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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共双方早已对谈判破裂的结果有所准备，并且都做了下一步的打算。当时，国民党方面参加和谈的主要是同意“无条件投降”的张治中派以及主张“有条件投降”的李宗仁派，而在没有参加谈判的派别中，蒋介石和阎锡山等死硬派的态度是既不投降也不合作，可何应钦派则表示愿意建立联合政府、主张“有条件的合作”，这样的立场虽然与共产党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但毕竟可以作为分化瓦解的重要目标，因此，何应钦也就成了当时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
被伞兵带到新海连的这些个国大代表都属于何系的人物。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与其让他们留在解放区接受革命教育，倒不如送回国统区发挥统战作用更有意义一些。于是，从4月18日这天起，蔡智诚们的身份就从“和平起义的参加者”变成了“访问解放区的客人”。当天，他们出席了伞兵起义的祝捷大会，观礼了伞三团发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毛泽东主席很快回复了贺电），并且还观看了由地区文工团表演的歌剧《白毛女》。
对陈丽君来讲，《白毛女》的剧情显然比伞兵起义的意义重大得多。她在看戏的时候就哭了个稀哩哗啦，回到住所之后又拽着几位立法院的国大代表讨说法。
“你说你说，那喜儿有多可怜呀，你们为什么要帮着黄世仁？”
“由法理而论，欠债还钱……”，张志韩被这喜儿的粉丝纠缠得无可奈何：“当然，若以民情而言，地租是过重了些……这个这个，值得检讨……”
“检讨，检讨，谁耐烦你们检讨。反正黄世仁祸害了喜儿，大春就要来报仇！”蛋蛋女士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俨然成了劳苦大众的代表。
蔡智诚当然也很同情杨白劳一家，但他却把更多的心思放到了伞兵的事情上。
在伞三团祝捷大会的会场，蔡智诚听见团部连的两位军官在谈话。一个说：“在船上的时候，我以为你肯定是个共产党呢，原来不是的呀”，另一个回答：“哈哈，当时我还以为你才是共产党呢”……事实上，参加中字102号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总共还不到十个人，所谓“船上有五百名共产党”的消息完全是虚张声势的说法。
从技术上讲，伞三团起义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三点。一是巧妙利用LST型坦克登陆舰的构造，把绝大多数官兵封锁在了船舱里；二是事先调走思想比较顽固的监察人员，从而顺利地掌握了甲板和舰桥的控制权；三是布设疑阵、虚张声势，摧毁了其他人的意志。当伞兵团长刘农畯、军械所长陈家懋和中校团附李贵田等高级军官突然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宣称船上还隐蔽着大量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各级部下立刻在震惊之中陷入了相互猜疑，从而无法再采取有效的抵抗措施。
在祝捷大会上，刘农畯把自己的成功经验讲得头头是道，但蔡智诚却不以为然。他觉得有些事情仅仅靠刘农畯的团长职权是难以办到的，比如把伞兵军械所和伞三团安排在同一条船上，比如把政工人员调离部队……这些举措如果没得到伞兵司令部的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这位督察官出身的前国军中校的心里总是怀疑事情的背后还另有文章。
——蔡智诚当时的怀疑其实不无道理。
中共地下组织策反国民党伞兵的计划是从49年初开始实施的。当时，陈家懋的主要策反对象是伞兵司令张绪滋（陈与张是同乡，并且还当过他的副官），而地下党的主要力量大都集中在了伞兵第二团，所以当伞兵部队由上海转运福建的时候，起初的计划是让一、三团先走，把二团和军械所留在最后。可问题是伞二团团长赵位靖的思想十分顽固，并且对部队的控制又非常严，地下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运作机会，而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伞三团团长刘农畯却通过在“中法高级职校”（上海机械专科学院）工作的弟弟刘振武与共产党方面取得了联系。
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他的叔父刘惊涛是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被反动地主杀害了。刘团长的这段背景在当时并不是秘密，伞三团中的邵阳籍军官全都知道，就连蔡智诚也有所耳闻，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官员与共产党有历史关系的人非常多，甚至有许多人原本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所以大家并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中共地下组织事先显然也没有想到刘农畯能够有反蒋起义的觉悟，等得到消息之后才匆忙往伞三团调集力量，不仅人数很少，时间也比较晚了。
好在伞三团的情况比较特殊。48年，伞兵主力一直在前线作战，而第三团却是由刘农畯在后方新建起来的。这个团虽然没有打过仗，但人员都经过精心挑选，三个营长有两个是湖南邵阳人，团部军需、副官、文书以及直属连的军官不是团长的亲戚就是团长的同学或者同乡。这个“小圈子”力量非常稳固，事实也证明，它在中字102号的起义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祝捷大会上，“小圈子”的成员们显得比较兴奋，这原本无可厚非，但他们过于张狂的表现却引起了其他一些官兵的反感，许多人觉得自己既得不到共产党的信任也和团长拉不上关系，因此就显得特别失落，甚至萌生了去意。不过，刘农畯本人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亲信几乎都不会跳伞，要想成为“新中国伞兵的基干”，就非得留住一些“圈子”外的骨干不可。
当然也有人来找过蔡智诚，希望他能重返军旅承担起传授技能的重任，但蔡专员却拒绝了，他表示：“干伞兵第一要有忠诚、第二要有空军、第三才是技术。这第一个要件我没有，第二个要件共产党没有，光有技术又能起什么作用？再说了，训练伞兵比训练空军要容易得多，如果共产党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空军，那他们组建伞兵就更不成问题，所以有没有我这样的人都是无所谓的……”。听了这些话，来人也就没有再做更多的劝解。
自从接到了即将返回国统区的通知，天后宫里的人们就开始收拾行装。由于不清楚具体的行程安排，许多人对如何处理随身物品感到一筹莫展，张志韩先生携带了大量的书籍和古董，这些东西想丢掉太可惜、想出售没有人要，可自己又搬不动，急得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屋子里乱转。反倒是蔡智诚两口子显得十分轻松，他们的布匹棉纱都已经捐献给修铁路的群众了，这时候不仅得到了政府的表扬，而且还落得个毫无负担、悠闲自在。
从新海连解放区去到国统区的行程可以选择陆路或者海路，但这两种办法却都是困难重重——从陆路走就必须穿越战线，而当时的国共双方正在长江两岸对垒，几十个男女老少想要突破这道天堑根本就无法想象；走海路也不容易，江浙外海被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封锁着，先前装备着机枪大炮的伞兵都被路过的军舰吓得半死，一帮国大代表若是从解放区偷渡出去，恐怕还没看到国统区的影子就被轰到海底去了。
想来想去，大家都觉得前途莫测。陈丽君索性跑去找警备司令：“老黑，你准备派多少军队保护我们？”
经过“挨骂事件”之后，蛋蛋女士已经和那位黑脸司令成了十分亲热的朋友，可人家却依然不愿意透露军情秘密，只是笑着回答：“莫担心，准保稳妥就是”
司令员的态度很有把握，但大家的心里却十分忐忑。
4月20日清早，林祥虬船长带着大副、二副等一帮“中字102”的船员也来到天后宫，一个个焦头烂额、疲惫不堪。问过以后才知道，原来昨天下午，国民政府在得知伞兵三团已经起义的消息之后，立刻派空军进行报复，“中字102”在连云港码头吃了好几颗炸弹，挣扎着向新浦方向转移，最后好不容易在蔷薇河里冲滩搁浅，这才隐蔽了起来。听说此事，国大家眷们顿时更加慌乱：“哎呀，地上有长江，海上有军舰，现在天上又来了飞机，这回可是寸步难行了”
谁知道，白天还认为是“寸步难行”，可天黑之后就接到了出发的命令。
晚上，几辆卡车把蔡智诚他们拉到了连云港。特区社会部的苏羽部长给大家发放了标注有姓名、身份和携带物品的证明文书，并且还发了一张“土改证”（家乡解放后可以凭此证参加土地改革）。在码头上，苏部长对即将远行的人们发表了讲话：“今天在这里送各位启程，祝大家一路顺风，也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能够为结束战争多做贡献。只要各位为人民尽心尽力，我们还会见面的，人民政府必将感谢你们；但如果选择与人民作对，我们也会见面，人民军队必将消灭你们——请记住，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
1949年4月20日深夜，蔡智诚等人乘坐一艘木制帆船离开了连云港。经过近五个小时的漂泊之后，终于在外海登上了由大连驶往香港的苏联“远东号”客轮——至此，原本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们这才明白了此次行程的具体安排。
“远东号”的船员显然已经在事前接到了通知，并且很清楚这几十位乘客的身份。一上船，蔡智诚们就被集中在了水手舱里，不能随意走动，周围除了一群大鼻子俄国佬就再也见不到中国人。大家对船上的情况无从了解，对外界的事情也毫无所知，只好闷闷地蜷卧在铺位上，吃了睡、睡了吃。
离开了解放区，原本阍阍噩噩的国大代表们也逐渐活跃起来，吃饱睡足之后就开始发表各自的政见。有的说：“共产党推行全民动员，其战争潜力似已耗尽”，有的说：“国府若能及时借鉴共党的经济高压手段，市场秩序的恢复尚有一搏”，还有的表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未可预期之前，确有国共合作之必要，组建联合政府实为上上之选……”
讨论来讨论去，大家的结论是应该尽快到广州向行政院长何应钦进言：一要扩充军队，二要筹集物资，三要广纳人才。有人有粮有枪，才有周旋下去的本钱。
国大代表高谈阔论，蔡智诚却默默无言。张志韩先生似乎意犹未尽，非要他表态不可：“老弟，你是打过仗的，讲讲对共军的看法”
“别的情况说不好，但我相信苏羽的那句话”，蔡智诚轻声回答：“无论如何，我们和共军是会再见面的”。
4月24日中午，“远东号”停靠香港。
重返“自由世界”的人们欣喜若狂，张志韩等人从走下跳板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讨论应该如何为这次“逃生之旅”庆祝一番。可惜，刚没过一会儿，这喜悦的热情就被一盆冷水彻底扑灭了。
码头上人来人往，面色惊恐不安，报童们东奔西走，举着“号外”高声叫卖。随手拿过一张来，那报纸的头条赫然刊登着两段醒目的标题——
昨晚首都失守，共军攻克南京！
今早太原城破，五百完人自焚！
……
太快了！这是蔡智诚的第一个反应——20日登船时，渡江战役尚未爆发，几天之后下船，解放军就已经占领了南京。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上海、西安、武汉、长沙、福州、广州……还会有多少次城破，还要有多少人自焚？
此刻的国大代表们早已经顾不上庆贺什么“死里逃生”了。他们分成了几摊，各自与自己的家人讨论着今后的前途，有的打算去广州寻找出路，有的准备留在香港坐观时局。但蔡智诚这时已不再愿意理会他们，牵着妻子的手，小两口信步走上了香港的街头。
“先生，我们要去哪里呀？”
蔡智诚没有回答。
隔了好久，他才悠然说道：“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时的桃树应该开花了吧”
“嗯，开花了”
“那么，我们回家看桃花去，你说好不好？”
……
妻子紧搂住爱人的臂膀，高兴地笑了起来。
后记
“蒲公英”的故事讲完了，但有些人物的命运还没有交代清楚。有朋友希望看到水落石出，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补个后记吧。
在得知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之后，乘坐“远东号”的四十多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的去了台湾，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张志韩先生依然追随何应钦和刘建群，后来他以执教为业，曾经担任过台湾大学教授和东吴大学的教务长，致力研究“考试监察制度”，并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
大约在蔡智诚他们离开香港之后的一个月，伞三团副团长姜键、二营营长杨鹤立以及十多个连营级军官也到了香江。他们是根据共产党“去留自便”的原则离开解放区的，杨鹤立等人转道去了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姜键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50年去了台湾，接着就被枪毙了。姜键被判处死刑的名义是“叛国罪”，直接原因是他49年4月在伞兵致西柏坡的“致敬电”上签了名，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台湾正处于“肃奸防谍”的高潮，从国防部到各基层单位的“赤色疑犯”都遭到了严厉地处分，姜键自然也就在劫难逃。
伞兵司令张绪滋也受到了牵连。他被撤了职、还被关了几天，幸亏有朋友说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后就到美国去了。通常情况下，高级军官退伍的时候应该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费和养老费，但张少将却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他到德州以后只能在商铺里帮人打工，日子过得非常窘迫。不过，张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常以“宗国强”（中国强）的名字在华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伞兵三团约有一半人（一千二百人）加入了解放军，其中大部分改行当炮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最终能够成为伞兵的并不多。团长刘农畯先后担任过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旅长王建青）参谋长，空军陆战师（师长朱云谦）参谋长、副师长，55年授上校军衔。1961年，解放军第15军整体转建空降兵，空军陆战师编入15军第43师，刘农畯至此退役，63年获“三级解放勋章”并担任了湖南体委副主任，1976年去世。
离开香港之后，蔡智诚没有重归国民党的阵营。他和妻子乘飞机赴昆明并辗转回到了遵义。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解放川黔大地，在挺进贵州的第17军第49师（师长汪家道，政委况玉纯）的队列中有一名遵义籍的女战士，她就是蔡家的小妹妹蔡智兰……解放后，蔡智诚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投身于电力建设事业，退休时已成为颇有建树的工程技术专家。虽然在文革中屡受冲击，但他最终还是得以恢复名誉，并在安详之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对于自己的人生，蔡老先生的评价是：“亦祸亦福，非福非祸”。
能够补充的事情就是这样了。当然，有朋友希望我能讲得再多一些，至少把蔡家的人物经历全都写清楚，并且要写到文革以后……对此，我只好请求原谅。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那些花儿》。我想，蔡家小院里静静开放的那些兰草是花儿、桃花是花儿，而漫天飞过的蒲公英也应该是一种花吧。
当初选择“蒲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