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诚是打着“为民众筹办粮食”的旗号、于48年12月15日离开宿县解放区的，跟他一起南行的除了那位稀哩糊涂的秦老头、还有十几个来自各个村庄的青壮年农民。这些憨厚淳朴的乡下汉子对外表儒雅庄重的“教书先生”深信不疑，他们成群结队地跑到区公所、豪气万丈地拍着胸脯替“蔡老师”担保作证，结果愣是帮这个国民党中校搞到了通过战区封锁线的路条。
在那个时候，从宿县到五河口可以沿着沱河走水路、也可以走陆路的“灵五大道”（灵璧至五河），但这两条线路在当时都需要穿越战场，所以大家只好远走泗东和泗南（今江苏省的泗洪县），绕了个很大的圈子才又转了过来，因此也就多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事实上，蔡智诚虽然在村民的面前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他先前对秦老头说的“在五河有亲戚，能够买到便宜粮食”的承诺倒并不全是假话——在那个他自己从没有去过的五河县里，确实有一家他从没有见过面的“拜把子亲戚”。
事情是这样的。蔡智诚的妻子名叫陈丽君，娘家是贵州安顺的药材大户。还是在清朝同治年间的时候，陈家的长辈在行伍之中结交了一位姓冯的拜把兄弟，两个人打“长毛”弄了一大笔银子，然后就离开淮军各自去开药行，陈家在贵州设起了门面、冯家在安徽也立起了柜台，打出的旗号全都是“自选川广云贵地道药材，密制丸散膏丹汤剂饮片”。因为是歃血为盟的结义弟兄，所以陈家的买卖有冯家的股份、冯家的生意也有陈家的权额，双方平日里从不相互盘查，只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各自把帐本和利润给对方送去。虽然两家的运气盛衰有所不同——陈家的药铺扩大到了贵州全省，冯家的店面却被战乱折腾得只剩下五河县的一间——但祖上的规矩还是依然保留着，几代传人亲密无间、彼此关照，就如同真正的亲戚一样。
蔡智诚以前只是听人说起过五河口药铺的事情，他自己并没有见过妻子娘家的“结义亲戚”，但冯家人却显然早已对蔡小伙子有所耳闻，个个都知道他是“陈家小姐从昆明兵营里追回来的毛脚姑爷”，所以一听说这位贵州女婿想在五河县购买粮食，立刻全都热情地张罗起来。
但这事情其实并不好办。五河口虽然是淮北粮食的集散地，可现在却紧挨着战场。镇子内外挤满了各地的难民，全都是来搞粮食的，而国民党军队也在这个时候实施了军事戒严，他们以武力控制住整个市场，强行霸占了大小粮号的水陆仓库，严格限制老百姓的粮食采购。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在夜里划着小船到河岔深处的偏僻村落去零打碎敲，今天找回来三斗谷子、明天弄回来两筐稻米，折腾了七八天也没能把秦老汉他们的粮袋子装满。
出于安全的考虑，来自解放区的民夫白天很少出门，全都躲在药铺的厢房里避人耳目。冯家有一台美国造的卡达特牌（KADETTE）四管收音机，那话匣子白天黑夜一直开着，演完戏剧说相声、唱完歌曲念广告，叮呤咚咙叽哩哇啦的响个不停。秦老汉和他的伙伴从早到晚呆在屋子里有吃有喝有烟抽，每天守着这稀奇古怪的洋玩意儿逗乐，倒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
1949年阳历1月1日的下午，收音机里的娱乐节目忽然停止了，所有的电台全都同时播放蒋介石总统发布的《元旦文告》，老蒋在话匣子里头说：
一年以来，戡乱军事逆转，政府未能达到卫国救民的职责，而国家民族的危机反而更加严重，现在，和战祸福的关键已不在于政府，“国人对政府的片面希望”也已经难以达成。“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老蒋表示，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愿意开诚相见，与之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并且提出“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因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切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的最低生活水准……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秦老汉们听了半天也没有弄明白总统说的是什么，于是就向蔡先生请教这“文告”的意思，蔡智诚回答说：“蒋介石提出停战建议，他想和共产党谈判了”
屋里的人们立刻开心地跳了起来：“老蒋认输了！这下子不用打仗了，咱们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谈判好，还是谈判好，内战太作孽，死了那么多人，真是比打小日本还惨呀”
……
蔡智诚当然也为眼前的“和平曙光”而感到欣喜，但他却并没有其他人那样的乐观。经过了这么多年，国民政府终于公开承认了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上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交出了政治上的主导权，蒋介石也没有把共产党再称为“共匪”，这多少说明总统先生的和平倡议还是具有几分诚意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文告中提出的那几条和谈的前提——维护宪政，确保国体，继续法统，保存军队，民生自由——这些条件在一年之前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可现在已经被人家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了再发出如此呼吁，共产党恐怕是不肯答应的。
“不管怎么样，和平的信号总算是发出来了，双方应该会暂且收兵、至少象征性地停火一阵吧”，蔡智诚一相情愿地这么想。
也许是受了“和平文告”的影响，原本谨小慎微秦老汉们也变得胆大了许多。第二天一大早，趁蔡智诚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居然成群结对地跑出去买粮食，而且公然在码头上就和别人讨价还价起来，结果被国军的执法队用一根绳子全都捆了去，连累着冯家的长子也被关进了大牢。
惊闻噩耗，冯家人全都慌了神。蔡智诚急忙带着冯老掌柜赶往兵营。
说起来，蔡智诚其实并不愿意和驻军打交道。在五河县的这些日子里，虽然早已经知道当地的部队就是39军103师，但他却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底细、也没有向上级报告过自己的行踪。他原本的打算是等办完了粮食的事情就悄悄溜回贵州老家去，最好不要惊动任何人，但事到如今，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给冯家老小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他也只好改变韬光养晦的低调做派、出头露面去找门路。
五河县的粮行大多集中在顺河街、中兴街和大中市附近，这一带属于39军兵站的管辖范围。所谓的“执法队”其实就是兵站的警卫连，但“执法官”的权力却大得不得了，按照《军事戒严法》的规定，警备部队执掌维护秩序的职能，可以对妨碍军务的人犯随行处置，想抓就抓想杀就杀，就象阎王爷一样。这时候，39军103师正在五河县实行军粮统购，各粮店的老板全都被押到兵站当人质，执法队又在大街小巷抓了不少搞“走私”的贩子，于是乎，场院内外到处是绳索、铁链和木头囚笼，搞得兵站简直成了个监狱，哭爹叫娘、鸣冤喊屈、求情告饶的声音响成了一团。
执法队长的办公室就是办案的大堂，法官老爷高坐在堂上喝酒吃螃蟹，对点头哈腰的平民百姓根本懒得瞧上一眼。五河螃蟹的个头大、营养高、味道很好，曾经被朱元璋皇帝赞誉为“天下极品”，冬季里的螃蟹就更加难得，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得上的。可执法队的这位上尉长官却不象个品尝美味的材料，他的嘴唇缺了半边，喝酒的时候滴汤漏水、吃肉的时候掉粉落渣，好好的一堆螃蟹被他啃得乱七八糟，完全是暴殄天物。大堂下的老百姓在这位豁嘴老爷的面前战战兢兢，但蔡智诚却觉得这家伙的相貌有些儿面熟，他试探着喊了一声“罗烟杆！”，结果，那小子立刻放下酒杯抬起头：“啊——是谁喊我？”
五河兵站执法队的这位队长还真是松山战斗中给蔡智诚当助手的那个贵州老兵。
抗战胜利之后，罗烟杆一直就留在103师。说起来，黔军杂牌103师的战斗力其实很一般，但它的运气却好得出奇。解放战争期间，这支部队先后受辖于李弥兵团、侯镜如兵团和李延年兵团，隶属过华东剿总、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参加过全面进攻、重点进攻、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去过胶东的烟台、锦州的葫芦岛和塘沽天津卫，甚至还搞过两栖作战、从许世友的手里抢占过渤海湾上的长山列岛……国民党“五大主力”被共军歼灭的时候103师全都在边上，可次次都让它给逃脱了，这伙人马从北边折腾到南边，一直搞到49年10月在广东三水举行起义，最后被编入了解放军第4兵团的14军（李成芳部），并于1950年由云南进藏——扳起指头数一数，打满内战全场却没有遭到过重创的国民党军部队，好象还真只有他们这蝎子拉屎的独一份。
所谓千年的妖怪万年的精，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先前的“王牌”全部死翘翘了，二流的货色也就升格为了一流的宝贝。49年元旦期间，103师正在安徽蚌埠一线实施“攻势防御”，这时候的他们全套美式装备，是李延年兵团的绝对主力，而当初的那个不招人待见的老兵油子罗烟杆，如今也俨然成了军需处的上尉连长。
熟人见了面，事情自然好办。蔡智诚把情况给罗烟杆一说，这位执法队长立刻十分爽快地答应放人：“大水冲了龙王庙，蔡四爷的朋友需要粮食，尽管从我这里拿！”，并且还十分热情地建议说：“程副军长也在五河口，你要不要见他一见？”
罗烟杆提到的程鹏是贵州毕节人，当时正担任39军副军长兼103师师长（后升任军长，逃往台湾），抗战期间，程鹏是103师307团的团长，曾经与王光炜、陈永思和蔡智诚一起在松山打过仗，彼此间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但蔡智诚在这时候却没有他乡遇故知的兴致，他一边敷衍说：“军座的公务太繁忙，改天再去打扰……”，一边赶紧领着冯家人和秦老汉们开溜了。
蔡智诚不愿意在战场附近接触当官的朋友，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重返军队。五河口兵站的凶神恶煞的国军官兵和那些失魂落魄的老百姓们使他想起了解放区支前军民的踊跃和热情，国共双方的巨大差距如此清晰地摆在面前，蔡智诚根本就不希望自己和这场战争再有任何的牵连。
但是，他不去招惹别人，别人却会主动上门叨扰。
第二天上午，两辆吉普车忽啦啦地开到冯家药铺的门外，前面带路的是上尉连长罗烟杆，后面跟着103师副师长曾元三（贵州铜仁人，后任103师师长，49年10月率部起义）和师参谋长牟龙光（贵州遵义人，49年起义），几位老乡一进屋子就大声地嚷嚷：“蔡老弟啊，到五河了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虽说战事很紧张，但接风酒还是应该喝一杯的嘛……”
曾副师长此番登门的目的是要带蔡中校到蚌埠的39军军部去开会，蔡智诚当然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盛情邀请”，他连连推脱、死活也不肯去。
“走吧走吧！谷正纲部长亲自点了你的大名。我们39军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叔常（谷正纲的字）先生的话总不能不听吧……”
于是乎，蔡智诚的“回家计划”只好泡汤，他逃过了共党的盘查，却终究没能逃出乡党的罗网，最后只得在一帮亲朋故旧的引领下悻悻然地坐上了开往蚌埠的军车——但这个场景却让躲在厢房里的秦老汉们惊得目瞪口呆，那些本分老实的乡下百姓怎么也想不明白：给桑树治病的小蔡先生怎么会和国民党的军官们混得如此亲热。
临出发的时候，蔡智诚再三叮嘱一定要照顾好那十几位宿县的民夫，“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罗烟杆当即爽快地保证：“蔡四爷的恩人就是我罗某的恩人，豁出性命也是要帮忙的”——这罗某人的誓言并没有落空。两天之后，他亲自把民夫们送过了封锁线，但就在返回的途中，该“执法队长”遇上了江淮军区的游击队（孙传家部），头一粒子弹就把这家伙给打死了。
1949年元月4号，蔡智诚跟着103师的一帮人抵达了距离五河口六十多公里远的蚌埠市。
蚌埠原本是第8绥靖区（夏威）的所在地，驻扎有桂系46军（谭何易部）。淮海战役期间，商丘的第4绥靖区（刘汝明兵团）和海州的第9绥靖区（李延年兵团）相继“转进”到这里，再加上从徐州“转进”而来的刘峙司令长官部，这座小小的城市顿时就变成了大兵营。当时，39军的军部设在蚌埠六安街（今建国路）的“汇中烟厂”，这个工厂的主打产品是“真善美”牌香烟，名字十分好听，但国民党的军官们抽着这个玩意的时候却显得愁眉苦脸，丝毫也感觉不出“善”和“美”的味道来。
（顺便说一句：蚌埠解放后，“汇中烟厂”与解放军三野的“东海烟厂”合并，“真善美”烟卷从此改名为“渡江”牌）
投入淮海战场的39军隶属于李延年第6兵团，下辖103师、147师和91师。其中91师和147师都是48年以后新组建的队伍，只有103师还保存着抗战时期的基本实力。蔡智诚赶到39军军部的时候，国民党的“中央慰问团”正在蚌埠前线视察，慰问团的团长是社会部长谷正纲，副团长是南京市长滕杰，另外还有个头衔为“孔圣奉祭官”的“衍圣公”孔德成。
在国民党的官场中，“谷氏三杰”是相当有名的，老大谷正伦、老三谷正纲和老四谷正鼎，同胞三兄弟同为“中常委”，政坛上除了陈门两兄弟、蒋家两公子、宋氏三姐妹之外还没有哪一家能更出其右。这谷正纲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双料高材生，当年的考试成绩比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学厉害得太多，可如今，这位理学博士却在政治形势面前傻了眼，声嘶力竭了老半天，啥道理也讲不出来。
还真是没道理可讲。
1949年元旦，蒋介石总统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呼吁发出了好几天，共产党那边没有反应、世界各国也不见表态——这也难怪，战争或者和平都是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总要容领袖们好好地想一想。
想想就想想，但战场上的局势却让国军将士琢磨不透——华北那边，林彪困住了北平和天津，可他只在外面敲打却不开始攻城；华中这边，刘伯承和陈毅堵住了杜聿明，可他们只是围着喊话却没有痛下杀手；就连蚌埠这里也透着蹊跷，隔着淮河大桥，每天都能看到解放军在对面河岸上晃来晃去，可他们既不朝前冲也不往回撤，就这么对峙着——这可真让大伙犯了难。说不打吧，自己是人家砧板上的肉，谁知道共军是不是在调整布署、养精蓄锐，万一等别人攒足了力气再剁你一刀，到时候连哭都来不及；要说开打吧，上级已经在呼吁和平了，别说是打不赢，就算是打赢了也逃脱不了“破坏和谈”的干系，弄不好国共两党全都拿你来出气，到时候跑到哪里都要挨枪毙……因此所以，如此这般，平津那边只能干耗着、陈官庄这边只能干等着、蚌埠这里只能干看着，大家都在听候共军的消息，都在心里嘀咕着：“共产党会不会放我们一马？”
共产党那边到底是什么打算还不知道，可国民党这边却已经有人发话了。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副长官程潜和张轸联名呼吁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