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可是要掉脑袋的。于是，蔡智诚他们只好越过4纵10师继续向前追击，一直跑到沂河边上也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这才赶紧回头报告战情，但时间已是27日的下午4点了。
——事实上，从现在的各种资料上看，叶陶兵团当时并没有“用番号迷惑敌人”的企图。牵制任务是陶勇主动要求的（叶飞担心其力量不够，又给他们补了一个团），这三个团都是叶陶的绝对主力，在当时，无论是叶飞或者陶勇，都不曾打算用兄弟军区的“非基本部队”去充当自己的“替身”——国民党军之所以产生了“意料之外”的错觉，从根本上说，不是军事技能上的缺陷，而是在军队传统和政治觉悟上与共产党人有着巨大的差距。
战场地理位置上的差距可以依靠机械化装备进行追赶，而军队政治素质上的差距是任何一种物质手段也无法弥补的，这就是国共两党武装团体的高下之分。
确认共军“声东击西”之后，国军各部纷纷调头，伞兵总队也匆忙向西边赶去。事实上，伞兵此时的位置距叶陶主力最远，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但马师恭司令必须采取这样的姿态，要不然，日后向上峰解释起来，他可就麻烦了。
但是，伞兵放弃当面的佯动部队，并不是忘记了面前的三个团的共军。当时，沂河边正驻守着整33军（整59师和整77师）的十二个团，所有的人都以为，凭借着雨季暴涨的沂河天险、以四倍的兵力堵截疲劳困顿的小股共军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可没想到（就连叶飞和陶勇也没想到），如同“六、九大突围”的情形一样，“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华野佯动部队居然未经交战、直接就从33军的眼皮子底下过了河，顺利地进入了沂蒙山区。
整33军是张自忠的队伍，抗战的旗帜、正宗的“西北军的种子”。在当时，对这支部队的任何一项处置都有可能引发非常复杂的政治后果，因此，从“剿总”到国防部再到蒋委员长，谁都拿“老西北军”阳奉阴违的做派无可奈何。直到48年底，黄百韬被他们搞得在碾庄自杀，蒋介石才气急败坏地撤消了59军和77军的番号、最终结束了这支部队的命运。
7月28日深夜，华野叶陶兵团主力冒雨越过了西线的津浦铁路——“西瓜”和“面包”从鲁南跑掉了。
7月30日，快速纵队奉命移防河南商丘，准备对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发起合围。
1947年7月28日夜，华野“叶陶兵团”穿越津浦铁路、跳出鲁南，连续强渡滕河、战家河、沙河、泗河，一路向西突围；与此同时，游弋于鲁西南地区的“陈唐部队”也努力摆脱当面拦阻、积极向东接应，8月1日下午，华野的两路“外线出击主力”终于在山东嘉祥实现了会师。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师甚感欣慰，毛泽东主席特意从陕北发来嘉奖电报，称赞“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体将士安好……”。因此，在以后的党史资料中，通常都把毛主席的这个表扬作为鲁南突围的最终评价，也把叶陶兵团和陈唐部队的胜利会师视为“七月分兵”的完美结局。
但事实上，艰难的战事并没有因此嘎然而止——华野外线兵团虽然突破了鲁南的重围，却又陷入了鲁西的合围，国民党正继续调集重兵，准备对叶陶、陈唐部队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包围圈里的五个纵队似乎已经“穷途末路”。
自7月初，陈士榘、唐亮率领何以祥3纵、王建安8纵和宋时轮10纵进入鲁西南以来，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三个纵队攻击汶上失利、攻击济宁也失利，减员过半，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落脚点。而刚刚突出重围的叶陶两个纵队的境况也很糟糕，4纵只剩下四个团，1纵虽然号称四个师，其实也只有五个团还保持着战斗力……所以，这五个纵队合在一起、力量还是不够强大，依旧被各路追兵撵得站不住脚。
更为严重的是，极度被动的华野兵团仍然处于外线状态。伤病员送不出去，弹药和粮秣也无法补充，经过长途奔波和反复征战，部队的体力已经基本耗尽、几乎丧失了机动能力——因此有人认为，陈唐叶陶此时的局面比长征的时候更加困难，因为长征时的红军至少还可以钻进山里去隐蔽躲藏，而这时候的华野外线兵团，上有空中打击、下有地面追逐，部队位置完全暴露，在河岔湖泊之间疲惫招架，战斗力和体力都接近了极限。
另外，困境中的部队还潜在着一大隐患——陈唐的三个纵队起源于山东的八路军，而叶陶则来自于华东的新四军（粟裕的基本部队为华野叶飞1纵、陶勇4纵、王必成6纵），两路大军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会师，却没有形成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核心，仍然处于各自行动的分散状态——正因为如此，8月4日，中央军委电令粟裕赶到鲁西南指挥部队，粟裕随即回复：一、请陈毅司令员同去，加强领导；二、带6纵同去，加强力量——中央立刻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相形之下，国民党的战场形势却显得一派大好。
8月2日，整7师、整48师、整57师和整84师从鲁南追到了鲁西的济宁、兖州一线，与此同时，欧震兵团的整75师、整85师赶来了，“五大主力”的整11师和第五军也赶来了，再加上整32师、整70师、整72师……各路重兵背靠济南、郑州和徐州，凭借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两大交通枢纽，兵员充备、调动灵便，不仅切断了鲁西与外界的联系，并且杀过运河以西、把包围圈里的陈唐叶陶一步步赶向黄河岸边……
在那些日子里，徐州战区捷报频传。快速纵队每天都能听见抓了多少多少俘虏、击毙多少多少敌人的消息，这些消息使伞兵们相信：穷途末路的华野主力很快就会被歼灭，“山东匪患”很快可以解决，不久之后，黄河以南就不会再有大的战事了。
可惜，正在高兴的时候，出事了。
1947年8月12日上午，蔡智诚在商丘“圣保罗医院”（今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拔牙齿，刚躺上手术椅子张开嘴巴等着上麻药，罗华和海国英突然跑进来报告说“出事了，整11师造反了”。
天哪，整11师，人家可是五大主力呀！手术室里顿时就乱了套，蔡中尉也顾不上牙疼、连忙捂着腮帮子跑回了营房。
蔡智诚他们是8月2日移防到河南商丘的。商丘是中州的门户、陇海铁路的战略要点，历来为兵家重地，从古到今，只要中原开战，这里就一定是军需物资的集散地（淮海战役期间的二野总兵站也设在这里）。解放前，商丘分为“商丘县”和“朱集市”两个部分，1947年8月，快速纵队的四个战斗大队就驻守在朱集火车站，而总部和直属队的营地则设在商丘县城里面。
县城是“第六绥靖区司令部”（司令官周岩）的所在地，除伞兵之外，还驻着整11师的118旅33团——这118旅是以前的18军118师（也就是两年前在长沙受降时抢着进城的那支队伍），现任旅长为王元直（后升任第11师师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而这个33团就是在淮海战役中“血战大王庄”、给解放军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老虎团”（好象《集结号》在做宣传的时候还在拿这个团的“战绩”说事），当时的团长是李树兰（金门古宁头战役中的118师师长），属于王牌中的王牌，十分强悍。
8月初，118旅从鲁中转到了商丘（整11师的11旅和18旅暂时还没有来），王元直旅长在朱集车站下车以后就把“老虎团”留在了县城，让他们敦促着第六绥靖区兵站赶紧往前方运送弹药——按道理，象33团这样的虎狼之师从来都是横着肩膀走路、没有人敢惹的，更何况就在十多天前，他们刚刚在南麻战役中打了大胜仗，正显得趾高气扬、意气风发，办理催促军需这样的小事应该不费吹灰之力才对。可谁晓得，连续几天，朱集火车站都忙着为邱清泉的第5军发货，愣是没有人理睬整11师的急切要求，这可把“老虎团”给惹毛了。
说起来，整11师和第5军都是“五大主力”，但这两支王牌部队在伞兵的眼里是有亲疏之别的——整11师属于陈诚的“土木系”，而第5军则属于杜聿明的“远征军系统”。快速纵队的军官大都来自第5军，就连蒋纬国副参谋长也是从远征军里出来的，因此，伞兵守在火车站，所有的弹药粮秣都往邱清泉那里送，谁也不愿意搭理胡琏的人马。
8月10号，118旅开到了山东成武，可计划补充的弹药却连影子也没见着，王元直旅长没办法，只好把部队停下来不动了。而商丘这边的33团被上司骂得狗血淋头，情急之下就犯了“老虎脾气”，他们干脆在城门口设卡，看见运弹药的军车就贴上“整11师征用”的条子、直接押往曹县……
接连被抢了好几辆车，快速纵队很不高兴——别人害怕整11师，可伞兵就根本不卖他们的帐：你是“五大主力”、我也是天之骄子，你刚赢了南麻战役、我还刚赢了“滕县大捷”呢！你敢堵着城门抢东西，我就敢派装甲车砸了你的场子——于是，12号一大早，也不知道是奉了谁的命令，第4大队的第20队就开着几辆装甲卡车到城门口去“清除障碍”，没想到那“老虎团”还真够凶猛的，拖出战防炮就是几家伙，当场打翻了领头的装甲车、还打死了二十多个伞兵。
这下子，事情搞大了。20队队长李贵田（中央军校十五期生，中共地下党员）回去就报告说“整11师反了！”，朱集火车站的各个大队闻讯立刻出动，坦克车装甲车榴弹炮迫击炮各就各位、把商丘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非要缴了老虎团的械不可。33团发觉情况不妙、赶紧退进城里准备打巷战，而留在城外边来不及招回的一个连就被伞兵一锅端掉了，还当场打死了三十多个人。
战斗大队在城外面闹得欢，可快纵的总部机关还困在城里头呢！司令部和直属队完全弄不清状况，只好垒沙包、架机枪、守住工事，生怕老虎团冲进来报仇。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大门外开来几辆大卡车、速度还挺快的，蔡智诚他们也不管来人是谁、“嗵嗵嗵”就是一通机关枪，打得车上的人举着白旗直嚷嚷：“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绥靖司令部的……”
“第六绥靖区司令部”也在商丘城里，司令官周岩是个老行伍，见多识广、沉得住气，他亲自出面、上下调停，折腾了一整天才算是达成了协议：快速纵队解除对县城的包围，33团撤出商丘、移防曹县，绥靖司令部担保对肇事双方都不追究、不处罚——说又说回来了，两支黄埔嫡系闹摩擦，他保定军校出身的周司令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了——不过，这件事情却把整11师的胡师长给得罪了，以至于后来到了台湾，胡琏上将动不动就骂国军伞兵是“会飞的猪”。
不管怎么样，在47年的8月12号，一群“会飞的猪”总算是摆平了整11师的“老虎”，扣了他们的弹药、杀了他们的人、还把他们赶出了商丘城，真是过瘾极了。
8月13日早晨，蔡智诚又去“圣保罗医院”拔牙齿，刚躺上手术椅子等麻药，罗华和海国英又跑进来报告“出事了！”，蔡智诚只好又捂着腮帮子爬起来。手术室里的医生护士啼笑皆非，就连牙科大夫也哭笑不得：“蔡先生，看来您这颗牙齿还真不能拔，一拔就要出事情”。
龇牙咧嘴跑到火车站，看见第5队的于振宇少校正垂头丧气地坐在站台上，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第5队在陇海铁路上遇到了共军，打了两小时，只跑回来十多个人，几乎全军覆灭。
说起来，第5队的这场灾祸是他们自找的。
头天夜里，调停纠纷的第六绥靖区周岩司令官带着慰问品到朱集火车站来安抚伞兵将士，正在开茶话会的时候，突然接到保安团的报告，说是陇海铁路遭到袭击，张阁（今商丘市张阁镇张阁庄）以东的电话都中断了。本来，这种“游击队袭扰地方”的事件根本用不着快速纵队插手，可周岩因为正在和伞兵们聊天，就随口问了一句：“哪位兄弟愿意协助本司令绥靖治安？”，在座的大队长和队长们都闷头不吭声，只有5队副队长于振宇站起来大吼一声：“有！”——于是，第5队就光荣受命、领衔出击了。
“又不是正职，充什么好汉？”，满会场的人都觉得于振宇莫名其妙，只有5队队长段超群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原来，开会的时候，于振宇睡着了、歪在墙角边上扯呼噜，周岩司令发出“战斗邀请”的那一瞬间，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段队长怕别人听见于副队长打鼾、连忙伸手捅了他一下，于振宇猛一醒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现周司令官正盯着他看，还以为是点名呢，稀哩糊涂蹦起来答应了一句……于是就惹祸了。
军中无戏言，答应的事情必须干，第5队只好登上列车开始搜索。这“搜索列车”是反过来开的，前面有一截敞棚车和一截闷罐车，后面用火车头推着走。车队“嘁哩咔啦”开了二十多公里就遇到了伏击，刚开始，第5队还顶着打，可打来打去、越打越难堪，敞棚车打烂了、闷罐车也打着了火，眼看快要被共军活捉了，段超群队长连忙摘掉车厢挂钩、开着火车头就往回跑，跑回商丘再一数人头，只剩下十二个兵了……
（段超群后来移居美国开诊所，提起于振宇就摇脑袋。但其实，即便不论开会打瞌睡这件事，对“振宇兄”摇脑袋的恐怕也不止段队长一个人——于振宇到台湾以后官运亨通，当过蒋经国的办公室主任、还当过台湾警备副总司令，而他当官期间办的最精彩的两件成绩是：一、民国60年，介绍李登辉教授加入中国国民党；二、民国61年，推荐李登辉同志进入政界、出任中央政务委员——愣从党外“空降”一个能把本党搞垮台的党主席，这于振宇还真不愧是伞兵出身的大笨蛋）
不过，47年8月的时候，伞兵们并不知道于少校以后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在当时，大家只是对他提供的情报半信半疑。于振宇认为自己遇到的是共军主力，可上级的战情通报里却明明说“中原共军主力已退缩黄河以北，华东共军主力已被国军团团包围”，陇海铁路附近根本就不可能钻出共军的主力兵团来。
虽然不大相信，可第5队的惨状却又是摆在眼前的事实。琢磨了老半天，马师恭司令决定再派队伍侦察一番，点兵点将，特务队也摊上了出门搜索的差事。
这次出动就不敢再坐火车了，伞兵各队分头前进，特务队沿着陇海线北侧向张阁车站方向迂回。
临近中午的时候，蔡智诚他们徒步行进到张阁镇西北面的夏庙村，走进村子一看，各家各户空荡荡的、横穿村庄的道路却被踩得稀烂，一看就知道是刚过了兵。游乐智队长立刻命令展开追击，可军士长罗华却指着路边的茅房犯嘀咕：“蔡队长，追不得呀、追不得”
“怎么了？”，蔡智诚觉得莫名其妙。
“你想想看，要有多少人才能把这些大缸子尿满……”——当时，农村的茅房里都有一口粪肥缸，平常情况下，只要粪缸里能凑出一小桶肥料就会被老百姓浇到庄稼地里去，可这时候，家家户户不见人烟，而那些尿缸里却全都装得满满当当，几个伞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