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有他的理由，只是这样却让熊绶春显得有点蠢，好象这位黄埔军校的熊中将和宿县职校的彭先生是同一个水平，都不懂得如何躲炸弹似的。而且他也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两个没有跟着军部一起突围？
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观点，说熊绶春和梁岱两人当时正准备组织起义，连计划都拟好了，只是还没来得及下命令……这其实并不大可能。熊绶春是江西人，梁岱则是粤军出身，他们到第14军任职的时间都不长，不象谷炳奎等人是从当连长时就从这支部队混起的，所以别说是熊、梁已经被撤职，即便是他们正掌权的时候也很难把这帮尽是湖南人、贵州人的队伍带出去搞起义。
如果按照马甲我的推测，熊、梁二人不参加军部的突围或许是故意的，只不过梁岱留下来是打算投降、而熊绶春却是准备等死。至于熊绶春是被炮弹炸死的、长枪打死的、还是用左轮自尽的，谁也说不清楚。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把老熊的尸体刨出来看一下，但这个办法却已经行不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江淮地区大搞防治血吸虫，到处都在进行挖新坑填旧坑的“送瘟神”运动，结果邱清泉的坟墓被挖成了池塘、熊绶春的坟墓干脆不见了踪影，所以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正好可以随便我们大家乱猜。想一想，这倒也不错，挺有意思的。
不过，蔡智诚中校大概不会觉得这些事情里面会有什么趣味。
当时，他穿着彭先生的大衣、混在一帮军服中间冒充“披着羊皮的狼”，正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接受共军的审查呢。
杨围子战斗结束后，蔡智诚被送到了忠义集。虽然很不愿意做出举手投降的动作，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几个月前的那种“党国文天祥”的气概，所以也只得乖乖地听从命令、在解放军的指挥下走向了集结的地点。
忠义集的路口摆着几个大木盆、木盆里边有毛巾，蓬头垢面的俘虏都必须在这个地方进行“卫生清理”——也就是在卫兵的监视下洗一洗脸、并且解开自己的衣服拍打一番——这个举措当然具有勘验身份、检查随身物品的功能，但经过了如此这般的折腾，原本萎靡不振的人们也确实显得精神了许多。
洗去了脸上的尘土，袒露出来的不仅是清晰的五官，眉眼之间的几分羞涩也就同时显现了出来。世界上大概不会有哪个军人会对缴枪投降的行为觉得毫无愧疚，即便国民党兵也是一样。“清洁”过后的俘虏们面面相觑，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为自己的落魄下场寻找着理由。
“共军的炮火太猛了，从没见过这样的”
“那是，上午几万发炮弹、下午几万斤炸药，这个仗根本没办法打。我们那个班，还没有等到正规交手就被干光了，只剩下我一个……”
“再坚固的工事也不管用，十几天的辛苦全都是白费。我们的碉堡和战壕一下子就垮了，人被震得象喝醉了一样，共军冲过来喊缴枪不杀，可我们的枪都被埋在土里了，哪里还找得到……”
据说，何玉林团长在共军总攻刚开始的时候就下令放弃抵抗了，他先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然后就坐在个石辘子上等着当俘虏，那石辘子的旁边还摆着两副担架，左边的是85师师长吴宗远、右边的是255团团长李剑民……可奇怪的是，整个阵地都投降了，只有255团第3营还在东北角的外壕附近抵抗了几十分钟，这让大家觉得十分纳闷：“喂！你们可真够可以的，敬礼号吹了那么久，怎么还在打？”
“哎呀，耳朵被震聋了”，来自3营的俘虏兵立刻显出了一副特别无辜的表情：“我们趴在壕沟里放枪，一直把子弹打完了才听见军号声……”
过了没多久，解放军的代表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叉着腰问：“这里面有当官的没有？国民党军官出列！”
俘虏堆里随即站出来几个人，很快就被带走了，蔡智诚埋着脑袋没有吭声。
那几个军官走了之后，干部模样的人立刻换了一副轻松的语气，说：“好了好了，反动派已经被赶走，在这里的都是受压迫的贫苦弟兄，大家不要怕，你们是被反动派逼着上战场的，遇到解放军就是被解放了，你们翻身了、自由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咱们先吃饭、再拉拉家常吧”
于是就开饭。小半斤一个的白面馒头、香气四溢的猪肉炖菜汤，用箩筐装着、用木盆子盛着，一样样的抬了上来，在杨围子饿了好些天的国民党兵们哪里经得起这个诱惑，立刻全都扑上前来，有的用手抓、有的用帽子装、有的用衣服兜，你争我夺、狼吞虎咽，那些体质弱、力气小的就被挤在了外面碰不到饭食，急得哇哇直叫唤。而解放军的代表却并不做任何干涉，他们笑嘻嘻地站成一排，在干部的指挥下齐声唱起歌儿来：
天下穷人是一家，不分什么你我他，
我们吃尽人间苦，养肥富人一大家。
天下穷人是一家，蒋介石害我们互相残杀，
要打他就打，要骂他就骂，哪有穷人说的话。
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翻身力量大，
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地主军阀都打垮
……
共军的“心战”开始了——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治指导员的蔡智诚老早就听说过这个战术的厉害，他立刻本能地提高了警惕，小心地戒备起来。
果然，等俘虏们差不多吃饱了以后，解放军的政工队员就坐进了人群之中，态度和蔼地跟大家聊起天来，问的无非是“你是哪里人啊？”“当兵多长时间了？”“在家里做些什么呀？”之类。有个解放军也来找蔡智诚套近乎，可没想到蔡指导员的回答是：“家严生前致力于化学工业，鄙人目前正在钻研植物学”，那位憨厚的北方大汉顿时就懵了——这显然超出了该同志的阅历范围，他愣了老半天，然后就去找其他人说话去了。
其他人的谈话氛围还是非常融洽的。话题从“你们那里是种稻子还是种麦子？”“收成怎么样？”“地租征多少？”说起，然后就渐渐地就骂到了地主的头上。俗话说，饱吹饿唱，一帮俘虏填饱了肚皮、放宽了心思，畅开胆子海阔天空，三两下又从骂地主变为了骂军官。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兵的挨打受气简直是家常便饭，这些穷苦的弟兄们被共产党怂恿了几句，立刻就把所有的委屈全都想起来了，大家一个个怒不可遏，就连吃败仗的原因也从先前的“共军炮火太猛烈”变成了“国民党太坏没良心”……骂着骂着，突然有个士兵站起来说：“报告解放军，那边角落里还混着几个当官的，快去把他们抓起来！”
几个企图蒙混过关的国民党军官被逮走了，但蔡智诚却安然无事，这倒不是因为有谁放了他一马，而是因为他刚到14军没两天，士兵们都不认识他。而且，蔡智诚自己也处处小心，他在俘虏堆里很少说话，即便张开嘴也是用南京口音——在江淮一带征战了这么些年，他的南京官话早已经模仿得惟妙惟肖，轻易是不会露馅的。
但饶是如此，解放军也没有放松对这个“学生”的警惕。那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是26旅76团政治部的辛国良主任（后曾任上海市民航局副政委），他拿着蔡智诚的“借书卡”看了又看，然后问道：“你的胳膊是怎么受伤的？”
“是在逃难的时候摔断的”
辛主任觉得问不出什么门道，干脆把被俘虏的团长何玉林喊来对质：“喂！你认识这个人么？他是干什么的？”
何玉林团长懵懵懂懂地望着蔡智诚，发现这小老乡的身上正穿着彭晋贤先生的羊皮袄，于是就撒谎说：“他是宿县职校的老师”
“那他手臂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那是……是我手下人打的……”
这下子，辛主任总算是找到了破绽：“你看看，没有说实话是不？你明明是个教书先生，偏要讲自己是学生。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大的年纪还在学堂里念书的？再有，明明是被国民党打伤的，偏要说成是自己跌倒，这些国民党反动派都被我们打败了，你还怕他们做什么？你们这些文化人，就是鬼名堂多，就是不如劳苦大众有觉悟……”
辛国良是陕北人，十四岁就参加红军了，这位从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老革命一辈子光明磊落，当然想不到蔡智诚这个“文化人”其实还有着更多的“鬼名堂”。但话又说回来，辛主任的看法也没有错，人家劳苦大众的思想觉悟确实是比较高——才几个钟头的功夫，那些士兵俘虏们就已经能够跟着共产党喊口号了。
“解放军在北线和南线大获全胜，我们今天抓了国民党的团长师长和军长，明天就要活捉黄维杜聿明！大家说，行不行？”
“行！”
“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把反动头子蒋介石也抓起来。大家说，咱们能不能办到？”
“能办到！”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消灭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
夜深了，但疲倦的人们却并没有入睡，俘虏兵们围住解放军的干部，有的打听各地战场的形势，有的询问共产党的政策，而那些干部们也都不厌其烦的进行讲解，人群里不时爆发出开怀的笑声。
这笑声让蔡智诚感觉到莫名的无奈。几年来，他曾经许多次在“总理纪念周”或者“精神训导课”上发表过这样那样的讲话，但却从来没有哪一回能够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这些外表看上去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共产党人，刚刚才用“没良心炮”毁灭了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却紧接着又用几句简单的言语就赢得了俘虏们的真心，如果说双方在战场上的战争物质水平还仅在仲伯之间的话，那么，这精神感召力量的差异却是国民党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在这深夜的旷野里的欢笑声中，蔡智诚十分清晰地感受到——国民党的政权真的快要完蛋了。
第二天一早，俘虏营里树起了一面横幅，上面写着“解放大会”四个字。
共产党的宣传员来了不少，有做演讲的、有打快板的、有唱歌的有喊口号的，都在动员俘虏兵参加解放军。这边有位大个子说：“共产党办事最公平，不靠关系不讲金钱，只要你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就能有出息。我原先是99军的，在郑州战役被解放，才不过两个月就当上了排长，咱们俘虏兵跟着老革命一起冲锋打仗，照样可以立功受奖……”，那边又有位小个子在讲：“先前跟着老蒋走错了路，现在就应该掉转枪口为人民立新功！让大伙回家并不难，可各位想想看，如果你的家乡在国统区，回去了又被抓壮丁，照样还要吃败仗；如果你家在解放区，那就更不应该了，乡亲们分了粮食分了地，都在一门心思的支援前线，可你却顶着个国民党的烂帽子跑回去，哪还有脸面见人呀？倒不如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等打下了红色江山，咱们再光荣自豪地回家去！”
鼓动了一阵，有人报名了。一个士兵跳上桌子说：“我给老蒋卖命，从西北打到东南，天天挨骂受气。解放军对我们够仁义，体贴客气，把我当个人物看，我今天决心跟着共产党，赴汤蹈火，就是死了也不反悔！”
“对对对，我们参加解放军！”，桌子底下的许多人立刻振臂响应，那表情就象是投奔了梁山的呼延灼。
“国民党每月给我军饷二十万，被长官七贪八扣，寄回家去还买不到两斤玉米。共产党的干部自己吃杂合窝头，把白面馍馍让给我们俘虏兵，咱们不为解放军卖命就太没良心了！”
“对对对，共产党是一把小米养恩人，国民党是一担麦子养仇人。那老蒋注定要完蛋！”
“各位长官，我扛枪十二年，跟过五个老总，回回都是听指挥守规矩，现在参加解放军，我也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让共产党为难……”
“对对对，跟着共产党好好干！”
七嘴八舌地议论到中午，气氛真是很热烈。午饭照例是猪肉白菜大馒头，这时候，宣传员又跳上桌子宣读文告，那文告是刚刚发表的《刘伯承、陈毅促黄维立即投降书》——
黄维将军：
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属不过两千人，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依靠的王牌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所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李弥、邱清泉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被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八十里以外，寸步难移且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的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
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与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做无谓的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的警告，请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时机紧迫，望即决策。
刘伯承陈毅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14军哪里还有两千人，活着的全都在这里了”
“连黄维也要做俘虏，我们还犹豫什么，赶紧参加解放军吧……”
这敦促投降的文告就如同最后的警钟，彻底击破了彷徨者的心理防御。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俘虏都涌向了登记台、纷纷要求反戈一击。但人家解放军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愿意接纳的，最受欢迎的当然是精干的壮丁，因为他们身体好、受过正规训练、拉上去就能用，而那些体格弱小的病号或者满脸烟气的兵痞就没人肯要了，于是有些人就焦急地哀告起来：“长官，我这些天跑肚子，拉稀把脸色拉黄了，打起仗来不碍事”，“长官，我身形瘦小是饿出来的，只要吃几顿饱饭，我也能扛起重机枪……”
蔡智诚发现，共军的战场补充似乎有一个潜规则：战后的俘虏通常不会分配到曾经交锋过的单位中去。比如参与攻击杨围子的是中野9纵27旅，而来自这个战场的“解放战士”就补给了与杨围子没有关系的26旅——蔡智诚当然不会想到这个貌不出众的9纵26旅后来居然能够成为新中国空降部队的主力（15军第44师），而他如果可以及时醒悟的话，几乎有机会成为这支“土共武装”的第一位“伞兵人才”。
在当时，蔡智诚完全不曾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俘虏兵们排成了新的行列，看着他们摘掉了头顶的帽徽、领取了新的身份牌。解放战士的识别标志不过是一块小小的布片，上面写着部队番号和个人的名字，这东西本来应该是缝在衣服上的，但现在却已经来不及寻找针和线了，新战士把“身份牌”揣进兜里就踏上了战场，他们一个个激动地振臂高呼：“打杨四麻子去！打杨四麻子去！”
那时候，淮北一带的村落大都没有正规的地名，通常是以当地富户的名号作为地理上的代称。蔡智诚不清楚这“杨四麻子”的具体位置，但他心里明白，那个地方距离双堆集一定很近，他知道，黄维兵团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了。
忠义集的俘虏兵们走了，就象他们来时一样的匆忙。空旷的场地上，灰溜溜的蔡智诚显得特别孤单。辛国良主任还在路口向别人询问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