处于“被告”这样一个倒霉的地位。最后犯罪事实是否能确认，还是要看检察官能否拿出充分的，足以说服普通老百姓的证据，陪审团即是老百姓的代表。
你的信中谈到，理论上能够理解的情况，在事实上是否就会遇到问题。更何况，我前面提到的是两个理想状态，即：罪犯被证实有罪，以及嫌疑犯被彻底洗清不白之冤。但是，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大量的非理想状态，就是案情是复杂的，判断是困难的。这也是辛普森案的意义。这个复杂的案件就是让所有的人面对一个困难的事实，看一看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论是不是仍然起作用，从理论所设计出来的司法制度是否起作用。
所以，我们再回到辛普森这个案子。在审判开始之前，大家都在紧张地等着看检察官会提出什么样的罪名指控，同时寻求什么样的刑罚。因为美国各个州对于各项罪名的确立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比如说，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误杀罪等，量刑标准当然也不同。我觉得，对于各种罪名的严格定义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记得在你寄来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好象叫“把羞耻当羞耻，把罪恶当罪恶”，历数种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情况，我当然都赞同。只是再进一步细究，在多元文化和时代大变迁之中，确有“耻”和“非耻”界限不清的情况，比如说同性恋，耻与非耻即使在美国也仍在争论不休。当然，这不是我提到的那篇文章的讨论范围。我想说的是，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有一个简单问题至少是可以先解决的，就是“把谋杀当谋杀”。这话听上去好象有点怪怪的，可是有时候也挺现实，比如说，你我都见过好多“被迫害致死”这样的词儿，你说那屈死的主儿不是想告也显得缺点条文，显得有点理亏吗？
再说辛普森，如果检察官提出的是“一级谋杀罪”的罪名指控，按照加利弗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你就一定要提出充分证据，不仅证明嫌疑犯杀了人，还必须证明他是预谋杀人。这是因为，陪审团最后作出的判断并不是“有罪”或是“无罪”，而是“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如果检方只提出一种指控，陪审团的判定就称为“全肯定或全否定”判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提出的只是“一级谋杀罪”指控，你又只能证明杀人而不能证明预谋，陪审团仍然会说，“一级谋杀罪的罪名不成立”，如果检察官没有提出其它指控，唯一的指控又被否定，案犯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于检察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技巧性的问题。如果提出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最后罪名成立的话，杀害了两条性命的罪犯就可以得到较重的处罚，比如说，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不准假释等。但同时，检察官的风险也大得多。如果提二级谋杀罪，即指控他是在争吵之类恼怒中，一时性起无法控制而杀了人，对于检察官来说，寻求“罪名成立”当然压力要小得多，但是，可以寻求的处罚也就轻得多了，不仅刑期较短，而且关一段时间之后案犯就可以设法申请假释了。这对于检察官来说，显然心有不甘。辛普森案的检察官经过再三推敲和权衡，终于对他提出两项一级谋杀罪指控，也就是说，指控他对于被害的两个人都是一级谋杀。
检察官的指控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他们提出，在夏天戴着皮手套，携带利刃（两人都是被利刃割断脖子而死），穿戴暗色衣帽（现场拣到一顶暗色帽子）以及在现场停放逃脱工具（指辛普森的汽车里发现血迹），这都说明他是有预谋的。当时，我听到检察官寻求的是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时候，觉得这个指控是有一些疑问的，或者说，检方这样做是有些担风险的。首先是非常偶然地出现在现场的那个年轻人，你很难说服陪审团，说是辛普森是“预谋”要杀他。其次，“如果辛普森是个预谋杀人犯的话，”当时我们所有的美国朋友都在开玩笑地说，“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想想看，在天天都可以在电视里看到好几个破案故事片的美国，哪一个打算逃脱的预谋杀人犯会用这种方法杀出一地血来，然后带回一大堆证据，撒得自己家里到处都是呢？如果是辛普森干的话，这种情况看上去更象是一种情绪失控的冲动。
另一个问题就是检察官是否要求死刑。在美国，各个州的法律不同，有些州根本就没有死刑。比如说，前年在纽约，有一名黑人在地铁里突然开枪滥杀，造成多名无辜旅客的伤亡。但是由于纽约州当时没有死刑，就只能判处多年监禁。不久之后，该州又恢复了死刑，但是这名罪犯已经不能重新改判了。辛普森案所发生的加利弗尼亚州是有死刑的，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检察官必须在审判之前就提出是否寻求死刑，而不是在被告确定有罪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这也给检察官的决定带来很大难度。因为在美国，是否应该有死刑这回事，一直是一个非常严肃争执久远的议题。有非常多的人反对死刑。
美国有许多人质疑死刑是否人道，是否能真正地遏止犯罪，同时，由死刑的问题还牵扯出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比如，判定死刑的界线，究竟那些人应该处死？社会是否有能力承担死刑犯的庞大上诉费用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要以法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谨慎的。即使处于死刑，也要允许犯人有充分的再三上诉的机会，因此，每个死刑犯在宣判到执行，其平均等候时间长达十年左右。还有大量的宗教教徒和民权活动人士在质疑死刑的道德问题。由于在宪法修正案的第八条里，规定法院对罪犯不得以残酷和异乎寻常的方法来惩罚，因此一度美国曾经考虑死刑是否违宪，并且曾在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布死刑为违宪。但是到1976年，又在“死刑必须很适当地执行”的前提下，重新作出接受死刑的决定。此后，各个州相继恢复死刑，今年三月七日纽约州州长所签署的死刑法，是美国第38个恢复死刑的州。但是，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已恢复死刑的州，在执行死刑法的时候都非常慎重。为了确保不错杀无辜，这些州的州政府都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律师团，专为死刑犯进行辩护和协助他们上诉。美国在1967到1977年之间，没有任何死刑案，此后到1993年，全国虽有2716名罪犯被判死刑，然而，真正执行的还不到三百名。也就是说，在26年中，美国只有不到三百名的罪犯被真正处死。而且关于死刑的讨论还仍在继续。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检察官必须考虑到，如果一开始就对辛普森这样一个曾经是黑人体育英雄的人寻求死刑，很可能就会使陪审员在考虑被告的“罪名成立”时，心理压力太大，从而“下不了手”。因此，最终检察官放弃了提出要求死刑，我想，应该说这是比较明智的。
当正式审判开始的时候，照例需要被告当着陪审团的面再回答一次，是否自认“罪名成立”。一般来说，被告都是简单回答“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辛普森不但一反预审时无精打采的摸样（预审时陪审团不在场），而且提足中气斩钉截铁地答道：“罪名百分之一百的绝对不成立！”这种出乎意外的夸张修辞，在法庭上可能是属于首创，其目的当然是一开头就给陪审团留个强烈印象。一时间，在法庭之外被大家传为笑柄。那些天你在美国到处可以听到大家在说“百分之百的绝对”如何如何。不管怎么说，随着被告的否认罪名，“世纪大审判”就这么开始了。
美国的审判过程中最冗长，也是最有味道的部分就是听证了。因为听证过程就是双方律师，也就是两支“运动队”的竞技对抗过程，先是由检方提供证据和证人，然后，由辩方提供证据和证人。一开始，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在法庭上最狼狈的人肯定应该是被告，结果发现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在美国的法庭上看到，最狼狈的其实不是被告而是证人。你会说，证人不就是提供证据吗？怎么会被搞得狼狈呢？这是因为，不论证人提供的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证据，不论他提供的证词是想说明被告有罪还是没罪，他都要在陪审团面前经受得住反对一方的诘问。在一个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双方的提问。不论是检方还是辩方，向证人提问都是最具技巧性的工作。如果你是检方的证人，那么，检方的提问一般是比较好应付的，但是，辩方的提问就完全有可能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反之亦然。
在美国的法庭上，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证据和证词，因此，任何证据都要经过反复推敲，检方所作出的血样化验报告，辩方都会提出要一份血样另请专家进行测试。证人的每一句话，也有可能被陪审团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因此，证词的可靠性，证人本身的可靠性，当然都在律师质疑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把美国法庭比作“运动场”的话，证人就是运动双方竞争和游戏的那只“球”。
在作证过程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提问。提什么问题，怎么提法都大有讲究。与证人观点一致的一方，必须通过提问和证人的回答，使一旁的陪审团相信证词是可靠的。而另一方，却恰恰相反，他必须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提出一些证人感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者让证人的回答出现矛盾，或者刺激证人的感情薄弱点，使证人在情绪激动时证词出现漏洞，甚至于直接对证人本身的信誉和可靠性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毫无法庭经验的证人当然很有可能被问得狼狈不堪。
但是，并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的。有些问题在“犯规”之列，是不准提出的。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不能问，全靠法官掌握。这个时候，法官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一方在向证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另一方是在不断对“问题”本身的犯规提抗议的。“抗议”一提出，法官马上要“吹哨”，宣布对这个“问题”本身是否通过。如果通过，证人可以回答，如果不通过，证人就必须拒绝回答。那么，什么问题是属于犯规的呢？最常见的是“与案情无关”的问题，比如说，证人本人的信誉和道德品质经常会受到质疑，这一类问题一提出，提供证人的一方肯定要“抗议”，以保护自己的证人，这时，全看法官判断了。如果法官判“与案情无关”，质疑就被半路堵回去了，证人就可以松口气，如果法官认为这一提问对鉴定证人本身的可靠性，以及对鉴定他证词的可靠性都有关，那么，证人就得倒抽一口冷气，好好准备应付一些咄咄逼人的问话了。
还有一些诱导性的问题也是不允许的，比如说，你不能先确定一个事实，问证人是不是这样。这也是犯规的。同一个问题，有时候从一个角度去问是可以的，而换一个角度问就犯规了。在美国的法庭上，是相当紧张的。提问的一方总是尽量提一些问题，诱使证人讲出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词，对方就几乎一直在对各种问题的提法提出“抗议”，法官就不断地在对每一个“抗议”作“通过”或“否决”的判定。一旦法官的判定出来，抗议一方可以再一次对法官的判定加以“抗议”，这时，法官再重复一次他的判定时，会简单讲出他作出判定的理由。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律师和法官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他们不仅要熟悉法律条文，还必须熟悉各种判例，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美国，前案的判例也是后案审判的依据。因此，律师在“抗议”时，常常提出某个法律条文或以前的某个判例作为依据，说明自己“抗议”得有理。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首先是要对这些条文判例都反应得过来，然后，还要马上从自己的熟悉的判例中找出自己反驳的理由。这时，抗议一方若是再不服，也只能“当场服从裁判”了。整个过程：提问，抗议，判定，再抗议，再判定及说明依据，都象是在运动场上激烈比赛中的裁决过程一样，一分钟或数分钟之内快速完成的。因为一切都“有规有矩”，绝对服从“裁判”的权威，所以非常顺畅和有秩序，很有节奏感。
在美国法庭上，最大的犯规莫过于“争执”了。法庭之所以能够这么有秩序，在陪审团面前“不准争执”的规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审理过程中，提问的一方是在与证人对话，“抗议”的一方是在与法官对话，检辩双方一般是相互不对话的。一旦出现他们之间的对话，通常带有“争执”意味，法官会在这样的“苗子”刚刚冒出来的时候就马上叫停，有时会立即判处罚款。这时，检查官和辩方律师只好当场掏出支票本先付罚款，200美元的罚款当场交出，“争执”消除，正常的程序再继续下去。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中，检辩双方都因为“争执”而被法官当场罚过款。
在向证人提问时，也绝对不允许“争执”。与证人的全部对话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出现。即使提问的一方发现证人明显是在那里说谎，他也不能直接对证人说，你这是说谎，因为这不仅已经不是“提问”，而且是一种“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提问者能够做的，就是以继续提问的方式戳穿证人的谎言。一般来说，都能够达到目的。何况证人出庭时都要宣誓说实话，说谎在理论上犯了伪证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有的律师也都有一套把肯定句变为疑问句的本事。
在辛普森这个案子中，最长的一个阶段是由检方提供证据证人，这一个阶段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几乎每天都进行。你在国内的相关报导中一定也看到了，情况对于这位足球明星显得非常不利。首先他提不出最重要的所谓“不在现场”的证明。案发当天晚上，妮可在十点钟左右给母亲打过一个电话，从这个电话到辛普森在自己家里接一名出租司机的电话，这段时间为45分钟。这是辛普森最关键和引起争议的一段时间。辛普森自己声称这段时间他是在家里独自睡觉，因此，提不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检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辛普森是否来得及在这段时间里完成所有动作。对于这一点，他们始终持有不同意见。辩护律师一直宣称，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是用刀，相对需要时间，而且他还必须来回于两个住宅之间。两个健康的成年人也不可能束手待毙，毫无搏斗，妮可也许由于是女性，显得弱一些，高德曼却是一个健壮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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