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对美作战是赞同还是反对”的话，回答必定是“反对”。
对此，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次官山本五十六、军务局长井上成美以事实进行了力争。昭和14年1 月，平沼内阁成立后不久，板垣陆军大臣提出了加强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的方案，并将其作为国策的重要一项而上呈内阁会议。这一方案为后来建立军事同盟埋下了伏线。于是，米内光政坚决反对，而陆军大臣则顽固坚持，出现了陆海军严重对立的局面。在内阁会议上，双方争论达70余次，其间，社会上曾流传说米内、山本被暗杀，并为之引起一时的骚动。就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米内、山本等寸步不让，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同年8 月即1939年。，德国突然摇身一变，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为此，平沼内阁大丢面子，被迫辞职，阴云似乎暂时被驱散了。
米内、山本、井上三人极力反对的真正理由是，如果同德国缔结同盟或进行协商，不久将有诱发日美战争的危险。如果日本一旦卷入对美作战的漩涡，则是相当危险的，也是日本海军难以忍受的。因此，无论从国策上还是战略上考虑，都必须反对与德国缔结同盟。米内、山本经过8 个多月的旗帜鲜明的反对，阻止了加强日德协定提案的进一步升级，暂时将日本从陷阱中拯救了出来。
继短命的阿部、米内内阁之后，紧接着，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了（ 昭和15年7月） 。不久，日德意三国同盟案又粉墨登场了。这一次，提案者一开始就提出了缔结军事同盟，同时也估计到，美国站在英国的一边，参战的可能性很大。这一次，军事同盟诱发日美战争的危险将比前一次要大得多。近卫首相预计海军对此必然会坚决反对，因此持乐观态度。殊料，海军当局最初表示沉默，接着开始倾向赞成。
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次官丰田贞次郎、军务局长冈敬纯一派和一年前米内、山本、井上一派在这个问题上有完全不同的考虑。丰田向近卫坦率地说明了海军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作为海军，内心深处是反对三国同盟的。但是，如果海军仍旧一味地坚持反对意见，则为国内政治形势所不允许，因此，不得不赞成（ 略） 。但是，海军仍缺乏同美国作战的信心……”（ 摘自《近卫手记》）
换言之，此时，海军当局已经失掉了同外界势力相抗衡的勇气；同时，也缺乏控制内部少数少壮派的能力。因此，最后终于屈从了内外势力的压力。在昭和15年9月的决定帝国国策的关键时刻，米内是预备役，山本作为舰队司令长官在吴港。虽然山本参加了最后的会议，但是，由于发言被制止，他便愤然离会归舰了，军令部不得不走上妥协退让的道路。
后来，三国军事同盟建立起来了，危机在一步一步地加深。目光短浅、不知内情的群众，就象在街头上抬着神轿子齐声欢呼一样为即将发生的战争喝采。对这种现象，内阁置若罔闻。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但是，人们仍然认为，只有日美交涉才是拯救这一危机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松冈外相出于名利之心，对未经他手而进行的日美交涉表现了极其冷淡的态度，但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却积极支持这一日美交涉，因而，开始了野村和赫尔的会谈。东条当时的忧虑是，由于中日战争爆发，日本正在竭尽全力地应付战局，如果再发生对美作战，对日本则是非常不利的。出自这种考虑，东条才对日美交涉采取了积极赞成的态度。但是，就是这位东条，从8月份开始，突然转变了态度，由赞同渐渐地转向反对。东条之所以这样做，是有种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已经不能够统治年轻的军官了。
因此，日美交涉的前景突然变得黯淡了。交涉的成功与否是直接同和与战相联系的。不幸的是，在这关键时刻占据海军宝座的是一年前赞成缔结三国同盟的那三个人，虽然缔结三国同盟对于导致日美战争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间接的，但是，日美交涉的成败对于战争的爆发却在起着直接的作用。事态越来越严重了。既然对日美战争没有把握，那么，海军当局就应该明确地阐明，主张继续进行日美交涉以及对美作战无把握的态度。
（四）海军避而不作肯定回答的真象——陆军等待海军明确的答复
在这关键的时刻，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一派采取的是和上述的赞同三国同盟一脉相承的方针。人没有变，而事态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昭和16年10月12日召开的荻窪会议是决定是否开战的一次重大会议，近卫首相在海军的拥护下曾一度表示愿意回避战争。
就在会议召开的当天早晨，及川派冈敬纯军务局长到近卫官邸事先向近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海军不希望交涉破裂（ 当时日美交涉正在进行） ，就是说，要尽量避免战争。然而，作为海军，这个意思不能明说，关于这一点，在今天的会议上将由海军大臣向您述说，至于和与战，全由首相一人决定，因此，事先让您了解一下。
就这样，在下午召开的五位大臣的会议上，海军大臣首先发言，内容如下：
“海军希望把和与战的决定权交给首相一人。如果以和为方针，就应该坚持到底，也就是说，即便作出一点让步也一定要坚持推行对美交涉的方针。如果交涉了一半或交涉了两、三个月以后，认为行不通而转和为战的话，将会给海军带来困难。如果要打，现在就应该当机立断。最后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如果不打算开战，务必请首相下决心以交涉到底为原则，坚决地进行下去。”
这番话不是来自速记，而是出自《近卫手记》和军令部总长永野的话，内容肯定是确切无误的。
现在，当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回味这一段讲话时，读者恐怕会认为，当时海军大臣是出于不希望战争，而希望使日美交涉继续下去这一意图而发言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缺乏这种勇气，即勇敢地再向前走一步，不，再走半步，明确地讲明：“完全应该将对美交涉进行到底”、“应该回避对美战争”呢？实际上，近卫首相也满怀着期望，希望日美和谈能够成功，对美作战能够避免，只是个人缺乏当机立断的勇气。他是唯一的一位掌握全局能够对和与战作出决定的显赫人物，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其原因之一是怕追查最高领导者的责任。同时，要想从公卿近卫家族的血统中寻求这种勇气，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对近卫来说，他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海军，他希望海军能够进一步讲明“一定要坚持推行对美交涉的方针，即使作出一点让步，也要使日美和谈成功”这一观点。使日美交涉能够达成协议的条件之一，就是日本从中国本土撤军。关于这个问题，当时陆军部里的一部分人也提出了要洗净已经陷入泥谭的双脚，从中国本土撤兵现在正是时机这一看法。所以，对于日本来说，促使日美交涉成功的外交可获一箭双雕的效果。首相把成功地实现日美交涉的希望寄托于海军的发言，但是，海军始终避免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
其实，希望海军能够公开讲明“应该回避对美作战”的不仅仅只是近卫首相一人，就连陆军部某些引人注目的人物，内心也在暗暗地期待着海军能够公开否定对美作战这一决策。东条英机早已归天了，现在已经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证词了，因此，无法来证实一下当年陆军是否曾有这种想法。事实上，就是陆军方面，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即刻挑起对美作战。东条曾问过近卫：“海军大臣为什么不清楚地阐明他们反对对美作战的观点呢？”另外，军务局长武藤曾经去询问过海军的真实意图。这并不是一种姿态，可以说这是去寻求一条最后解决问题的渠道。
如果是对苏作战，因为主要战斗责任由陆军承担，所以，行还是不行，陆军自己是可以决定的（ 事实上也不能作最终决定） 。美英是世界上两大海军国，尤其是把美国作为敌对国，肯定将是海军之间的战争，能否取胜，陆军是很难预料的。当时（ 昭和16年夏季） 曾有两位陆军军官认真地向我问道：“海军对美作战真的会有胜利的希望吗？”——这两人中的一人就是松村中将（ 当时是大佐） 。
事实上，在军部中，主战者也并不是占压倒的多数，少数有见识的军官对日美战争的前途一直是忧虑的，就是东条英机，对无条件地进入战争也曾犹豫不决。不过，事到如今，战争的病菌已经侵入了大多数人的肌体，陆军对自己点燃的战火只好自己再去煽风，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让熊熊蔓延的火焰烧遍自己的全身，他们又怎么能够亲自扑灭这场烈火呢？
日本军队中以下克上的作法是颇有名气的。当时的形势已经发展到对战争如痴如狂的地步。那些战争狂热分子认为，如果觉得重庆太遥远，就把矛头指向苏联，如果认为出击苏联有危险，可以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土地上燃起战火。总之，战争狂们不把炮口对准世界上某一地方是决不罢休的。面对里里外外到处弥漫的战争气氛，陆军认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实力上来看，采取“和平的方针”已经是断然不可能的了。
在此，还应提及一下，即陆军方面是希望海军能公开说明“海军对美作战胸中无数”这一观点的。然而，海军没有这样做。如果海军表明对美作战没有希望，想必陆军方面不会不相信。很明显，这样做有可能回避这场失败的战争，而海军也不会承担多大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海军公然以“海军无力打赢战争”为理由，并以此理由去扑灭战争狂热分子点燃起来的战争烈火，则是比较容易的事情，这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若将此作为避免恐怖战争的一个手段，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设想。
可是，海军却采取了“不能明说”的立场。问题很简单，是谁挑起了“满州事变”？是谁扩大了“日中事变”？是谁迫不及待地要求缔结三国同盟条约？是谁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是谁把日美交涉说成是“媚外外交”？又是谁得意洋洋地唆使大批学者、评论家、作家大写而特写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与美英不共戴天”、“屈辱外交”等等，煽起了国民的战争情绪呢？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的人把身体藏到了自己点燃的战火后面，而企图把战争的火盆一古脑儿全部扣到海军头上，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无论多么自鸣得意的谋略也应该有个分寸。要想扑灭狂热的战争之火，首先应该由陆军去干，而海军的方针是，决不干置身于烈火中蒙受损失的蠢事。
（五）天皇陛下也寄希望于海军——山本权兵卫恼怒于九泉之下
如前所述，对外制造战争危机，在国内煽风点火，掀起战争狂热的责任在陆军一边，这是舆论界一致的看法。然而，这并不是说海军方面全然没有责任。早先发生的干涉统帅权问题、五·一五事件都曾是引起危机的导火线，而且，海军还违背自己的意志，在缔结三国同盟条约方面助了陆军一臂之力。进入昭和16年以来，海军支持少壮派“应该讨伐英美”这一谬论，也都是事实，只不过没有达到陆军那种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已。相比之下，沽名钓誉的学者、一部分评论家煽动性的文章，亦难逃其应有的罪责。海军的责任仅仅在于应该同丧失自尊心的政治家们进行最大程度的力争，如果将“反战妥协”的一切责任都推到海军身上，就未免太不公平了。
昭和16年秋，军令部的部长们劝及川海军大臣说：“你就坦率地说一说和美国作战没有把握可以吗？”针对这一劝说，及川的回答是：“我现在并没有说号称无敌舰队的帝国海军不能与美国交战而必须让步啊！我们怎么能够忍受海军是怯弱无能的这种指责呀？如果这样的话，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海军不是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吗？”
事情就是这样。对及川海军大臣确实有应该同情体谅的一面，然而，与海军的利益相比，国家利益则更为重要，显然，这种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被忽视。这样说也许过于刻薄。
正是由于海军的懦弱，才导致日本在昭和16年时屈服于美国——如果当时的历史是这样写的话，对帝国海军来说则是抹不掉的污点，海军当局中的多数确实是难以忍受的。尽管后期历史已公正地证明海军的这种软弱是正确的。但是，昭和16年的历史却是由军部中的御用文人和帮闲记者们写的，正确的舆论被压制下去了，可以想象到他们当时是会怎样大写而特写海军的所谓软弱以及对美屈从的了。
当时，战争的狂热如同风暴一样越刮越凶猛，和平的大门摇摇欲坠，汽车满载着导致亡国的炸药不断地顺着三宅坂的半坡急驰而下，就当时而言，要想制止这一风暴，无论是什么力量也是不可能的了。
眼下，就连天皇陛下，哪怕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也很难制止这场猛烈的战争风暴了。关于天皇曾企图避免对美作战、祈求和平解决的说法，在战后所见的大量的记载上得到了证实，这一努力未能成功，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在昭和16年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天皇曾高声咏诵着明治大帝的和平之歌“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世间为何要起风波”，以此来暗示要采取和平的方针，但对军人来说，这简直如同耳边风。相反，这次会议却为战争作了准备，人们似乎看到，一个“幕府”正在形成。
虽说已具有“幕府”的势力，但陆军有一件无能为力的事情，那就是海战。因为“幕府”是没有军舰的。据说，为了准备在战争中能够自由地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日本陆军甚至也设计了小型航空母舰，但是，若以此同美国进行海战，那真是异想天开。所以，如果海军说声“不行”，陆军就只好退下来。如果海军说与美国开战“胸中无数”，那么陆军也未必就敢说：“非干不行，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军令部总长永野曾经说过：“日本能够支撑两年，但以后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于是，好战的人们便断言说：“如果在两年内能大获全胜，美国人的战斗意志肯定会被挫伤。即使美国人不屈服，那么所谓两年后的情况不明，实际上可以视为一场赌博，而战争本身就是赌博，干吧！”
永野的“两年”之说显然是不确切的，它被人们批评为不科学的说法，也就是说，永野的说法过于乐观了。就美国人的民族意识以及其发达的生产力而言，两年之后，美国的发展将会更加惊人。而陆军对此却是难以作出正确的预料的。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除了海军说声“不行”之外，其他任何人也无法制止满载炸弹行驶在三宅坂道路上的卡车。天皇也好，有识之士也好，对此都无能为力，除了希望海军说声“不行”之外，毫无他法，只能在霞关的红砖房中空喊所谓救国。令人叹息的是，默认取代了海军“不行”这一明朗的回答。
关于这一点，值得深切回忆的是联合舰队的建设者山本权兵卫大将（ 四次任海军大臣，两次担任首相） 的勇气。
明治33年即1900年。山县内阁时代，陆军在得到出兵厦门的应允之后，召开了寻求山本海军大臣谅解的会议。在外相官邸，首相山县、参谋总长大山、陆军大臣桂、外相青木等出席了会议。首先，由陆军大臣桂说明出兵的理由和经过。桂刚一开口，就立即遭到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的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