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大权立即落到刘瑾手上，他用皇帝名义公布“奸党”名单，包括谢迁、刘健和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中央政府全体官员跪在金水桥南，恭听此项谕旨。刘瑾对朱厚照的控制力量，从下列事件上可以看出：一天早朝时，殿阶上忽然发现一封信，朱厚照命拣起来看，原来是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控诉状。朱厚照就在状上批示：“你所说贤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所说不贤能的人，我偏要用。”但刘瑾仍大发雷霆，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在奉天门（宫门之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兵部主事）何釴，进士陆伸，跟北京地方法院法官（顺天府推官）周臣，焦渴过度，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状来自宦官内部，跟政府官员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上述的事件显示出刘瑾已威不可当，自然而然地，他的摇尾系统迅速成立。宰相焦芳、刘宇，内政部长（吏部尚书）张彩，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刘瑾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私宅决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下列的两项：
一、设立内厂和创立罚米输边制度刘瑾为了加强对政府的控制，特别成立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内厂。诏狱系统除了锦衣卫、镇抚司、东厂、西厂外，又多了一个内厂。五个血腥的杀人机构并立，凡拒绝跟宦官合作的官员和人民，一律被宣称贪污有据，照例地廷杖拷打。同时刘瑾还发明了另外两种刑罚，即戴重枷和罚米输边。巨枷的重量达七十五公斤，一个人如果被判决戴枷示众三日，他就死定了。罚米输边，从数百石到数千石，由“罪犯”家属直接运到九边要塞，作为军粮。它只是一种从刑，主刑往往是廷杖或贬谪，如退休的前任国防部长刘大夏，被贬到军营做苦工，附带罚米二千石。一个人一旦得到这种处分，就等于破产，但破了产也不能免除输边。如果没有地方借贷，他跟他的家人就会死于追赃的拷掠。
二、建立镇守太监定期调任制度我们回忆上世纪（十五）交趾省（越南北部）的丧失，对肇事的宦官马骐一定还有印象，他的官衔是监军太监。这种制度有它的历史性，可以上溯到八世纪。但上世纪（十五）与监军太监同时并设的，还有一种镇守太监，却是明王朝的发明。到了本世纪（十六），已成为一种“祖宗制度”（祖制），而祖宗制度的特点是：永不可以变更。即由皇帝派出亲信宦官，到各省和各重要城市，长期驻留。这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专业性的，如织造太监、税务太监、矿务太监。他们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是皇帝的代表，就跟一个土匪一样，所到之处，贪污勒索，甚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政府方面的惟一对策是：“养饿虎不如养饱虎”，使他们在大贪特贪之后，胃口变小，所以要求皇帝不去调动他们。但刘瑾当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旧人调回，而放出他的同党，这批饿虎迫使全国民怨沸腾。
刘瑾于一十年代一五一○年被杀，死于“八虎”的内哄。“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向朱厚照密告刘瑾谋反，朱厚照激动起来，刘瑾就活不成了。刘瑾当权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刘瑾死后，另一位宦官钱宁和边防军的一位军官江彬，接替刘瑾的位置。当人们盼望因刘瑾之死而有所转变之时，朱厚照在二人引导下，到南中国游荡，奸淫烧杀，比强盗还要凶暴。
──注意一个使人惊奇的现象，明王朝的皇帝，都好像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竞争着对它百般摧折，似乎不把它毁灭誓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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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政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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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在父母的称呼上，因父子至情，闪电似地爆出一线灵性。大礼议过去之后，闪电熄灭，不久他就恢复了他祖先传留下来的冥顽不灵。
朱厚熜在宦官群的引导下，信奉了道教，而且十分热切。但他并没有把道教福音传播全世界的情操，他只有一颗私心，相信如果他利用皇帝的权力，召请天下法术高超的道士，建筑华丽的祭坛，用美好的中国古文颂词，向天老爷──玉皇大帝谄媚哀求的话，一定能感动那位世界上最高的神祗，保佑他逢凶化吉，长生不死。于是，建醮（筑坛祭神）和“青词”（用红笔把拍玉皇大帝马屁的颂词，写在青颜色的符纸上，在祭坛上焚化，玉皇大帝就可以看到），遂成为政治上的两件大事。
道士段朝用曾向朱厚熜建议，如果能不跟外人接触，静心修炼，就可得到炼金的法术和纪元前三世纪嬴政大帝所得不到的长生不死之药。朱厚熜乐不可支，四十年代一五四○年，他宣布要皇太子代理皇帝（监国），而自己准备退居到一个隐蔽的地方（静宅）一两年，一两年后即可修炼成功，然后以神仙之体再出来执政。交通部长（太仆寺卿）杨最，上谏章抨击这种修炼之术，说它完全是谎话，不可相信。朱厚熜大怒（因为戳破了他的白日梦），把杨最逮入镇抚司诏狱，用廷杖拷死。朱厚熜经过这次扫兴，不再提起太子代理皇帝的事。但从这一年起，他就不再出席早朝，不跟任何官员接触。明政府又回到断头政治的混沌之境。
朱厚熜自四十年代一五四○年到六十年代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平常完全靠“票拟”（宰相签注意见）和“朱批”（皇帝红笔批示），跟政府保持不绝如缕的联系。朱厚熜把全副精力用到追求“长生”上，对骨肉、亲属的感情，非常淡薄；对政府官员的感情，更是冷酷。大礼议事件使他疑心所有大臣联合起来跟他作对，于是，在断头政治期间──正是本世纪（十六）中叶，他只信任他认为无党无派，孤立于群臣之外的宰相严嵩。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谄媚和撰写歌颂玉皇大帝的“青词”，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谨慎小心地伺候着政治老板，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敌时才露出毒牙。最奇异的是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独生子严世蕃，朱厚熜写给内阁的，或直接写给严嵩的谕旨，字迹潦草而辞意含糊，没有人能看得懂。严世蕃却能一目了然，代他父亲所作的回答，无一不适应朱厚熜的心理状态。这使得朱厚熜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宰相严嵩，严嵩也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儿子严世蕃。
严嵩的惟一工作不是处理国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熜的性格脾气，他对朱厚熜大脑上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朱厚熜自以为十分英明，严嵩在朱厚熜面前便处处表示自己窝囊；朱厚熜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熜的过失。朱厚熜反复无常，严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朱厚熜猜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的朋友都拒绝援救；朱厚熜残忍好杀，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君臣之间没有一点道德性质或政治见解的契合，只有无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骗。朱厚熜用官位玩弄严嵩，严嵩用上述的方法玩弄朱厚。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形，严嵩每逢巨大的贪污案件败露，人赃俱获，受到监察部门官员纠举弹劾，面临杀头坐牢的危险时，他就去长跪在宫门口，或长跪在朱厚熜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罪不可逭，惟求大皇帝开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别种心肠的官员围攻，却都是因为他太忠心耿耿的缘故。朱厚熜最欣赏他这种婢膝奴颜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这就是严嵩看穿了朱厚熜的肺腑后的大胆适应，他知道朱厚熜认为贪污算不了什么，不过恬不知耻而已，而那么多人不断围攻，正足以证明严嵩只对皇帝一个人忠贞，这恰是朱厚熜所要求的。严嵩对朱厚熜的了解，超过朱厚熜对自己的了解。所以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熜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这正是一个成功政客最基本的素养。
严嵩当权二十年，六十年代一五六二年，终于被朱厚熜勒令退休。并不是他的法宝有什么不灵光，而是严世蕃对他的工作日久生厌，每天沉于酒色，不再把皇帝的谕旨放在心上。严嵩年老，无法控制儿子，只好自己提笔应付，遂大大地失去朱厚熜的欢心。
严嵩虽去，但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从此在中国政坛上生根，成为以后数百年间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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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政治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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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日益加强它的掠夺，从旧大陆掠夺到新大陆，从欧洲掠夺到亚洲。黄种人、棕种人、红种人、黑种人，被侵入的白种人无情地奴役和屠杀。全世界都听到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呼喊，也都听到欧洲人的磨刀霍霍。只有中国人没有听到，中国的明王朝政府正闭着眼睛，一日千里地向着使它粉身碎骨的断崖奔驰。
张居正所辅佐的第十四任皇帝朱翊钧，完全继承他祖先朱元璋和祖父朱厚熜的劣根性，而且更加愚暴。据说他又染有从海外初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所以他更多了一个吸毒者的特质。张居正于上世纪（十六）逝世，像撤了堤防一样，使朱翊钧的凶顽性格汹涌而出。张居正是一五八二年死的，朱翊钧可能当年就染上了嗜好，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就开始不跟大臣见面。最初，隔几天还出现一次，后来隔几十天出现一次，久之隔几个月出现一次。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五八九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的必须跟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朱翊钧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朱翊钧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二十六年后的本世纪一十年代一六一五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作一次亮相。
那一次亮相，也不简单。如果不是发生了使人心震动的“梃击案事件”，连这一次亮相也不会有。那一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被警卫发现后逮捕。政府官员们对该案的看法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一派认为张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发的刑事案件。另一派认为它涉及到夺嫡的阴谋——朱翊钧最宠爱的郑贵妃生有一个儿子朱常洵，她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收买张差行凶。朱翊钧和朱常洛都不愿涉及到郑贵妃，为了向乱糟糟的官员们保证绝不更换太子，朱翊钧才在龟缩了二十六年之后，走出他的寝宫，到相距咫尺的宝座上，亲自解释。
这一次朝会情形，像一场有趣的卡通电影。朱翊钧出现时，从没有见过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恭候御驾，一齐下跪。朱翊钧屁股坐定，就拉着太子的手向大家宣布：“这孩子非常孝顺，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又叫三个皇孙也出来，说：“孙儿辈都已成长，不应该再有闲话。”太子朱常洛跟着说：“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亲爱，群臣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儿子。”朱翊钧问大家：“你们听见太子的话了吗，还有什么意见吗？”方从哲除了叩头外，不敢说一句话。吴道南则更不敢说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没有一个人发言。监察部委员（御史）刘光复，大概想打破这个沉默的僵局，开口启奏。可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对这个突变，方从哲还可以支持，吴道南自从做官以来，从没有瞻仰过皇帝的长相，在过度的惊吓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泄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人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经过几天之后，听觉视觉才渐渐恢复。
这是隔绝了二十六年之后惟一的一次朝会，没有一句话说到国家大事，群臣们印象最深的只是皇帝展示威风地大喝一声“拿下”。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朱翊钧就死翘翘了。
——人的感情反应，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朱祁镇、朱厚照之类的活宝，把皇宫当作不快乐的地方，总是到外面游荡。而朱厚熜、朱翊钧之类瘪三，又把皇宫当作最快乐的地方，连片刻都不肯离开。对于后者，我们真不了解，在那个范围有限（不过三四十个院子）的皇宫中，每天所见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么能自我关闭三十年，而不感到单调烦闷。
断头政治已够骇人听闻，而朱翊钧的断头政治，尤其彻底。他的祖先们虽然关闭深宫，国家事务，还利用“票拟”、“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动。朱翊钧三十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时代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遂陷于长期的停顿。到了一十年代一六一○年，中央政府的六个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部长。六部之外的监察部（都察院）部长（都御史），已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被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囚犯的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宫门之一）外，跪在地上，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朱翊钧哭号哀求，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但朱翊钧没有任何反应。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同样没有反应，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翊钧视若无睹，对官员们辞职的辞呈，也视若无睹。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朱翊钧也不追问。一六一九年，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新兴起的巨敌后金汗国，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相继陷落，距沈阳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宫门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是朱翊钧毫不理会。大家又转到思善门（宫门之一）外跪求，朱翊钧同样毫不理会。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翊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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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已结束；谢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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