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作法以后顾客就开始摇签了，可也奇怪，如果想探听东边的消息、东边的“鬼魂签”就能跳出来，如果想询问西边的情况，摇出来的肯定是西边的签子。连摇五六次都是如此，弄得顾客们对算命先生深信不疑。
（马甲破解：算命签子从外表上看两头都一样，但其实是一头轻一头重的。只要将其中一根的重头朝上，先摇出来的就肯定是它）
算命先生大多都是些老江湖，懂得观言察色。碰到身体结实的顾客，可以适当地弄点玄虚、一惊一诈地多骗点钱，但遇到那种体质不太好的老人，通常就报喜不报忧，赶紧地把人家打发走算了。可也有个别的新手不晓得轻重缓急，逮着主顾就胡说八道，唬得农村老太太连害怕带伤心、还没来得及掏钱就哭死掉了，结果钱没骗到还摊上个人命官司。
蔡智诚从来就不去理睬这些迷信的名堂，但罗华却信得不行。这小子简直是见佛就拜，才跪了观音又求上帝、抽空子还跟海国英念叨几句真主安拉，恨不得上战场的时候能够召集菩萨开大会，从土地公公到圣母玛利亚全都守在他身边。
自从伞兵把大队编制改成了团营连，原先的“军士长”职务就取消了，罗华不愿意留在连队当排长，死缠着蔡智诚、硬是到“政治指导室”当了一名协理员。按罗协理员的说法，连以下的军官都是容易送命的角色，进到营部就安全多了，打仗的时候可以在后面督战，仿佛进了保险箱一样。
说实话，这个时候的蔡智诚他们确实象是在保险箱里。当时，伞兵一团驻守黄口，伞兵二团驻守砀山，经常在陇海铁路线上与共军发生接触，而司令部直属的搜索营、工兵营、通讯营和辎重营却住在徐州城里，不开枪不打仗，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当时，伞兵搜索营的任务是保护城里的电力安全，这个差事说难不算难、说易也不易。那时候，徐州号称是“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让人很伤脑筋——大马路成天被军车和战车碾过来压过去的，想平也平不了；电话局里只有20部交换机，原本不到一千五百门的容量却要应付三千多门电话，遇到前方打仗的时候总机房里就象炸了锅，把交换员累死也没有办法；供电问题就更难办了，徐州原本依靠贾汪电厂供电，那是个日本人建造的厂子，距离徐州60公里，装机容量1250千瓦，不仅电量不够而且还经常被游击队切断线路，弄得电灯时暗时明。为了保证电力供应，徐州“陆总”只好从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弄来一台1000千瓦机组（是美国军舰上拆下来的旧设备，满出力只能达到800千瓦），在“张勋官邸”（今徐州供电局）开办了一个专用发电房，而搜索营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个新电厂与“重点用户”之间的线路畅通。
当时，徐州是华东军政中心，各类“重点用户”着实不少。搜索营的游乐智营长考虑来考虑去，先列出一些“重中之重”，然后再委派下属分头负责，蔡智诚承包的是“花园饭店”、“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这倒是三个好地方。
花园饭店建造于1916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徐州最高档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后来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在这个饭馆里拜把子，俩兄弟一高兴就把“按察街”改名为“大同街”了，意思是说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俩的说法，于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还把“花园饭店”也改成了“淮海饭店”，以此来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其实，这花园饭店与淮海战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这里曾经是李宗仁的指挥部。
花园饭店是各路高官途经徐州的首选下榻之地，一般人是进不来的。不是吹牛的说，1948年的春节，能在这个饭店开房间的少将以下的军官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蒋纬国上校，另一位就是蔡智诚上尉——只不过蔡上尉所开的房间是配电房，虽然面积挺大，到底还是寒碜了点。
寒碜归寒碜，照样可以进餐厅吃西餐，并且因为与服务员的关系好，牛排更厚一点也说不定。
当时，徐州“陆总”下辖济南、贾汪、蚌埠三个绥靖司令部和一个（郑州）前进指挥部，来此开会视察或者中转的各类官员络绎不绝，每当遇到王耀武、邱清泉、胡琏、孙元良等重要人物到徐州的时候，“陆总”副司令韩德勤或者参谋长郭汝瑰总要招待他们一顿，而其他官员住店就只有自己进餐厅吃饭了。
军人吃饭是不花钱的，高官们更可以随意点菜，虽然政策一样，但有的人比较节俭、有的人却比较随意。比如有一次杜聿明和王耀武住在花园饭店，开饭的时候一人只点了一碗面条，搞得一帮属下也只好有样学样、个个埋头喝面汤；可吴化文军长就大不相同了，顿顿摆满海蟹湖虾，还要喝法国白兰地，服务员说他一天能吃掉一根金条，饭量真是不得了。
这么高档的地方，一般人能进来逛一逛就觉得很有面子。当时徐州的红灯区在一个叫“金谷里”的地方，据说那儿的妓女如果能到花园饭店里住一夜，宁愿不收嫖客的钱，于是某些随从人员就悄悄带着妓女回来鬼混。有一天，服务员收拾房间的时候笑得半死，原来他在墙上发现了一首打油诗：“奔波劳顿到徐州，金谷艳遇把情留，云雨方交正浓厚，长官来到俺床头。垂首立正遭训话，一训就是俩钟头……”，真是个倒霉蛋。
在花园饭店里搞风流是不合适的，但在“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却可以和风尘女子们打交道。
“空军俱乐部”是徐州空军指挥部开设的娱乐馆（今徐州市中山堂），“装甲兵之友”是蒋纬国创办的休闲处（今徐州市文化宫），这两个地方几乎门对门，都是跳舞厅。相对而言，“装甲兵之友”更加热闹一些，因为蒋纬国经常在那里指挥乐队，有时候还亲自操琴表演，引得好些高官都来捧场。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女士也常去那儿助兴，而且每次都带着好多外国糖果，一边分给大家还一边叮嘱说：“少喝酒呀，时局不太平，小心不要惹事呀……”，就象是哄小孩子一样。
蒋家两口子玩到九点来钟就走了，接下来就可以喊舞女们进场——当时徐州有几个从上海来的交际花，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刘茵，是个扬州人，空军和装甲兵都抢着和她套近乎，可人家刘小姐又没有分身之术，只好两头敷衍。约定俗成的办法是：蒋纬国和夫人在“装甲兵之友”的时候，刘交际花尽可以去和空军飞行员打情骂俏，可等到九点钟以后，她就应该来安慰铁甲战士了。
说起来，这刘茵小姐也怪有本事的，开飞机的和开坦克的都是天底下最霸道的角色，真难为她能够应付得下来。
当时，驻徐州的装甲部队是战车第一团，前任团长是蒋纬国，现任团长是赵志华。这赵志华是个只认识蒋纬国、连蒋经国都敢抓的二愣子，一帮部下也都是些混帐二百五，所以号称是“火牛”；而徐州的空军主力是第三驱逐机大队，这第三大队下辖四个中队，三个在徐州、一个在济南（就是和宪兵开仗闹罢工的那个第28中队），他们的前任长官是苑金函，现在归徐焕升指挥，这徐焕升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曾经开着轰炸机到日本东京去撒传单，胆子可真够大的。
这两路猛人遇到一起，想不出事情都难。
每年的春节前夕，徐州市都要举办“迎新篮球比赛”，往届的冠军都是徐州宝兴面粉厂，他们有几个专业队员，水平着实很高，48年的这一次，宝兴厂虽然主动把自己分成了甲乙两个队，照样过关斩将，在决赛中胜利会师。可就在这时候，空军和装甲兵突然向组办单位提出了参赛申请，主办方哪里敢拒绝，宝兴面粉厂也只好表示欢迎，于是就派出甲乙两队分头接招。
头一场半决赛，“宝兴甲”领教装甲兵的“火牛队”，刚开场就被打伤了好几个，从此就不敢碰球了，结果是9比105，输得一塌糊涂；第二场开锣，“宝兴乙”干脆弃权当了缩头乌龟，让空军“飞虎队”直接进入了决赛——“火牛”和“飞虎”争夺冠军，这下子就有好戏看了。
比赛的场地设在云龙山体育场，一大早，装甲兵就把战车开到了比赛场，坦克的履带压着球场的白线，场外边还有几辆装甲车来回地转悠，等空军“飞虎队”来到的时候，吉普车就被堵在了铁壁铜墙的外面，非得下车徒步进场不可。飞行员吃了一个下马威，气得不得了，立刻派人回去打招呼，于是，天空中很快就出现了两架P51战斗机，来回俯冲、低空盘旋，就象玩特技一般，机翼卷起狂风呼啸、引擎震得地面乱颤，观众们吓得抱头鼠窜，飞行员却在强大的空中掩护之下得意扬扬地穿过坦克的包围、走进了比赛场——赛前热身，双方打了个平手。
比赛开始，火牛队由团长赵志华领头，拴着宽皮带、穿着大皮鞋就下场了，飞虎队一看对方是这副打扮，知道来者不善，赶紧去取武器，一帮“篮球运动员”有的把手枪绑在腿上、有的别在腰里。决赛的裁判是体育场的经理刘玉邦，他看见这架势吓得浑身直哆嗦，哪里还敢吹哨子，丢下球跑进办公室、死活也不肯出来了。场地上只留下一群牛和虎还在那里对峙，不象是打球倒象是要打仗。
就这么僵持了好一阵，蒋纬国才赶到了现场，说实话，徐州城里也只有他能吹这场球的裁判。果然，蒋裁判一到，火牛队的皮带和皮鞋就脱掉了，飞虎队也解下了手枪，40分钟比下来，空军赢了装甲兵几分。不过，主办单位倒也是挺会做人的，颁发的冠军亚军锦旗是一个模样，全都写着“勇冠三军”，奖品也完全相同，都是两箱汽水——双方把手言欢、哈哈一乐，亲亲热热上馆子喝酒去了。
48年春节，蔡智诚收到了一封家书。妻子在信中询问能不能到部队来探望亲人——自从新婚蜜月以后，小两口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她实在很想念自己的丈夫。
对于妻子的要求，蔡智诚犹豫了很长时间。
从规矩上讲，国民党军队并不限制官兵结婚，也不禁止军人家眷到驻地探亲。徐州城里就住着许多军属，有的开心有的不开心，有的看上去很幸福，有的却显得惶恐悲伤。
幸福开心的人总归是少数。在蔡智诚的印象中，最为志得意满的莫过于邱清泉夫妻了，邱军长讲究排场、态度傲慢，走到哪里都绷着个脸、身后总跟着一大群副官和马弁，他的妻子也是夫唱妇随，架子同样大得不得了。这女人姓叶，但不许别人称她为女士、太太或者夫人，非要喊做“叶厂长”才行，因为她担任着一个什么被服厂的厂长，大小也算是个干部。“叶厂长”对下属十分严厉，蔡智诚常常看见她在花园饭店的走廊里训人，语调尖利、目光炯炯，开口闭口“我军我军”的，好象指挥国军王牌的不是她丈夫、倒是她这个衣着光鲜的贵妇人一样。所以，淮海战役之后，蔡智诚听说了邱清泉阵亡的消息，首先想到不是邱军长的下场、而是琢磨着“叶厂长”的眼神是否还会如以前那样的威严慑人了。
相对而言，其他人则要显得谦和得多。那时候，邱清泉的副军长高吉人也住在饭店里，有天晚上，高副军长的三岁的儿子突然得病死了，高吉人不等天亮就要派人把小孩的尸体抱出去埋掉，他太太哭着不让送，老高就对她说：“我是带兵的人，战场上的弟兄一死就是成百上千，你哭一个孩子没关系，叫我怎么哭大家去……”，高夫人听见这话以后，硬是把眼泪给忍回去了。
当然，饭店里面也有终日哭泣的人，比如马励武的太太。马励武是整26师师长，鲁南战役时全军覆没、被解放军给俘虏了。他太太只好带着个六岁的孩子住在花园饭店，成天指望着国军能够打个胜仗把他的丈夫换回来，这孤儿寡母对战局十分关心，遇见军官就打探消息，听说打赢了哭、听说打输了也哭，然后就发誓：“以后子孙长大成人，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当兵打仗了”。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不管怎么样，能住进花园饭店的都是高官的家眷，待遇终归还是不错的。更多的军属则居住在徐州的民房甚至窝棚里，终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在那些日子里，“陆总”司令部和徐州火车站是这些女人孩子们最常守候的地方，每当前方发生战事，通讯大楼前就围满了彻夜不安的人群，每当有军车从前方归来，火车站的出口就聚满了焦灼盼望的目光。
这是1948年美国《时代》杂志上的照片，拍摄于徐州火车站，画面上的这位女子无疑也是个军属，只是不知道她丈夫的命运如何。
蔡智诚曾经多次在徐州火车站附近值勤，在这里，他听到过太多的号啕大哭、看见过太多的悲痛欲绝，也感受过太多的生死离别。
他当然希望妻子能够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但他也知道部队在安全岛里养尊处优的时间不会太久。而一旦自己再度踏上战场，留给妻子的将会是难以言喻的等待的焦虑和痛苦的折磨——因为了这个顾虑，他迟迟没有给家里写回信，也没有答复妻子的要求。
蔡智诚的顾虑没有错，不久以后，快速纵队就接到了增援前线的命令，他很快就随着搜索营离开了徐州。
蔡智诚在徐州享清闲，伞兵一团和二团却在陇海铁路与共军交战。
这个时期，刘邓大军虽然已经在大别山站住了脚，但在与国民党军反复征战的过程中损失很大。根据地新开辟不久，恶劣的环境使得解放军既缺少粮草也难以补充兵员，在严峻的形势之下，先前留在河南担任“牵制策应”任务的中野11纵（王秉璋部）只好不断地从老解放区征兵，然后强行穿越陇海线、把新兵和军需物资送往大别山区。
第三快速纵队的任务是巡弋铁路沿线，发现目标就予以截击——这个差事并不难办。因为共军的新兵普遍缺乏训练，不仅战斗素质不高、而且每个班只有一杆枪，既打不过伞兵也跑不过伞兵，所以国军每遇上一千人就能截下五百来个，真是费劲不大战果不小，十分轻松愉快。
48年2月，驻砀山的伞兵第二团又发现了共军的新兵部队，照旧是一番穷打猛追。可没想到，这次中野11纵派了两个主力团护送这两千新兵，结果伞二团追着追着就追到人家老八路的口袋里去了，两个前卫连被歼灭，担任先锋官的蔡振武中校也当场送了命。
蔡振武原先是伞兵七队的队长。七队是所谓的“常胜冠军”，蔡振武也是赫赫有名的功勋悍将，所以他的死立刻震惊了整个快纵。前线的伞二团一边交战一边呼喊救援，弄得张绪滋司令也慌了神，连忙率领司令部直属营（驻徐州）和伞一团（驻黄口）登上火车奔赴战场。
蔡振武是被地雷炸死的。当时解放军总共只在战场上埋了两颗雷，其中一颗失效了、另一颗就把蔡中校炸上了天。这难免使大家想起普陀山军演期间蔡振武为了混进普济寺里喝佛茶，愣是弄了张“踩地雷”的条子冒充阵亡的事情，不由得感叹这冥冥中的一言成谶……
罗华一边议论一边直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怎么敢在观音菩萨面前开这种玩笑”。可回头突然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