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指导。
幸亏指导官是熟人，蔡智诚被教训几句之后就没事了。否则，就凭他刚才的那番信口开河，能不能参加第二天的受降典礼都很难说。
1945年9月9日早晨六点钟，全体内卫人员进入签字大厅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举行受降签字典礼的场地，当时的正式名称是“陆军总司令部礼堂”，原本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大礼堂”，现在是解放军南京军区大礼堂。
礼堂大厅的一面墙上布置着国民党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画像下端还镶嵌着一个英文字母“V”和两个中国字“和平”；另一侧的墙上挂着中英美苏四国领导人的画像以及这四个国家的国旗；天花板上挂着彩条，悬挂着联合国51个国家的国旗，代表全世界人民大团结。
大厅北面是受降席，摆着一排宽大的长桌和五张带扶手的椅子，桌面上摆着一个文具盒和中央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南面是投降席，摆着一排比较窄的长桌和七张没有扶手的椅子，桌面上也有一个文具盒；西面是贵宾观礼席，东面是记者观礼席，只设了几排座位，没有桌子。
另外，东西两侧的楼上还有观礼台，那上面由新6军的警卫负责管理，蔡智诚没有上去过。
蔡智诚的岗位在记者席的一侧。当时，东、西两面观礼席的前面都用蓝布围起了屏障，他的任务就是提防着有什么人冲过帐幔，跑到签字场地中间去。
担任内卫的伞兵都佩带着手枪，但蔡智诚腰间挂着的其实是空枪，至于那些军官的枪里是否有子弹，他就不知道了。
这是现在搞的“复原现场”，太简略了。不仅没有党旗、国旗，面积也不够大。
当时的场面应该是这样——这是从南向北看。
这是从北向南看。注意会场上的兵，那些扛背包、端步枪、老老实实排队的是新6军，散乱站着、胳膊上有段红布条的就是伞兵。
这是一幅油画，虽然漂亮，却有点夸张了。观礼席后面的伞兵其实不应该端冲锋枪，端冲锋枪的伞兵都站在外面的大街上呢。
上午八点正，中外记者检录进场。
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刺客假扮记者到会场行凶的事件，所以这次的受降典礼仪式对记者的盘查特别严格。会场的入口处设置了两个检查台，左边的台子查身份、右边的台子查设备，进到大厅里面再由蔡智诚他们核对采访证、指定观礼座位。
只有少数官方新闻单位能够获得现场采访的资格，中国记者主要来自《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和“中央社”，外国记者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总计八十八人。
与记者打交道之后，蔡智诚才明白要让这些人老老实实地坐着是件多么困难的事，他们根本就不理会什么座次表，全都蹦来蹦去的东张西望，象群猴子一样没有一刻安生，恼得伞兵们恨不能找个笼子把他们固定起来。
嘉宾们也在陆续进场，进会场观礼的门槛很高——武职军衔需少将以上、文职级别需“简任官”（相当与现在的厅级）以上——具备这样资格的人物都是老谋深算的家伙，不会有谁愿意在这时候抢风头接受记者的采访。于是记者们只好自己采访自己，中国记者问外国记者有什么感想，外国记者问中国记者是什么心情。有个美国人向蔡智诚打听：“这里有没有日本记者？”，看见伞兵摇脑袋，他就觉得十分失落：“遗憾遗憾，太遗憾了”
过了一会，这小子又突发奇想，拉着中央社的记者提建议：“日本战败了，经济肯定破产。你们可以把读卖报知社（现在的《读卖新闻》社）买过来，这样立刻就能获得一个亚洲最大的新闻社团……”，周围的人听了直笑，心想：“真是个傻老外。中国人自己的一摊子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哪里还有闲工夫去管日本的报纸”。
记者们闲扯的时候，观礼嘉宾都已经入席了。在大厅西侧就座的除了汤恩伯、郑洞国、廖耀湘、牟廷芳、谷正纲、贺衷寒等中方高级官员，还有美军的麦克鲁中将、英军的海斯中将以及法国和澳大利亚的什么官员。楼上的观礼台也挤满了来宾，两层楼加起来大约有三百人。
8点40分，岗村宁次等七名投降代表乘坐三辆黑色轿车来到大礼堂外，记者顿时激动起来，纷纷挤向大门口，举起照相机“噼里啪啦”地拍照。那几个鬼子军官倒也挺配合的，规规矩矩地站了几分钟，让记者们爽了个够，然后才沿着走廊进到休息室里面去了。
在门口拍够了，记者们又跑回到会场里。他们本来是有固定座位的，可这时候也没人管了，你挤我、我挤你的抢占有利地形，满大厅就看见他们在乱折腾。蔡智诚急得满头大汗，其他的卫士也来帮忙维持秩序，可根本就没人听他们的。这些记者都是关系通天的人物，别说区区一个蔡上士，就是换成蔡上校也没人放在眼里。
8点50分，楼上楼下的灯光全部打开，整个大厅一片通亮。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从北面入口走进会场，在他身后跟着的是海军司令、海军上将陈绍宽，江苏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空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空军上校张廷孟，陆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中将萧毅肃，以及担任现场翻译的军令部二厅科长王武上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
全场起立、鼓掌欢迎，记者们又是“噼里啪啦”的一阵忙乱。蔡智诚这时候已经顾不上什么“固定座位”，只要没有人冲进布幔屏障里去就算阿弥陀佛了。
看这张照片。在中间写字的是何应钦，左边的白衣服是陈绍宽，再左边的张廷孟的官太小、没有进画面，右边的是顾祝同（猛一看还以为是蒋总裁），最右边的是萧毅肃，站着的上校是王武翻译。
在后面拎步枪的是新6军的仪仗兵。对比一下就知道，当官的和当兵的在营养状况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
8点55分，岗村宁次带着七个部下从正门（南门）走进大厅。七名投降代表身穿夏季军服，没戴军帽、没带武器，另外还有一个穿浅灰色西服的翻译官。
在八个日本人的身后跟着八个新6军的士兵，荷枪实弹，就象是押送俘虏一样。
（顺便说一句。有文章描述：岗村宁次在投降仪式上向何应钦呈交了军刀，这个情节并不存在。
七个日本军官的佩刀全都留在汽车里，进入大厅的时候，手里只抓着自己的军帽——不许投降代表带刀进入会场是中国方面的要求，原因是担心有人在签字大厅里当场自杀、影响了受降仪式的瞻观——直到第二天（9月10日），岗村宁次才派人向何应钦转交了军刀，另外，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的军刀交给陆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日军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的军刀给了陆总副参谋长冷欣少将——这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
岗村宁次等人进入会场后，首先列队、向受降席鞠躬。经何应钦点头示意之后，他们才走到投降席落坐，那个翻译官（木村辰男）独自站着。八位新6军的士兵在他们背后排成一列、担任看守。
1945年9月9日上午9点，受降签字仪式开始。程序很简单、也很简短。
何应钦问：“贵方的证明材料带来了没有？”，王武翻译接着说一通日语。
岗村宁次回答：“是，带来了”，木村辰男翻译再说一遍中文。
其实，何应钦的日语很流利，岗村宁次是个中国通，翻译的话都是讲给别人听的。
然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捧着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的授权投降文书，走到受降席前面、准备呈交给何应钦审阅。
可是，就在这个动作上出了点问题。当时，何应钦的面前摆着一个中央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小林浅三郎正好杵在跟前，如果他的腰弯得太深、就会碰倒那个玩意，所以只能半欠着身体。日本人的手太短、受降席的桌子又太宽，搞来搞去够不到何应钦，何总司令一着急就伸手去接文件，结果就出现了那个“俩人互相鞠躬”的场面。
就是这副模样，怪寒碜的——但这事也确实不能太责怪何应钦，人家也是头一回受降，缺乏经验，相信咱们中国下次再受降的时候就不会发生这种遗憾了。
接过证明文件，何应钦坐下、装模做样地看了看，然后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两份《投降书》、推到桌子面前。小林浅三郎双手接过《投降书》，鞠躬、转身，回到岗村宁次那里让他签字盖章。
办完手续，还是由小林浅三郎把文件呈交回来，这一次是由萧毅肃参谋长接过《投降书》。他的面前没有碍事的麦克风，完全可以让小林使劲弯腰。老萧的模样长得帅、动作也很潇洒，只可惜，记者们好象只对总司令感兴趣，不大乐意给参谋长拍照。
签完《投降书》，再签《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第一号命令》，递来递去的程序基本相同。那些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拍下来的画面其实都是一个样。
忙完这些事，时间是9点15分。何应钦起立宣布：“自本月9日起，取消贵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名义，由10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军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任务是接受或传达本司令部的命令，不得擅自发布任何命令……”。
岗村宁次站起来鞠躬，答道：“我完全接受这个命令”。
于是，何应钦就命令日军投降代表退场。
八个日本人站起身来就走了。蔡智诚看着他们消失在大门外，心里有点莫名其妙：“怎么回事？先前打了八年仗，现在又搞了这么大的排场，随随便便鞠个躬就放他们走掉了？”
记者们也有点弄糊涂了，全都眼巴巴地望着受降台，等待着还有什么精彩节目。
只见何应钦总司令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讲稿，开始大声朗诵：“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中华民国34年9月9日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
于是，大家终于确信这个仪式真的结束了。
何总司令没有关注周围的听众、埋着头念着自己的讲稿，他这时的演讲对象其实只是面前的那座麦克风。稿子不长，很快就念完了，何应钦随即离开了会场，他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的确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是个十分低调的人。
蔡智诚看看自己手腕上的劳力士自动表，时针正指向9点20分。
整个仪式满打满算不超过半个小时，真够高效率的。
受降仪式结束了，可蔡智诚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对社会各界民众开放，每天都有无数的群众到会场来参观，卫士们依然需要留在现场维持秩序。
不过，这时候的“受降现场”比先前漂亮多了，司令部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许多日本刀、日本枪和日本膏药旗，摆在走廊里好大一排，老百姓看了以后特别提精神。
参加受降仪式的官兵都获得了一枚纪念章，内卫人员还得到一张纪念卡，上面写着——民国34年9月9日9时南京受降纪念，末尾有何应钦的签名。
9月中旬，伞兵二队的全体官兵也来参观受降仪式会场，蔡智诚就想趁这个机会归队。
他到“典礼指挥部”去找夏禄敏办理调动手续。可是，夏老乡却笑着对他说：“别急别急，今天晚上跟我去个地方，让你先瞧瞧几样好东西，也不枉到这里来忙碌一趟”。
这是国民党“励志社”总部，它位于中山路和黄埔路的交叉处，现在是南京市钟山宾馆。
这里曾经作为中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人就是在励志社的大礼堂被宣判死刑的。
45年9月中旬的那段时间，蔡智诚一直在“励志社总部”里吃住。
励志社总部就在中央军校的旁边，大致相当于一个高级俱乐部。当时，人们都把这栋建筑叫做“励志斌馆”，意思是这里实行文武结合，是武官们开展文娱活动的好地方。
“斌”馆的条件很不错，白天有美味的膳食，晚上有跳舞会。华灯初上的时候，南京城的社交名媛在大厅里袅娜穿梭，姹紫嫣红、莺歌燕舞，一片快乐升平的景象。不过，蔡智诚很少参加舞会，他一个当小兵的，不大愿意去凑那个热闹。
小兵不在意，当官的却很向往。
9月20日上午，姜键队长带领伞兵二队参观投降签字仪式现场，活动结束之后，一大帮中央军校的毕业生就站在励志社的大门口咬牙切齿：“娘的，老子当年读书的时候，成天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进去开开眼界，现在总算逮着机会了！”，于是豪情万丈、纷纷发表雄心壮志：“今天中午在这里吃！下午也在这里吃！晚上还要跳个西洋交际舞！”
蔡智诚只好去帮队长们办手续——励志社可不象“马祥兴菜馆”，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女人必须脸蛋漂亮、男人必须要有出入牌。
那天刚好是45年的中秋节，到总务处开条子的人特别多。蔡智诚找到总务处长夏禄敏，趁他批条子的时候提出请求：“反正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干脆让我归队吧。这样的话，我也可以陪队长他们痛痛快快地喝一回酒”
可是，夏禄敏却说：“今天不能喝酒，晚上跟我去个重要的地方”
“什么地方？非要今天去不可？”
“你别管，去了就知道”，夏禄敏还说：“你有西服没有？赶紧去找一套”
蔡智诚是从湖南战区空降到首都的，哪里会带着什么西装。从总务处出来，把“出入卡”交给姜键队长，他就去寻找卖西服的成衣店。
南京是京城，京城的居民永远是世界上知识最渊博的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从国家大事名人佚闻、到街井传言鸡毛蒜皮，无一不晓。京城的居民也是世界上最乐于助人的人，蔡智诚站在路口、刚把自己的意图讲了个大概，立刻就有一大帮男女老少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向他提供各种线索。
三分钟过后，蔡智诚就弄明白了：第一、西服应该到夫子庙去买，又好又便宜，保证不吃亏；第二、应该选定“亨生”、“培罗蒙”之类的优质品牌，而且必须认准是柯招才或者李宏德等“红帮大师”的作品，既海派又挺括；第三、不要怕砍价，高档西服进了成衣店就象千金小姐做了姨太太，没有那么尊贵了，一万块法币就可以敲定……
于是乎，蔡乡巴佬胸有成竹，跳上洋车直奔夫子庙而去。
这就是南京夫子庙。
夫子庙是当时南京城里最重要的商业区，这里既有高档的西餐馆，也有撂地摊的大排挡，处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京城的人们总是显得很悠闲。早晨起来泡茶馆，一个烧饼一壶茶就可以从上午对付到下午，这叫“皮包水”；白天磕瓜子、听说书、品弹词、看杂耍，傍晚再去澡堂子里泡一泡，这叫“水包皮”，多么轻松自在。
京城的人们也很热情，看见国军上士就亲切地打招呼：“回来啦？辛苦啦！”，好象蔡智诚是他们的老街坊似的。小孩子围着身穿美式军服的伞兵，兴奋地又唱又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