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八十三师是由第一百军改编而成的，也属于国军精锐，在5月中旬的孟良崮战役中，八十三师消极怠工、坐视七十四师被歼灭，结果师长李天霞被蒋委员长请去喝茶了。也许是因为受了这个刺激，代理指挥的周志道副师长在“清剿”行动中极为卖力，一路穷追不舍。
鲁南机关西行不成，只好退回抱犊崮根据地，而整八十三师也随即跟了过来。这时候，周围的运河县（今台儿庄以北）、邳县、枣庄、峄县、费县、临西、邹县、腾县、平邑、泗水、临城、双山……的县区乡村干部、民兵骨干、军队家属和群众积极分子得知总部转移的消息，也全都往根据地跑，逃难民众就象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总数超过了七万人。
行署和军区事先完全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迫于形势，区党委书记傅秋涛（开国上将）和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只好带着大家一起走。于是，这支编制混乱、拖家带口、规模庞杂、熙熙攘攘的军民队伍就在四面围堵之下吵吵嚷嚷地东奔西走，既不能保证行动秘密、也无法加快行军速度。
担任掩护的部队只有六个团，除特务团和三分区十九团战斗力稍强以外，其他团都是刚由民兵改编的游击武装（此时，军区直属特务团的团长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刘洪”刘金山），部队武器差、经验不足，前突后挡的保护着七万人突围，实在是力不从心。
6月7日，逃难大军通过磨山镇的时候还剩下五万人左右。当天夜里，从北边追赶而来的整八十三师占领了沂河边的东蔡村，南边的快速纵队控制了杨庄至新汪一线，而整三十三军（冯治安部）则据守在沂河东岸，从而把共产党的干部群众包围在耿墩、涌泉等十几个村子里——既无险可守、也无路可逃，形势危在旦夕。
按计划，国民党军将于第二天凌晨发起三面合击，如果真这样做了，傅秋涛、张光中等人恐怕是凶多吉少。
可就在这时，老天开眼。6月8日清早，鲁南地区突然迎来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
蔡智诚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雨。暴雨从拂晓时开始下，刚开始还能分辨得出刷刷的雨声，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片铺天盖地的水雾，满耳朵尽是“轰隆隆”的嘈杂，四周的一切都被笼罩在银亮的迷茫之中，两三米以外就看不清人了。
士兵们都躲在屋里不愿意出去，各级军官也都纷纷要求取消行动。下这么大的雨，不仅瞧不见目标、就连路也走不稳当，还能打个什么仗？
下午四五点钟，雨小了一些，可部队还是没法出动。苍山县南部一带尽是黏土，大雨之后道路又烂又滑，汽车根本就无法行驶，伞兵的弹药都是由卡车运输的，如果改成徒步作战就必须重新调整装备基数，折腾下来起码需要两个小时，到时候天已经黑了。
于是，整整一天，蔡智诚他们都没有出门。
国军各部之所以轻易地推迟原定的合围计划，一方面是因为不愿意吃苦，另一方面也是以为共军反正已经无处可逃，晚一两天动手似乎无关紧要。他们没有料到，6月8日，鲁南数万名党政军群众冒雨渡过了暴涨的沂河，并于9日突破了河东岸的国民党军的封锁，完成了山东解放史上艰苦卓绝的“6。9大突围”。
9号上午，天气放晴，伞兵们离开新汪村，沿着沂河徒步向北搜索前进。
部队刚出发，蔡智诚就发现河岸边有许多从上游冲下来的尸体和物件，于是估计到包围圈里的共军已经冒险渡河了。不过，这时候，大家并不担心共军渡河，因为河东岸驻守着整三十三军的两个师，几道防线密封得跟铁桶似的，突围的人群即便是过了河也没处跑——可没想到，几万军民过了沂河以后、居然立刻就象泥牛入水似的失去了踪迹——直到后来，当蔡智诚知道了三十三军副军长何基沣和参谋长张克侠的真实身份以后，才对当时的一切恍然大悟。
沿着沂河向北行进，特务队和第七队依然担任前卫，虽然一路上不断发生零星枪战，但此时的对手已经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中午，部队接近马湾（当时叫“麻湾”），前哨发现一股共军，几个伞兵分队立刻围了上去，蔡智诚看见十多个解放军战士趴在地上死战不退，掩护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朝河里跑。暴雨过后的水流很急，那位领导稍微犹豫了一下、就被狙击枪手打死在河边了。从这人的身上搜出了张光中的一个笔记本，蔡智诚还记得上面写着“应该高度重视民兵建设，不能简单地派犯过错误的干部去民兵队伍里工作……”之类的话，伞兵们于是就认为自己打死了共产党的鲁南军区司令员，南京的报纸也很快登出了“击毙鲁南匪首张光中”的消息，特务队长游乐智还因此受了奖。
牺牲在河边的当然不是张光中，因为张光中和傅秋涛已经于头一天夜里渡过沂河了。这位烈士也许是军区或者某分区的干部、也许是行署或者某地委的领导，在当天的包围圈里，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9号中午，快速纵队与八十三师在马湾“会师”，接着又转向西面进行扫荡。
从核桃园、涌泉、耿庄、一直到磨山镇，随处可见丢弃的行李包裹、一路上尽是遇难者的尸体。大部分死者的身上并没有弹痕，很多人都是因为在暴雨和泥泞中长途奔跑，筋疲力尽、气竭而亡的。有些人倒在泥潭里，鼻孔和嘴巴上全是黏土，似乎连抹去脸上的淤泥的力气都没有，就这么给憋死了。在旷野里，蔡智诚发现了一百多具担架，担架上的人全都泡在泥浆里死去了，可医护人员却仍然静静地坐在旁边、陪伴着他们。游乐智队长下令不许伤害那几个卫生兵——大家都是扛枪打仗的，谁都希望自己能够遇到如此尽责的护士。
在这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段上究竟有多少人遇难，不知道。蔡智诚的印象是“至少上万”，可马甲我并没有查到具体的数据——这也许是无法查清的，因为当时的逃难群众并没有统一的编制。死掉的人，国民党埋了一些、当地民众埋了一些、共产党回来以后又埋了一些，所以没办法进行准确的统计——但有个数字可以参考：6月8日，仅鲁南军区机关就有二百三十多名干部在突围途中“累死”（不是阵亡）；十九团九连是突围成功的队伍（九连长曹会兰曾任空一军后勤部长），但这样的主力连队也有十三名战士“累死”在泥泞里。组织严密的军区机关尚且如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尚且如此，那些分区的、地委的、县区乡的干部，那些民兵、伤病员和军队家属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无论如何，总部机关冲出去了，大部分领导干部和党政军骨干也渡过沂河、完成了突围。
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件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固然是老天帮忙，但十九团七连的艰苦阻击却更为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争取到了宝贵的三个小时，快速纵队6月7日下午就可以进抵涌泉村，那将会使得逃难军民无法靠近沂河，第二天的冒雨突围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写到这里，说句题外话。
前些天看《集结号》的时候，马甲就在想：在人民解放军的征战史上，究竟有多少个“九连”一样的队伍呢？
如果仅仅从“掩护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生命的价值，阵亡者的结局无疑是委屈的，但如果从“捍卫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行为，一切都将变得十分坦然——“九连”或者七连、姜茂财董存瑞或者谭嗣同秋瑾，当他们面临牺牲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信念能够真正支撑起他们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身后，活下来的人将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实现——这个高于生命的觉悟，是泛泛的“人性关怀”所无法解释的。
能够安慰死者的不是勋章、不是墓碑，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卫、是他们的理想是否成为了现实——斯皮尔伯格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让大兵瑞恩站在战友的陵墓前说：“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个好人”；而《集结号》的导演却似乎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们只在银幕上看见了血肉横飞和哥们义气、只在逼真的音效里听见了凄厉的军号和狂野的吼叫，却没有领悟出牺牲的目的。
导演其实并不明白“九连”为什么牺牲，所以他让焦大棚提出了一个请求：“撤吧，给九连留点种子”。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因为分明也有人曾经喊过：“撤吧，给西北军留点种子”……但是，什么是“种子”？对军阀而言，“种子”是兵、是枪、是番号，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对于献身理想的战士而言，“种子”是精神、是觉悟、是高于生命的信仰，在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坚持战斗、付出牺牲，种子才有可能发芽开花。
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称号的。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
因此，当烈士逝去之后，墓碑上的名字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来的人们应该扪心自问，先烈的理想的“种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灵魂里了——这才是牺牲的价值、这才是精神的力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性的光辉。
只是，不懂得理想的崇高，又怎能阐释得出牺牲的真谛呢？
6月9日，总部机关突围了，但仍然有许多人被困在了包围圈里。
快速纵队抓到了一千多名筋疲力尽的被围困者，从中甄别出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区长和民兵“爆破大王”等共产党干部，并随即就把他们移交给了保安团（7月2日，国民党费县县长杨均亚将其中的210名党员干部活埋杀害了）。
伞兵之所以迅速移交手里的战俘，是因为他们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六月，正是夏麦成熟的季节，国军对鲁南的清剿虽然全面告捷，但由于没有建立起组织机构，一时半会的还无法进行征粮。而这时候，全国各地的“反饥饿”运动正整得政府焦头烂额，因此，南京方面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苏北和苏中，指望着用“恢复区”的麦子给城市救急。
苏北和苏中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这时虽然被国军占领了，但共产党的政权仍然在坚持活动，从解放区失陷之日起，淮海区党委就发动群众进行“反征兵、反纳税、反交粮”斗争，进入麦收季节后，又组织民兵武装开展“保麦运动”，使得国民党的征粮计划无法落实。因此，当鲁南清剿告一段落，徐州总部就立即调遣快速纵队赶赴苏北各地“武装护粮”，为地方保安团撑腰打气。
特务队和二大队被分派到了苏北的东海县。
东海县毗邻连云港，在陇海铁路的边上，这里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有两股势力，一部分属于“还乡团”，他们缺乏训练，只会打人不会打仗；另一部分是原新四军独立旅三团的旧部，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军心涣散、与国军部队貌合神离。
“独三团”的团长刘庆余（刘福龙）原先是青帮出身的土匪，历史上有血债，后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1946年，刘部到潼山根据地休整期间，潼山的几十位苦主向人民政府告状、揭发刘庆余曾经杀害过无辜百姓，县委一调查，情况属实，当即就召开公审大会、把刘团长和几个部下都枪毙了。这个举措当然是为受害群众报仇雪恨、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同时也让许多“有案底”的人慌了神，于是他们就拖枪叛变、投奔了保安团。这批当过新四军的国民党保丁与其他国军有隔阂、与“还乡团”也格格不入，所以打起仗来总是患得患失、心不在焉，起不了多大作用。
六月初，东海县保安团组织了十一支征粮队、还设置了七个“麦场”，但他们一下乡就被民兵游击队打了个落花流水，结果损失了一百多号人马只收来四斗麦子，把第八行政区的夏鼎文专员气得不行。夏专员是东海县人，还是位国大代表，家乡的征麦情况关系到他的政绩声誉，看到保安团不顶用，他就请整编第28师（李良荣部）的国军帮忙“护粮”。整28师派来一个团（52旅155团），到东海的第二天就被打死了一个营长，立刻就吓得缩在县城不敢出门了，夏专员没有办法，只好再向徐州要求增兵，这才把伞兵部队调到了东海县。
快速纵队是国军精锐，蔡智诚他们刚刚在鲁南打了大胜仗，趾高气扬，根本没把“土八路”游击队放在眼里。一到驻地，军官们就催着问“什么地方需要护粮？”，保安团说，东北方向的游击队比较活跃，如果先把那边的麦子收回来，更能够打击共产党的士气——那好吧，部队就往东海县的东部开去。
几十辆卡车载着六个伞兵队，车队后面还跟着保安团、复仇团以及国民党的区长乡长们，马车、骡子车排了一长串，踏得马路上尘飞土起，真是浩浩荡荡、威风十足。
行进途中，蔡智诚发现路边的麦子已经被收割了一半，就问那是什么人干的，保安团回答说： “还有谁？土八路呗，他们出来转一圈，大片的麦子就不见了”。
第二天，队伍来到苏鲁交界处的青湖和沙河，放眼四周，庄稼地里空荡荡的，一颗麦穗也见不到。复仇团的一帮乡绅地主绝望地坐在田埂上哭嚎：“我的麦子吔，我的果园吔，我的房子吔……”
于是，保安团就冲进各个村庄，翻箱倒柜、掘地刨坑，抓人、搜粮食。
实际上，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颁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经非法分配的农地，一律由县政府征收，然后再放领给佃农”，并要求“地主不得对土地使用者采取报复行为，不得籍口收回土地”，这个《办法》的目的是维持解放区的土改结果、不影响农民在中共统治下的既得利益，并以此与共产党争夺民心——但事实上，这个政策根本就行不通。
共产党是通过“直接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而国民党则恰恰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通过中间层、也就是通过代表地主利益的地方官吏去实施土地改革，这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因为，依靠“既得利益群体”对权利集团自身实施改革，无论规划多么完善、口号多么动听，都不会有本质性的效果。
一旦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对绥靖区的统治，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还乡团”和“复仇团”的凶残暴行。地主武装肆意追讨财产、疯狂杀戮民众，官员则听之任之、军队则助纣为虐，国民党政府的《土地办法》最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除了加深民众的仇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护粮”队在沙河住了两天，这两天，保安团在当地追得鸡飞狗跳，所到之处尽是哭喊声和叫骂声。
特务队并没有殴打民众。伞兵毕竟是受过西洋训练的队伍，素质比较高一点，有“不体罚士兵，不克扣军饷，不打老百姓”的传统，蔡智诚他们虽然不去制止还乡团的暴行，却也不至于破坏了自己的规矩。
不过，蔡智诚也被共产党的民兵折磨得够戗。国军白天要到各村去“护粮”，到了晚上，游击队却不让他们休息。夜里刚躺下，外面忽然响起了“咣咣当当”的机枪声，大家急忙全副武装地跑出去搜索，才发现是个破铁桶子里面放炮仗。反复折腾了几次，大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