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兵的训练时间很长，实战经验却不多，再加上经常接受这样那样的检阅，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洋派。伞兵乘车时，无论站着或者坐着，身体必须挺得笔直（这是飞机机舱里的待命姿态），下车走路也必须保持队列严谨，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脚印（这是为了躲避地雷）。这些日常训练的基本要求在伞兵看来是天经地义，在别人的眼里却成了装模做样。
有些举动确实属于装模做样，比如，几乎每个伞兵都在胸前插一支钢笔，而实际上，伞兵作战的时候很少需要写字，这样的做派只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个“高素质的文化人”，除了引起其他部队的反感，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有些“装模做样”却是情有可原的，比如，伞兵这样的特种部队一般不允许借住民宅，所以他们外出时都携带着美式帐篷和尼龙睡袋，而其他部队的人却不认识这些洋玩意，就指责伞兵“娇贵”，说他们“打仗的时候还带着蚊帐和被褥，不愿意吃苦”。
说起来，最容易引起矛盾的还要算是伞兵的补给。伞兵总队属于空军，物资供应是根据空军的标准发放的，外出作战的时候，由兵站部配备给养，从饼干、香烟、糖果，到猪肉、牛肉、胡萝卜罐头，林林总总一大堆，让陆军看了直眼红——这其实并不是伞兵矫情、而是美国人定下的规矩，按照美军的条例，伞兵不许在战场上就地征粮，就连饮用水都必须预先消毒、烧开、集中灌装，所有吃的喝的不仅有卫生标准、还有营养标准——其他部队没有这么多穷讲究，他们看见伞兵刷牙就觉得不顺眼，再看见美国罐头就更加不痛快，认为这帮“公子少爷”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不是来打仗的倒象是来旅游的。
在战场上，伞兵与周边部队不仅存在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兵种待遇之间的隔阂，所以始终无法与协同单位和睦相处。空军的呆板的条例和伞兵们高高在上的骄傲心态，使得第三快速纵队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总是与友邻部队格格不入，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战效能。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并没有与其他部队改善关系的愿望，他们觉得，保持高傲的架势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派头。
七月份，正是鲁南的雨季。通往滕县的道路泥泞不堪，第二交警总队的官兵个个都摔得跟泥猴子似的，而伞兵们却披着美式雨衣、穿着高腰皮靴，军容严整地安坐在大卡车上、对路边的叫骂声不屑一顾。
7月19日中午，快速纵队到达滕县以南三十公里的官桥镇，从这里已经可以听见北方的传来的阵阵炮声。打开电台，接收机里立刻就响起一片歇斯底里的喊叫——滕县守军不停地央求援兵赶紧向县城靠拢，说他们正遭到共军主力的围攻，已经快要顶不住了。
位于津浦铁路上的滕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这里曾经是台儿庄战役的战场（122师师长王铭章牺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滕县，45年12月，滕县被八路军攻克（山东八师师长王麓水牺牲），直到47年2月，国民党才在重点进攻中夺回县城，而五个月之后，滕县又再次受到华野1纵和4纵的围攻。
这时候，守卫滕县的是整20师（杨干才部）的四个团，他们属于杨森的川军，战斗力很一般。不过说来也怪，川军部队在滕县这个地方总是特别能打硬仗，华野1纵从7月14日起发起攻击，打了一天没拿下来，4纵接着加入总攻，又打了四天还是没拿下来——杂牌川军愣是顶住了华野攻击力最强的两个纵队。
19号这天，抵达官桥的快速纵队如果照常行进，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投入战场。可马师恭司令一边要求守军继续坚持，一边又命令伞兵“以接触队形前进”，这样一来，快速纵队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到达滕县。
军队的行进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同一支部队在同样的道路上运动，由于任务要求不同、装备携带量不同、战场环境不同、行军队形不同，移动速度会有很大变化——从根本上说，部队能走多快、走多远，并不取决于士兵的素质，更大程度上是由领导的意志决定的。
摩托化步兵正常的接敌距离是五公里，从官桥到滕县县城大约三十公里，如果采取救援急行，一个小时就可以投入战场，但这样的方式警戒性较差，容易落入“围点打援”的陷阱。而在当时，快速纵队并不知道围攻滕县的解放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因此，采取谨慎保守的移动方式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所谓“接触队形”实际上是个环形队列，由步兵分队把装甲和辎重包在圈子中间，前卫和侧翼都是徒步搜索的侦察兵，主力集团则相互呼应着慢慢往前挪。
坦克车也缩在保护圈里，走一走、等一等，真象是乌龟一样。泥泞的路面影响了战车的性能，那些洋机器开开停停的就出了故障，光冒黑烟不动弹。蒋纬国的部下都是些半吊子，只会开车不会修车，马师恭司令没有办法，只好让伞兵和汽车兵中懂得机电知识的人都去参加“坦克会诊”。蔡智诚也客串了一把修理工、还趁机坐了一回坦克，不过，那铁疙瘩虽然外表很威风、其实并不舒服，蔡修理工在里面呆了一个小时，出来却呕吐了十多分钟，从此就再也不愿意遭那份洋罪了。
被坦克折磨了一番之后，蔡智诚连汽车也不愿意坐了，干脆在田埂上散步。
行军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人都显得十分清闲，只有炮兵们忙得不行。队伍每前进两三公里就停下来备战、等待警戒分队的侦察结果，这时候，炮兵就赶紧把大炮拖到田野里布防，还要挖一条圆形的助锄沟——因为谁也不清楚敌人将会从什么方向出现，所以必须保证360度都能够开炮——等他们把坑刨成、把炮位架好，车队却又开始挪动了，炮兵们只好骂骂咧咧地收拾东西……整个下午都看见他们这样来来回回地瞎折腾，逗得蔡智诚呵呵直乐，他心里想：幸亏当初我没有留在207师里当炮兵。
走了一下午，只前进了十多公里，晚上在南沙河宿营，滕县方向的枪炮声响了一夜。
20号凌晨，伞兵们正在吃早饭，头顶上突然“咻—咻”地飞过几排炮弹，吓得蔡智诚丢下饭碗就往队部跑。这时候，直属队的队长们都聚集在司令部的门口，大家相互打听了一番，好象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正琢磨着这几排炮是什么意思，参二官（负责军情的参谋）出来通报说：“滕县方向，直接效力炮。看样子共军要撤了”。
所谓“直接效力炮”是指不经过试射修正、直接多炮齐射的炮兵战术。这种方法当然更具备战场打击的突然性，但除非是固定炮位、而且事先预备了精确的坐标，否则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头，只能起到干扰的作用。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采取这样的射击方式往往是要弃阵转移的先兆。
得知共军要撤，国军立刻精神大振，二十辆战车率先冲锋，引导着伞兵攻击前进，在连续击溃了华野后卫部队的两道阻击之后，终于进入滕县与守军会师。当天中午，快速纵队和整20师向南京和徐州报告了“滕县大捷”的喜讯。
虽然是“大捷”，但滕县的局势其实够玄的。解放军已经炸垮了北门，其他几座城墙也被掏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援兵如果再晚来一会，整20师肯定就完蛋了。
滕县的城墙是夹层构造，外壳是青石砖、里面包着的是夯土，解放军的坑道穿透了外侧的石墙，再在夯土底下掏药室、埋炸药。通常情况下，炸药一爆，夯土往下塌、城墙也就垮了，可是鲁南这一带的土质特别黏，连日大雨之后，被水浸透了的夯土全都粘成了一块，怎么炸也不塌，这才保住了大段城墙、救了整20师的命。
但即便是这样，解放军也攻克了北门、占领了火车站。快速纵队进城的时候，铁路旁边的仓库全都燃起了大火，马师恭司令赶紧指派第二交警总队的人去救火——他们是铁路警察，干这活是他们的老本行。
战场上到处是弹坑。攻守激战的时候，由于双方的距离太近，国军大炮的射界升到最大仰角都不够，榴弹炮干脆立起来变成了迫击炮——蔡智诚他们瞧见20师的炮兵阵地都吓得直咋舌头：这要是再耸高一点，炮弹出膛就直上直下了，简直跟自杀差不多。
滕县城里一片狼籍，几乎没有一栋房子是完好的。街道上，国共两军的阵亡者都倒在一起，解放军遗体比较集中的地方在20师师部附近——据说，华野1纵3师的一个营突破到这里的时候被阻断了后路，既攻不上去又退不下来，结果全部打光了。
守城官兵五天五夜没合眼，全都累晕了，一个个木木呆呆的跟傻子一样。有的人躺在死尸旁边就睡着了，怎么摇也摇不醒，所以清理战场的时候必须先用烟头在鼻孔上烫一下，看看他动不动，要不然真有可能稀哩糊涂地把睡觉的人给活埋了。
不过，也有睡不着觉的。蔡智诚就遇到一个老兵，他坐在废墟上、拿着一截草根放在嘴里嚼，说自己被硝烟熏得舌头发苦、连酸味甜味都尝不出了，于是，蔡中尉就摸出两颗美国水果糖递给他。那糖果是用玻璃纸包装的高档货，老兵从来没见过，他欣喜地端详了半天，却又仔细地用布包好、揣进怀里，说是等回家的时候带给孩子吃。
“你家在什么地方？”
“四川泸州，五年没回去了”
“……把糖果吃了吧，我另外帮你寄回家去”
几天以后，蔡智诚按照老兵的地址，用军邮往泸州寄了一包奶粉和糖果。
滕县之战是十分惨烈的，整20师守军遭到严重打击，华野的损失也很大。据《粟裕回忆录》记载，“第1、第4纵队的伤亡各约五千人，非战斗性减员亦各约五千人”——这其中，“战斗伤亡”主要出现在滕县周边，而“非战斗性减员”的情况则比较复杂。
7月20日之后的几天，蔡智诚他们尾随着“叶陶兵团”，在滕县、峄县和枣庄一带兜圈子。快速纵队并不担心第1、4纵队在附近打转，只要他们不能到鲁西与“陈唐兵团”会合、不能回鲁中与陈毅主力聚集，等国军的五个整编师赶到鲁南以后，就可以将这两支华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消灭在运河和沂河之间。
那几天，快速纵队始终与“败退的共军”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白天接触袭扰、夜晚就后退到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以外，用总部的话说就是：“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吃掉多少算多少，打了就跑”。在尾追缠斗的过程中，与伞兵交手比较多的是廖政国的第1纵第1师。
有天上午，特务队在行进途中遇到一帮从解放军那边跑过来的投诚士兵，讯问过后才知道，这伙人原先都是整编第74师的国军，现在又“哗变反正”了——这样的好消息当然使得马师恭司令十分开心，他吩咐特务队腾出帐篷、拿出罐头和饼干，让“起义”的弟兄们吃好、喝好、休息好。
在安排接待的时候，一个贵州口音的士兵引起了蔡智诚的兴趣。
“兄弟，是贵州人么？”
“是啊，老乡，我叫罗华，镇远的”，那位老兵显然也听出了蔡中尉的乡音。
抗战期间，贵州镇远有个“镇独师管区”，是专门为74军补充新兵的后勤基地，李天霞、张灵甫等人都兼任过这个师管区的司令。1942年，罗华在镇远县入伍，先是在师管区进行了四个月的训练，然后就被编进了58师。在47年5月16日的孟良崮战役中，这个74师58旅机枪手的子弹打光了，只好举手投降、加入了共军，可到了7月22日，他又携枪逃回了国军。
这帮人物，看上去还是挺猛的
华野1纵和4纵的“非战斗性减员”究竟包括了多少逃兵，马甲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根据蔡智诚的回忆，仅由直属队（特务队和侦察队）收容的原74军官兵就超过了四百人，这些脱逃人员大都被送往徐州、编入了重新组建的整74师——但也有例外，比如蔡智诚的贵州老乡就被留下来当了伞兵。
刚开始，参一官（主管人事的参谋）还有点不大同意，因为按照规矩，伞兵缺员只能从补充团里调拨，各战斗队是不许自行招人的，而且，这个罗华也不会跳伞，不符合伞兵的标准。可蔡智诚却表示：“不会跳伞可以学，容易得很。打仗的本事是阎王爷教会的，一时半会地学不成”，游乐智队长也说：“如果你们参谋处能给我几个42年的兵，我就不找你的麻烦”。
那个参一官犹豫了好半天，最后总算答应了。于是乎，罗华就成了特务队三分队的军士长。
可是，这位新来的部队上士刚上任就提出一个要求：遇到华野1纵1师的时候，他只参战、不打枪。理由是“人家饶了我一命，我也要放人家一马”——还真有点关云长的味道。
不打枪就不打枪，蔡智诚挺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候，国军五个整编师已经汇聚鲁南、对叶陶兵团展开了围攻。
徐州总部给华野1纵起的代号是“西瓜”、把4纵叫做“面包”，反正都是嘴边的美食——所以，吃几块“西瓜”，简单得很，不劳罗上士动手也没有多大问题。
孟良崮战役期间，华野1纵1师的损失很大（据《叶飞回忆录》叙述，在天马山阻击战最危急的时刻，1师师长廖政国的身边只剩下了几个警卫员），所以，战斗结束后，1师补充的俘虏兵最多。
可是，5月份吸纳的俘虏多、7月份逃跑的也就越多。以罗华所在的1团1营3连4班为例，全班8个人、有6个来自74师，简直快变成国军部队了，结果，一不留神就跑得只剩下班长和副班长。而那个倒霉的光杆班长是谁呢？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三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志愿军“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杨根思。
说起来，连这么优秀的班长都挡不住罗华开小差，这家伙也确实够资格当伞兵的军士长了。
“解放战士”之所以逃跑，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们接触革命军队的时间短，受到的思想教育不够、政治觉悟不高；其次也是由于“七月分兵”以后战事频繁、战场条件恶劣，在撤退的环境下，部队的管理出现了混乱；而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则在于国共双方“土地改革”的差异。
了解现代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国民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也都知道那是5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期间搞的把戏。但实际上，早在1947年，国民政府就已经出台了《授田法草案》和《“剿匪”区内屯田条例》，声称要把“匪区内的荒地”分给国军士兵——从概念上讲，这些“荒地”是指解放区里的“无主田地”，总面积有多少？不知道，反正它们都在共产党手里——长官们鼓吹“打完仗后享清福，一手领钱（遣散费）一手分田”，哄得当兵的兴高采烈，满心希望着冲进解放区去当地主。
冲来冲去、冲到孟良崮，双手一举，地主没当成、先当了“解放战士”，罗华他们也总算瞧见了解放区的土地。可看见归看见，却没有他们的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只分田给贫苦百姓、不分给当兵的——罗华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