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杜聿明的公馆设在上海的愚园路，那是一栋砖混结构的三层小楼，西洋式样，南侧有个大花园。杜长官一般都不在家里，楼上住着杜夫人曹秀清，楼下就是张干樵等一帮亲信幕僚办公的地方。蔡智诚因为是张干樵的联络官的缘故，所以时不时地也要去那个地方点个卯。
第一次进杜公馆是48年的中秋节（9月17日），大家一起吃团圆饭，正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时候，电报员忽然送进来一张条子，冯石如（此人被俘的时候是“徐州剿总”办公室副主任，在上海时的职责类似于杜府的管家）打开一看，是王耀武发来的——“共军主力开始围攻济南，东侧茂岭山阵地正在激烈争夺之中……”——饭桌上的人立刻就没了食欲。
过了几天再去愚园路，一进门就看见冯石如拿着张电报在那里发抖，打听之后才知道又是王耀武发来的消息：“吴化文部叛变，机场失守，74军无法降落。现商埠已失，普利门、大水沟仍在激战中……”，大家都说王佐民这回恐怕是要完蛋了。
张干樵从广东探亲回到上海之后，蔡智诚去杜公馆的次数也就更加频繁，高级幕僚们商讨军机的时候，他时不时的也能够旁听几句。
10月底至11月初，国民党的侦听机构发现共军的几十部电台正由济南向临沂方向移动，判断其有进攻徐州的倾向。当时，国防部应对此类状况的既定对策是“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同时以精锐主力组成机动应援兵团”，按照这个方针，徐州战区的骨干主力当然是邱清泉兵团和黄百韬兵团，辅助力量是李弥兵团和孙元良兵团（李、孙兵团当时只有两个军，而邱、黄兵团各有四个军），可一旦将这四个兵团都收回徐州，东侧的第九绥靖区就孤悬在外了，原本驻守在连云港的第44军就必须立即撤退。
第44军撤退的方式有两种选择，一是沿陆路向西，直接朝徐州靠拢；二是由水路船运上海，再经内线回徐州归建。愚园路的一帮幕僚们趴在地图上琢磨了半天，觉得走陆路的距离太远，肯定会遭到共军主力的侧击，于是就给杜聿明上了一个条陈，建议让44军走水路。
但问题是当时“徐州剿总第一副司令”杜聿明正在葫芦岛指挥东北的败军撤退，并不在徐州指挥部，而“剿总”的正司令刘峙又是个装门面的泥菩萨，什么事也做不了主。于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的作战厅长郭汝瑰就赶到徐州客串指挥，他们主张让第44军从陆路返回徐州，并提出将该军（原属李延年第6兵团）划归第7兵团建制。
听说这个情况，张干樵立刻就问蔡智诚：“你跟黄百韬打过交道，觉得他会怎么办？”
蔡智诚回答说：“黄百韬是最喜欢抓兵的，给他一个军，他什么都会答应”
果然，11月5日，从徐州那边传来消息，黄百韬表示支持“陆路方案”，并且同意让自己的第7兵团暂时停止行进、在原地等候第44军归建——这样一来，有可能受到共军侧击的就不止是44军了，还包括整个黄兵团——杜公馆的幕僚们顿时急得跳了起来：“不好了，郭小鬼会害死黄百韬的……”
到了这个时候，有可能促使计划改变的只有杜聿明本人，张干樵他们急忙找了架飞机，当天就赶往葫芦岛去了……（以后的结局尽人皆知：杜副司令长官最终没有来得及修正方案，黄百韬虽然等到了第44军，但他也因此失去了向徐州收缩的时间。1948年11月22日，第7兵团在碾庄一带被解放军华野主力全歼，淮海战役由此拉开了序幕）
蔡少校当然没有张上校那样的“面陈计策”的资格，他只好留在上海做俯卧撑，刚刚做到第三个，黄百韬就自了杀——这可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11月中旬的时候，蔡智诚最后一次去愚园路杜公馆。当时，公馆里只剩一位姓何的秘书在收拾文件，他看见蔡少校就说：“张干樵已经发表为徐州剿总的作战处长了，叫你自行回原单位去”
蔡智诚问何秘书为什么没有去徐州，他指一指楼上：“夫人的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然后又说：“徐州那边不去也罢。你看，原本的计划是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现在搞得一开始就忙着救援黄百韬，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被动呢”。
接下来，他就给蔡少校结算这几个月的“差勤补助费”。起初准备给“袁大头”，但银圆的比价在那段时间里变来变去的，不知道该怎么换算才好，只好决定给黄金。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得出的结果是九钱多一点，于是俩人就找出戥子和剪子，又称又夹的忙得不亦乐乎。
“我早知道市面会大乱，谁也顶不住”，何秘书的手里忙活着，嘴里的话还挺多：“你想啊，国家全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五千万美金，可一年之中光是军费的开支就要超过一个亿。即便是别的事情全都不管，把政府的全部收入都拿来打仗也只够支撑半年的时间，剩下的日子都要靠印空头钞票来对付，怎么会不出现通货膨胀？市面怎么可能不混乱……”
的确，要想稳定社会就必须停止内战，这已经是国统区的所有人的共识。
但大家同时又感觉到，只要蒋介石还在总统的位置上，共产党就不会答应和国民党谈判。在当时，可能促成谈判、争取和平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是在军事上打个大胜仗，逼迫共军接受和谈；二是在政治上压迫蒋介石下台，让共产党同意和谈。作为蒋系嫡系部队的成员，蔡智诚他们一方面实在不希望内战再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又期望老蒋在政治上能够保持比较有利的地位，所以大家的内心里虽然十分厌倦战争，却又暗自期盼能在战场上出现什么转机。
而在1948年的11月份，“转变时局”的救命稻草似乎正掌握在两个人的手里——一个是北平的傅作义，一个是徐州的杜聿明，前者需要挡住林彪，后者必须顶住刘伯承和陈毅。
但是，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两根救命的稻草也明显地靠不住了。
1948年12月，蔡智诚的职务是“南京陆军训练处”的中校教官。
南京陆军训练处又称“第一训练处”。在国民党军队中，这样的训练机构有两个，一个在台湾的凤山，一个在大陆的南京。凤山的那个训练单位其实比南京的更早一些，创办者是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其机构的名称十分响亮，叫“陆军训练司令部”。1948年的下半年，另一位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征也要在南京设立训练机构，他大概是不愿意让自己的牌子比孙立人的显得寒碜，所以也给这个新单位取了个不错的名号——“陆军总司令部第一训练处”。
孙立人是美国军校的留学生，所以他的“凤山军校”十分洋派，不仅有美国顾问，就连中国教官也以留学生为主，训练的时候叽里呱啦的全是英语（请参看萨苏大作《孙立人手下的八国联军》。这“凤山军校”的一把手是孙立人，二把手副主任是“美国老爷”贾幼慧，三把手参谋长就是“法国大姑娘”葛南杉，原本与贾、葛同级的新一军30师师长唐守治因为是黄埔5期的，不懂洋文，只好去当军官队的队长。当时凤山人称“孙少爷”的脾气大，“贾老爷”的派头足，“葛小姐”是苏州人，谁也不怕他）。
“南京军校”则比较土气，从主任到职员都是国产货。但关麟征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他是杜聿明的同乡、同窗兼好友，有关大铁头在南京办学堂，不仅关系到哥们义气、还关系到黄埔的声誉，大家自然应该全力帮忙，于是伞兵就把自己的岔路口基地让给“第一训练处”当铺面，并且还派了好多军官去关老板那里当伙计。
蔡智诚刚从上海回来就被调到了训练处。也许是因为空军的军衔要比陆军的更值钱一点，所以伞兵的蔡少校在改换工种之后就变成了陆军的蔡中校。
但蔡中校并不是正规军校毕业的，能在这学堂里教点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南京陆军训练处的学员其实都是溃败部队的军官。这些人有的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有的是被俘虏后又释放的，所以不来则已、一来就是成拨成批，因此，军校的“生源情况”完全取决于人家解放军的战绩，这里与其说是个训练处倒不如说是个收容队。
在这样的地方当老师，心理辅导的内容恐怕比军事教育更加重要。在蔡老师上课的那几天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陪着学生在院子里聊天，顺便还抬头望一望飞机——第一训练处的旁边就是岔路口机场，前往淮海战场空投粮食和弹药的飞机每天起起落落、来来往往，引擎声整耳欲聋。运输机飞出去的时候都关着机门，回来的时候却是机门敞开，这让学员们觉得十分好奇，蔡老师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可做，于是就随口给大家讲了讲跳伞的故事。
可没想到，这一讲，讲出麻烦来了。
48年12月初，淮海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那些天里，收音机里成天讲的都是“守江必守淮”，从早到晚都在阐述“淮河流域对于长江防线的重要意义”，各大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淮北战场上“国军大捷”的消息，并且对各路豪杰的“蓬勃进取精神”大加赞扬，就好象杜聿明放弃徐州的举措不是军事上的失利，反而是战略上的什么高招似的。
中央社的这些鬼话当然欺骗不了明白人。第一训练处的校舍紧邻着岔路口机场，运输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早就暴露了前方战局的窘迫，在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传闻不绝于耳，今天说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宿县以南了，明天又说杜聿明集团被堵截在宿县以北了……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搞得人们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战局难堪，士气低落，教官们只好另寻话题来鼓舞学员的情绪。于是，当过远征军的就猛讲缅甸和越南的趣闻，干过别动军的就乱吹打游击的事迹，在各种话题中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内容有两个，其一是听龙骧上校揭露武林秘闻，其二是听蔡智诚中校传授跳伞技法。
龙骧上校是贵州松桃人，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他是训练处的副官长兼“高级进修班”的班主任，这老头出身于武术世家，既当过警察也搞过缉私，闯遍大江南北、会过白道黑道，对江湖上的名堂十分知晓。而蔡智诚则是在天上飘过的人物，既跳过挂钩伞也跳过手抛伞，对那种晃晃悠悠的体会十分深刻。因此这一老一少就你一段我一段的瞎吹牛，一个把自己在地面的本事说得空前绝后，一个把自己在天空的经验讲得神乎其神，逗得大家不亦乐乎。
可没想到，忽悠来忽悠去，忽悠出事情了。
48年12月9日，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决定突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装甲兵司令部的蒋纬国参谋长立刻将一部地空电台送到了岔路口，准备把这玩意空投给战车第二营。
当时，蒋纬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了两个营，其中战车一营的25辆坦克配属给第96师（战车团长赵志华，师长邓军林），结果随杜聿明被困在了永城县的陈官庄；战车二营的22辆坦克配属于118师（营长龙海涛，师长尹钟岳），结果随黄维兵团被围在了濉溪县的双堆集。这四十多辆M3A3是小蒋最后的宝贝疙瘩，战役期间，他经常坐飞机去视察战况，而战车二营现在即将充当突围行动的开路先锋，蒋参谋长自然就更需要加强与部下的联系。
空投电台的差事非伞兵莫属，但问题是伞兵的战斗部队当时并不在南京，他们到安徽铜陵帮助第88军“协防”去了——第88军原本是“傻儿师长”范绍增的队伍，这支部队的袍哥气息很浓，对四川籍以外的长官毫不买帐。解放战争期间，安徽人方先觉曾经当过该军的军长，指挥不灵，于是又换成了山东人高魁元，可高军长没过两天就被气病了，军长的职务只好再派给陕西人马师恭。马师恭同样也玩不转这群袍哥，但他曾经当过伞兵的司令，可以请老部下来帮忙，所以伞兵部队就奔赴铜陵，用武力威慑的办法去帮助马军长开展“整顿改革”……（49年初，伞兵移防上海，没有了保镖的老马说话顿时又不管用了，他只好辞职不干、把88军交给了四川籍的副军长杨宝毂）
伞兵总部12月9日才接到通知，但匆忙组建的行动小组需要过好几天才能从安徽返回南京（该小组由李行少校带队，他们后来于12月16日伞降陈官庄，给战车第一营送去了地空电台），而这时双堆集的第十二兵团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眼见铜陵那边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情急之下，有人就想起了陆军训练处里的从伞兵部队调来的一帮教官。
从名义上看，“陆军总司令部第一训练处”的主任是关麟征（副主任王敬久），但具体的事务其实都由参谋长方先觉一人操办。12月9日下午，方先觉将军召集办公会议，现场询问：“可知我处教官之中，谁的跳伞技术比较好？”
副官长龙骧上校立刻起身禀报：“鄙人同乡蔡智诚。该小伙身高体壮、面阔额颐、口齿伶俐、武艺精通、历经百战、业绩不凡……实有万夫不挡之勇”，众幕僚亦皆连连点头赞同。
方将军闻讯大悦，随即吩咐：“开中门！传蔡壮士进帐！”
于是乎，陆军教官蔡牛皮就临危受命，被打发去跳伞了。
1948年12月10日清晨，南京岔路口机场的塔台亮起了绿色的导航灯，十二架C46运输机在跑道上鱼贯滑行，迎着凛冽的寒风飞上了天空。
这十二架飞机隶属于“陈纳德空运队”，也就是简称“CAT”的“民用航空公司”。当时，国民党空军的运输部队大都用于北平和太原方向，淮海战场的空中补给工作就只好请陈纳德来帮忙（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指的就是这件事）。“CAT”公司号称拥有中国天空技术最优秀的飞行员，但他们的设备却非常破烂，这些运输机都是由冲绳、关岛或者马尼拉的废旧部件拼凑而成的，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简直就是奇迹。
蔡智诚乘坐着的是“杜蒂”号，这大概是机长的某位女性亲友的名字。
机长是个美国佬，红头发绿眼睛，精力十分旺盛，这家伙一边嘁哩咔啦地搬弄着操纵杆、一边还咿哩哇啦地唱着歌：“我们去看大法师，了不起的大法师……”，但别人却没有他那么好的兴致。
运输机的引擎有毛病，左边的一台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尖啸，右边的一台却不停地咳嗽，好象随时都会熄火似的，机械士十分紧张地趴在舷窗前看来看去，生怕这要死不活的“杜蒂”在半道上断了气。
机舱里冷得要命，伞降小组的三个人被冻得缩成一团。本来，跳伞的时候应该穿防风夹克才对，可方先觉参谋长却非要让部下穿上陆军的常礼服。方将军在抗战期间曾经有过被包围而且当俘虏的经验，根据他的理论，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伞降小组代表的是陆军总司令部，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拿出上级机关的派头来，以严整的军容给战场上的官兵们提提精神。
蔡智诚头戴钢盔、身穿毛呢制服，肩章领章腰带皮鞋擦得铮光瓦亮，另外两位跳伞员的打扮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蔡中校仅仅在胸前挂了个副伞包，而其他两个人却背着体积很大的主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