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虽然从战术而言，松山之战还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国军在松山取得的胜利确实是十分及时、十分辉煌的，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并不为过。
松山战役的另一个效果，是使得参战的国民党官兵直观地感受到：只要和美国人在一起，手里就能有先进的武器、战场上就有充足的弹药、天空中有招之即来的飞机、地面上有压倒对手的大炮；只要获得了美国人的支持，部队的装备就能比日军更加优良。因此，只要国军的表现不让美国朋友失望，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1944年的滇缅前线，比任何“精神训话”更有说服力的，是成百上千辆的美国汽车，是那些道奇、福特、司蒂倍克、奇姆西、威力斯……以及那些卡车上装载着的枪支弹药、机器设备、汽油柴油、药品食物、牛奶咖啡巧克力、羊毛毯子牛肉罐头……当各式各样新奇的、先进的物资装备源源不断地从境外运进来，堆积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就仿佛有一种无声的语言不容置疑地告诉大家——只要拥有了美国这个盟友，这场战争，中国赢定了。
我们能赢，这没问题。可是，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才会认输？大家却没有把握。
松山战役，日本军人用他们的顽强和死亡，给获胜的对手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其实，驻守松山的第56师团并不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的士兵大多是入伍时间不长的“乙类补充兵”，并且，松山阵地也没有真正被包围，始终有一条通道可以撤往缅甸方向。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个月的时间里，以一敌十的松山守备队硬是打到全军覆没也没有弃阵逃跑，这给参战的国军官兵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在这以前，中国战场上都是日军攻、国军守，现在终于轮到国军主动攻击了，可一仗下来，大家却发现日本人的防守竟然比他们的进攻更加可怕。腾冲和龙陵只不过是西部边陲的两个不起眼的小城镇，如果收复这一小块国土就需要耗费如此长的时间、承受如此巨大的伤亡，那么，要消灭全部日寇、实现“打到鸭绿江”收复全部国土的目标，战争还将持续多久？还需要牺牲多少人？
在当时，蔡智诚和身边的战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比较得到公认的观点是：“少则五年、多则十年，拼光我们这一代人、干掉日本的全部男人，这场战争才能够结束”。
于是，刚刚踏上战场的蔡智诚就开始预测自己还能生存多久。他觉得自己不大可能活到抗战胜利，只是希望可以坚持到反攻武汉——如果能够看到大哥蔡智明牺牲的地方被国军收复，自己就死而无憾了。
不管战争还要持续多久，当兵的只要敢于牺牲就行了，可当官的却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的战法。
松山战役之后，针对日军防御战术的特点，国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观摩研讨活动，一时间，各战区都派了高级军官到松山阵地参观考察。军委会的初衷本来是希望大家认真研究“攻克阵地”的办法，有意思的是，这些黄埔系的军官们到阵地上看了半天，进攻的新方法没有想出来，却被鬼子的坚固工事吸引住了，觉得大开眼界，纷纷认为自己掌握了“防御的精髓”。
只可惜，这个防御的本事学到手的时间太晚了一点，因为，此时的日军已经没有能力再做进攻了，所以直到日本投降，“松山经验”也没能在抗战中派上用场。
（不过，这却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在后来的内战中，许多国军将领总是惦记着“松山经验”，遇到两军交锋，动不动就扎起马步、埋头修工事，一门心思地想表演“松山第二”，结果却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机动能力，不是被共军围点打援、就是被各个击破，很少能够守出一点名堂来，真是丢尽了日本师傅的脸——当然，这是后话了）
上级军官考察业务，轮不到蔡智诚这样的小兵操心，他的任务是接待来访的民间团体。
松山战役之后，云贵川社会各界组织了大批慰问团到前线劳军。一般情况下，军方不允许这些团体越过惠通桥进入松山，原因是战区里还有许多未清除的地雷和未清理完毕的尸体，无法保证民间人士的安全。
于是，热情的人们就跑到部队营房的门口。握手拥抱拍照片、献花献匾献锦旗、敲锣打鼓放鞭炮、送烟送酒送火腿。
第八军当时正在云南保山休整。蔡智诚每天穿着崭新的军服、站在军营的门口，看到中国人就说“你好”、遇见外国人就说“哈罗”，然后再把国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背诵一遍。
慰问团里比较活跃的人物，或者是白发苍苍的名士乡绅、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太太小姐，他们对文质彬彬的蔡智诚的印象十分不错。听完学生兵讲述的战斗故事，白发苍苍激动得胡子直翘，纷纷挥毫疾书，“高歌慷慨赴疆场，壮士弯弓射虎狼”，“三山五岳擎天柱，万古千秋不世名”……而那些如花似玉们则纷纷要求合影留念，于是，蔡智诚每天都要对着镁光灯摆弄十几次造型——镜头里，他手中端着喷火枪，面前摆着汽油罐，一大帮浓装艳抹的旗袍女人依偎在前后左右，真是飒爽英姿、莺歌燕舞，既威武又风流。
慰问团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军队里象你这样的学生兵多不多？”，蔡智诚总是回答：“有很多，现在他们都执行任务去了”。可他心里知道，营房里别说学生兵，就连壮丁兵也没剩下多少，经过一场松山血战，103师几乎被打残，三个团都成了空架子。
营房里人员稀少，医院里却人满为患，所以遇到空闲的时候，蔡智诚就去看望伤员。
陈永思团长在病床上躺着，精神却很好。一颗子弹把他的肚子打了个对穿，却没有伤到什么重要器官，算起来运气真不错。
有一次，蔡智诚说到松山日军的顽强精神让人畏惧，陈团长却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兵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死，松山守备部队之所以始终没有撤退，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为会有援军来救援。过去，我们在上海湖北湖南与日军交战，周围哪怕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他们也会拼命赶过来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队伍，他就不害怕、死缠着和你打。可这次却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没见一兵一卒来帮忙，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顶不住，硬是把他们丢下了！我给你说，这样的事情只要多出现一两次，军心就懈了，再不会有部队愿意死拼死守，照这样下去，小日本距离最后完蛋也就不远了！”
“人在江湖上闯荡最怕什么？怕没有朋友”，陈永思接着说：“军队在战场上拼杀最怕什么？怕没有友军协作。敌人再凶狠也不可怕，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和他们对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彼此间不信任，互相算计、见死不救，这样的话，仗还没有开打就先泄了气，拳头捏不紧，终究会被别人掰断了手指头……”
事后想来，陈团长的这番话显然是有感而发，只不过在当时，新兵蔡智诚还没有这个体会罢了。
在医院，蔡智诚找到了罗烟杆。
罗烟杆的脸上中了一枪。子弹从耳朵旁边打进去、又从嘴巴里面飞出来，枪弹进去的时候撕掉了半边耳廓，出来的时候扯掉了一块嘴唇，搞得罗烟杆破了相。不过，这个伤势虽然会使得他今后吃饭喝汤、或者娶媳妇相亲出现重大困难，却不影响他当兵打仗，所以，罗烟杆伤愈之后，还必须继续扛枪上前线。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普通士兵并没有正规的档案，所以伤兵痊愈之后也许回到原部队、也许就不回去了。一般情况下，受过伤的老兵具有战斗经验，各个部队都是抢着要的。
医院的门口摆着好几张桌子，各路人马都在那里招揽老兵。有的喊：“到这里画押啦！见面发一个月军饷！”，有的嚷嚷：“伤兵补助！当场兑现！”……就象吆喝买卖的一样。
第八军的部队中，只有荣誉第一师的经费最为充足，既不拖欠军饷、也能兑现伤兵抚恤，他们的桌子上码放着一摞摞的钞票，十分具有诱惑力，引得有些伤员伤口还没有痊愈就跑去领钱了。103师没有那么多现钱，军饷是“分期付款”的、战伤补助也需要用实物替代，所以时常可以看见一些出院的伤兵背着半麻袋大米沿街叫卖，活象个二道贩子。最惨的是82师，要啥没啥，他们的办事人员只好扯着嗓子乱许愿：“老兵归队，官升一级！”，咋呼了老半天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投奔他们。
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按道理，只要穿上二尺半就应该领军饷，只要在战场上受了伤就可以得到抚恤金，可事实上却做不到这样。不同等级的国军部队有不同的拨款标准，杂牌部队的经费似乎永远也不够用，在这些部队服役，伤愈之后能够继续扛枪打仗的军人还勉强可以挣到几个钱，而那些因伤致残、无法复役的伤兵就惨了。
后方医院的旁边有一些低矮破烂的平房，那里被称做“陆军某医院某某组”，里面住的全都是伤残的荣军。
这些荣军伤员的“标准装束”就是一件病号服——那时候的“病号服”并不是现在电影里演的“竖条纹的两件套”，而是一条薄薄的棉毛毯，中间挖三个洞，把脑袋和胳膊伸进去就成了一件“无袖披肩”，在病号服的胸口位置用小布条缝着一个红十字，表示该病员是一位光荣的伤兵——无论其腿部是否有残疾，荣军的胳臂底下永远都夹着一根三角拐杖，那是他们的标志也是他们的武器。伤兵闹事的时候，满大街的拐杖如林，再加上“老子们早就不想活了！”的叫骂声，的确是气氛悲壮、声势慑人。
说起来，这些伤残荣军真是既可怜又可恨。可怜的是，他们住在潮湿阴冷的土屋里，医院方面除了按日子送去一点糙米、隔几周去喷洒一遍消毒药水，就没有人理睬他们了。这些伤兵与原先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抚恤费和军饷都没有着落，他们的生活难以自理，手脚伤残的人连洗衣服做饭都很成问题，有的人躺在床上什么时候死掉了都不知道……可恨的是，这些人却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无辜的平民身上，经常祸害老百姓，不是偷鸡摸狗、就是调戏妇女。有的伤兵手里拿着瓶红药水守在路边，看见有人经过就撞上去，瓶子一掉地，就说人家“打翻了贵重药品”，非要赔偿多少多少钱不可，说不通就开打，还嚷嚷着“要不是老子们在前方卖命，哪里有你们的太平日子！”，老百姓对他们真是避之不及。
说起来，管理正规、服务周到的荣军医院也是有的，比如昆明的陆军总医院。那里窗明几净、设备完善，男医生女护士来往穿梭、细心周到，社会各界的慰问团络绎不绝，就连蒋宋美龄女士也多次造访、问寒问暖。不过，那个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要具备一定的资历和资格，起码要立过战功、有勋章的军人才行。
勋章这东西，有的人打了一辈子仗也没有见到过，可蔡智诚刚上阵不久就弄到了一枚。
十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第八军要从保山转到陆良去休整，蔡智诚就想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转投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谁都知道，国军的部队是“后来居上”，越晚筹建的越吃香，地方老牌部队不如中央军、先前的中央军又比不上“驻印军”和“远征军”，而现在的这个“青年军”号称是“太子军”，无论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高人一等，更加是嫡系中的嫡系。
于是，蔡智诚就跑到军部去找王光炜，请他兑现当初的诺言。
王上校这时已经升为了少将，一颗金星照得面孔神采奕奕，见了小蔡，王少将乐滋滋地说：“别急别急，想去青年军那还不简单么？先等着参加表彰大会，把你的勋章领到手再说”……一席话，搞得蔡新兵又惊又喜。
松山战役，第八军大出风头，所以中央政府除了奖励“大功锦旗”，还要给表现优异的参战人员授勋。
第八军共有四个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头一个是军长何绍周，另外三个是荣1师荣3团团长赵发毕、82师244团的营长谢梦熊（已阵亡），再就是王光炜。
要知道，这“青天白日勋章”可不一般，它是中华民国最高荣誉勋章，相当于古时候的“免死金牌”，从1929年到现在总共只颁发了209枚（001号的得主是张学良，209号由陈水扁发给了李杰）。“青天白日”不分等级，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授予师级以下军官，除了马歇尔、史迪威这样的老外，在驻印军和远征军中，能得到这种勋章的都是孙立人、戴安澜和宋希濂之类的人物。王光炜的这枚“青天白日”是130号，从编号上看，比胡宗南、杜聿明、蒋宋美龄等猛人还要早一些。
有趣的是，王光炜此时并没有在第八军担任职务，严格的说，他还属于贵州的遵义师管区，根本不是第八军的人。所以何绍周军长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只好把他写成是“309团代理团长”，可这么一来，以后介绍松山战斗的材料就出现了混乱，在有的文章里，309团在战场上同时出现了团长和代理团长，让人莫名其妙；有的文章又把王光炜说成是“103师补1团团长”，其实103师哪里有什么补1团，补1团在遵义，王光炜是跑到松山前线临时客串“前敌指挥”的，可惜这个“前敌指挥”的差事又被李弥副军长中途收回去了，王团长也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
同样“不伦不类”的还有蔡智诚，这位大学生也是自己跑来“客串”喷火兵的。王光炜觉得不能亏待了自己的小兄弟，决定也给他弄枚勋章挂一挂，可填写材料的时候却又犯了难——军衔填成什么？说他是个小兵吧，好象太委屈了一点，说他是个军官吧，又没有任何凭据。想来想去，最后写了个“技术准尉”，正好介于官和兵的中间。
这份请功材料给蔡智诚带来了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虽然比不上“青天白日”和“宝鼎勋章”，但仍然算得上是很高的荣誉，毕竟，当时的国军官兵中能得到这种奖励的人并不多。
奖章一时半会的还不能到手，要等到召开表彰大会的时候才能颁发。这当然无关紧要，大家依然很高兴。
最高兴的莫过于王光炜了，得了“青天白日”、又荣升为少将，103师师长的位置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王少将虽然一再叮嘱大家“不许胡说”，但终究还是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
这时候，有传闻说，第八军的某位首脑将要调任昆明警备司令——底下的军官们普遍猜测那一定是李副军长，因为李弥是云南人，由他出任云南省会的警备司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在云南这个地界，地方大权掌握在龙云手里，军队调派控制在杜聿明手上，所谓“警备司令”根本是有名无实，远没有在部队担任主官来得痛快——以李弥的性格，如果到了那个位置上，一定是够难受的。
蔡智诚暂时留在了103师，他在营房里盼望着自己的勋章，同时也等待着新任师长王光炜的到来。
谁晓得，等到11月份，忽然从军部传来消息，调任昆明警备司令的居然是何绍周，李弥升任第八军军长。这么一来，王光炜的师长职务就泡汤了。
12月初，盼望已久的授勋表彰大会终于召开了，即将离任的何绍周军长在昆明给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