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美国宪法的那些人都经历过反英战争，他们无法轻易忘记，一个大权在握的国王如何夺走了人民的权利。他们还记得那些税法，和士兵们怎样在没有搜捕状的情况下，就搜查他们的家。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发现，政府太弱，就会没有法律和秩序。出于这些原因。他们对于新政府的建立给出一些很谨慎的思考，他们的这些思想在两百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在指导我们。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这些思想”。这是一些什么思想呢？它的关键就是分权。首先是从横向把政府的权力切成两个大的层次。也就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割开。当然，所有的国家都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层，没有什么稀罕的。但是在美国，这种分割是相当彻底的。也就是说，这些建立联邦政府的人，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大权独揽，并且把这种思想以立法的形式在宪法上确立下来。有一点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美国的执法非常认真，尤其是宪法，你会发现每一个字都是个顶个管用的。
结果，就造成了美国一开始就在各种政策上非常不统一的情况。它的形象因此也非常的不统一。比如在蓄奴的问题上，美国南方和北方很早开始就有着巨大的差异。美国的南方是传统的农业州，奴隶一直是农业低技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方以大工业为主，需要的是有技术的工人，经济背景的不同，形成的观念也不同。但是美国地方的高度自治，造成各行其事的情形。美国在废除奴隶制之前，南方的奴隶就一直往北方逃亡，100多年前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联邦立法不准蓄奴，但是，南方各州还是有种族隔离的地方法，更是造成大量黑人涌向北方的工业城市，远在民权法案取消种族隔离之前，黑人的民歌已经在唱着“甜蜜的家，芝加哥”。所以，当时的南北面貌是很不相同的。
总的来说，美国是地方自治权很大的一个国家。地方上的每一个官员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直接选上去的，和联邦政府毫不相干。州一级，甚至市一级的政府和头头，从来不必顾忌或者考虑中央政府或者总统对自己印象如何。相反的，他们总是很担心他们在选民中的形象怎么样，竭力要向他的选民表示，自己是顾及当地人的利益的。否则，下一届他铁定就选不上了。所以，在美国，中央和地方对着干的情况是从来就有的，所有的人也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他们之间也一直就习惯处于不断互相协调的状况。
所以，在美国，有时会出现一些对于我们来看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加利弗尼亚州政府控告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巨额赔偿。因为加州和墨西哥接界，从墨西哥天天都有大量非法移民跑进来，按照美国法律，不管是不是非法移民，有一些美国人认为是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必须向他们免费提供的，比如紧急医疗救助和青少年义务教育。这样，非法移民不仅为加州带来很多问题，还增加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加州政府就理直气壮地向法院控告联邦政府没有把边界守好，因为守国境线是联邦政府的事情。加州政府说，正是由于联邦政府没有把国境守住，才造成加州很多由非法移民问题造成的损失，因此，理所当然要联邦政府赔偿。
1964年，国会通过联邦的民权法，禁止在全国任何地方实行种族隔离。南方几个州非常恼怒，不仅因为当时的美国南方种族主义情绪还很强烈，而且，还因为州政府这一级认为，联邦这一立法是在侵犯南方各州的自治，首先是阿拉巴马州的州长带头冲出来不准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结果，肯尼迪总统派国民兵护送黑人学生上学。在南方的乔治亚州，也是我前面说的几个当年坚持种族隔离的州之一，州议会为了表示对于联邦政府的鄙视，就在自己的州通过立法，把当年南北战争时南军军旗的图案放到了州旗上，决定州旗的形式是他们的权力，联邦政府也无权干涉。 30多年之后，美国南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年站在校门口阻挡黑人学生的阿拉巴马州州长，已经垂垂老矣。他仍然记得出来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向公众道歉，尽管大家早已原谅了他。乔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已经有了黑人市长，这个城市也以它国际化的口号，得到了1996年的奥运会举办权。民主党的州长米勒觉得，这样一面历史原因造成的州旗实在有损于这个州在世界上的形象，提出修改。但是，这一提议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始终在那里反省。他们为这场内战的发生而感受的痛苦似乎越来越大。事实上，当时的这场战争，解放黑奴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原因，主要还是南方的要求更大的自治甚至分离。现在在美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炫耀北军的胜利，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首先认为，同胞之间的这场杀戳，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这是今天美国对于“内战”这个问题的基本共识。在今天的美国南方，不论持什么观点的人，也都尊重他们的前辈为自己的家乡和理想的献身，在南方，你到处可以看到纪念死于战争的南军战士的纪念碑，在亚特兰大著名的独石山公园，巨大的独石山上刻的就是南军将领的浮雕。当米勒州长提出改旗的时候，反对的人很多，但是种族的问题已经沉淀在底层，人们提出的理由是，南军军旗是南方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必要去改。最后，米勒州长自信寡不敌众，自动取消了提议。至今，这面州旗依然在那里飘扬。
今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更是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由于联合国大厦位于纽约市，市长为全世界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首脑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但是，在开场之前，纽约市长居然让人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袖阿拉法特给“请”出剧场去了。多年来，由于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中，美国政府一直站在以色列的一方，因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直把美国当做敌对一方，他们的游击活动也不乏放炸弹之类的暗杀活动，遇害的美国人也有不少。所以，西方世界在长期以来，一直是把阿拉法特和他的组织当做恐怖分子来看的。你知道，最近两年的中东和平进程，不仅当事的双方首脑在观念和行动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双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美国也成了促进和平的调解人。就在和平刚刚迈出第一步，一切关系都还不十分稳定的时候，大家当然都希望借相聚的机会加深相互关系，至少不要再出什么岔子。偏偏遇上个纽约市长“不信邪”。他说，我只知道阿拉法特是恐怖分子，杀了不少美国人，我这里的音乐会就是对他不欢迎。结果，就真的把他给“请”出去了。
对此，美国联邦政府搞外交的和总统克林顿真是气的七窍冒烟。但是，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任何依据可以对这位市长进行惩罚，他这样做并不违法。这是纽约市举行的音乐会，市长是主人，是在他管的地盘内，就连克林顿总统都是被邀请的客人。当然在这里是市长说了算。克林顿除了代表自己去道歉，他甚至都不能说他要代表纽约市道歉，因为他根本代表不了纽约市，他没有这个权。
美国除了权力的横向分割，宪法还把国家政府的权力从竖向切成三条。这是你早就知道的“三权分立”，也就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绝对独立。你知道，孟德斯鸠对三权分立有过系统的论述。美国在实行三权分立的时候，做得特别彻底。宪法的这样一种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其中某一分支的权力过大。因此，总是使得每一个分支的行动都必须受到其它分支的检验。比如说，国会作为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法案，总统作为行政机构可以表示不同意，并且行使他的否决权，国会如果坚持，就必须达到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立这个法。相反，总统提出的法案，也必须经过国会的投票，国会可以通过，也可以反对。而作为司法部分的最高法院，有权对总统和国会提出的任何法案进行审查，然后，它不仅有对法案的解释权，而且，有宣布这些法案是否违反宪法的权力。但是，最高法院本身又没有提出法案和立法的权力。这三个权力分支机构的这种状态，就是权力的平衡和制约。
以上谈到的是主要的制约方式，实际上还有许多其它的制约。比如美国国会就有权在充足理由的前提下，弹劾总统和大法官。没有一个人是选上就可以吃上定心丸的，就是在任期内，也不是一定保险的，国会议员也是一样。国会有专门设立的道德委员会。今年，美国国会的联邦预算委员会主席就因为性丑闻，受到道德委员会的追查，最后被迫辞职的。总统的一举一动也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克林顿总统有一只叫“袜子”的猫，这只“第一猫”受到许多美国人的喜爱，就有大量的人给“袜子”写信。美国总统由于是全民直选出来的，所以，历届总统都很注意和普通民众的关系。“袜子”当然最好是能给喜欢它的人写回信。由于回信的任务实在太重，白宫就专门有一个人是为“袜子”写回信的。结果，白宫这一举动马上受到了谴责，说“袜子”是总统家的私猫，怎么可以让一个拿纳税人的钱的公职人员为他回信。国会议员对于所有重大问题的立场，更是在美国民众的监督之下。美国国会的听证，除了一些外交国防秘密之外，一般都是公开的。而且，它对于各种问题的投票情况也是公开的。就是每一个议员对各种议题，投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都不能瞒着他的选民。国会议员们在国会发表的讲话，法律规定美国老百姓都有权向国会索取。另外，整个听证过程都由一个专门的电视频道现场转播。我们刚来的时候，发现这个频道很奇怪，常常在很晚的时候还在播国会听证，由于已是下班时间，国会议员们也都下班了，除了主持人和书记员几乎没有什么人听，一个议会大厅里空空荡荡的，那发言的议员照样在那里滔滔不绝。这是因为重大议题排满了白天的议事日程，如果议员对各类问题还有意见要发表，就只能排在晚上。但是，他并不是在白说，除了有记录在案，他的选民也可以在电视里知道他的态度。
当然，听起来是很理想化的蓝图，在要付诸实行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说美国在讨论宪法的时候，就遇到怎样确定各州代表的人数问题。在国会中代表一个州的议员的多寡，当然直接影响到投票争取该州利益的成败。在美国，当时大州和小州人数相差很大，如果按照人口比例决定议员的人数，小州的利益得不到体现；如果平均分摊，每州不论人数多寡都是一样的名额，大州又觉得吃亏了。一开始也是争执不休，最后他们终于达到妥协，同意美国的国会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的众议院以人口比例确定议员的数量，而它的参议院则不论州的大小，每州两名议员，以确认小州的利益也有保障。达成这样的妥协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历史把它称为“伟大的妥协”。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习惯把一种胜利冠以“伟大”，却很少把一个妥协加上这样的形容词，但是美国人真是非常感激他们前辈的这一次妥协，这种妥协是需要高度的理性精神，智慧和道德力量的。他们达成妥协，才有了美国宪法和实行宪法的可能性，你不能不称它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这样的进步正是从妥协开始的。真正的历史进步往往始于妥协，如果互不妥协，可以使历史也随之一起僵持很多年。如果一方以强力压服另一方，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未必就是一种真正的历史进步。
美国宪法的文本，200多年来没有作过一字修改，它的基本内容非常稳定。它所增加的内容都是以“修正案”的形式补充进去的，权利法案就是整个宪法修正案的前十条。对于修正案的增加美国国会也非常谨慎。从1789年以来，尽管曾经有三千多条修正案被提出，但是，至今为止，美国国会只通过了26条宪法修正案。
如果你要真正了解美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美国是个非常松散的国家。你有时候会发现它有许多相互矛盾提法和做法，这是因为它分权的结果。当初建立这个制度的人，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效果。美国人大概除了保护宪法是一致的，别的几乎没有什么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在外交上，美国也常常表现得变化和矛盾，因为美国的民众在变化，总统和国会也常有不同意见。美国国会要通过什么决议，总统是根本管不了的。
美国总统自己也经常必须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表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必须说一些美国民众认为他必须“表态”的话，否则他就太得罪选民，这是很危险的。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个美国青少年在新加坡探亲时违法，被当地法院判“打屁股”。了解下来这种刑罚出手很重，会留下终生不退的伤痕，受刑时也很痛苦。由于这个闯了祸的家伙还不是成年人，这种判决对于美国文化也实在太离谱，因此，有大量的美国人对这种判决不能接受。于是克林顿总统也因此向新加坡政府提出改变判决的要求。当时，我问我的好朋友迈克是什么看法，他聪明的眼睛里露出笑意，反问道，“林达，你如果在美国犯了罪，美国法律会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而对你另眼相看吗？”我说这当然不会。“那么，我们的总统凭什么要新加坡法律对一个美国人区别对待呢？”这个逻辑是很简单，那么，是克林顿总统不懂这个道理吗？你可别忘了，他是律师出身。可是他自己再怎么想都没用，他只能去表这个态，别无选择，他必须在选民面前交代得过去。
在美国，总统是总统，国会是国会，总统不邀请，国会的议长也不能自己就跑到白宫去。总统接受国会邀请去国会大厦发表一场演说，也是难得发生的事情。总统有总统的意见，国会有国会的意见，总统四年选一次，众议员两年选一次，参议员六年选一次，轮着大换班。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组合的国会也有不同的意见，不要说什么对外政策，对内一个预算方案谈不拢，政府照样关门。
相信今年美国的“政府关门”，你也一定马上就知道了。因为它的驻外使馆和领事馆全都不发签证了。政府是一个执行机构，它的运作需要钱。但是，支出的预算方案，也要经过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个互相制约的批准程序。如果总统不同意国会的预算，国会也不同意总统的白宫提出的预算，麻烦就开始了。如果国会能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强行通过，总统也只好按着国会预算用钱，可是这一次，国会又无法弄到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于是就造成了僵持。僵持阶段政府拿不到钱，于是，除了万分必要的政府机构之外，其余的就都关掉了。关门时期刚好遇上圣诞节，白宫的圣诞树，国家不管付电费了，总统得用自己的薪水来照管这棵“天下第一树”。不管这对于另一个国家看起来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对于美国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当任的总统再要面子也没有办法。问题是，这种状态别人不习惯，美国人自己却已经很习惯了，完全一副“饱经风霜”，“处变不惊”的样子。200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谁也不当一回事。美国人从来不担心他们的总统和国会意见不一致会出什么乱子，相反，如果总统和国会的意见一直都没有分歧，美国人可就要不放心了。但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