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事件是十一世纪宋王朝濮议事件的翻版，不过濮议时代，儒家中的理学学派还没有兴起，而本世纪（十六）理学正在兴隆，所以也特别热闹和特别有趣。
濮议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宗实，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议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熜则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议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再发生，但它竟然发生。儒家系统的理学家，根据古老的纪元前五世纪使鲁国国君被按住叩头的儒书规定，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熜虽无法做朱厚照的儿子，却必须做朱祐樘的儿子，然后大宗才算不绝。一切奇异的办法，都由此奇异的论断而生。那就是说，朱厚熜应称伯父朱祐樘为父亲，应称伯母朱祐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当此议论最初提出时，刚刚即位年才十五岁的朱厚熜，便直觉地感觉到不对劲。他说：“父母怎么可以如此颠倒？”朱厚熜的父亲早死，他是一个独子，他的寡母蒋氏从亲王封地安陆（湖北钟祥）前往北京，走到通州（北京通县）时听到这个消息，即拒绝前进，因为她不但当不了皇太后，而且还失去了儿子，她气愤地说：“这是什么话，怎么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
这一次跟濮议事件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宰相杨廷和跟教育部长（礼部尚书）毛澄，合著了一篇《崇祀兴献王典礼》，自称是万世不易的经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动都要以此作为根据，敢有异议的，就是奸邪。”──那就是说，凡是反对他的意见的人，一律纳入小人系统，这就是传统的古老法术。想不到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礼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他向副部长（侍郎）王瓒说，朱厚熜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祐樘自有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祐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熜不应改变称呼。王瓒认为他的理由充分，略微向大家透露。杨廷和立即气冲斗牛，唆使监察部门的官员，寻找王瓒的毛病，提出弹劾。王瓒不敢再开口，但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张璁，索性直接向皇帝上奏章申明他的主张。杨廷和大怒，把张璁贬到南京，警告他说：“你要听话，不要唱反调。”恰巧宫中发生火灾，杨廷和庄严地指出，这正是天老爷对违反礼教之徒的一种惩罚，朱厚熜必须称父亲为叔父，称母亲为叔母，天老爷才会龙心大悦。朱厚熜母子自问不能抗拒天老爷，只好照办。
但朱厚熜母子的屈服是短暂的，在火灾的震撼平息后不久，就旧事重提。朱厚熜坚持要恢复正常称呼，杨廷和用辞职作为要挟，朱厚熜毫不挽留，立即批准，而把张璁召回北京。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全体高级官员在内政部长（吏部尚书）乔宇领导下，杯葛张璁，并阴谋用酷刑把张璁处死。他们的方法是来俊臣的《罗织经》上的一套，纷纷地上奏章攻击张璁，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赵鉴下令给他的部属，只要有一份奏章交下来查办，就逮捕张璁，不加询问，立即用廷杖拷死。朱厚熜对这个恶毒计划有所风闻，所以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办，反而擢升张璁当翰林学士，后来更索性擢升他当宰相。
二十年代一五二四年，朱厚熜即位的第四年，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注意“国家养士”这句话，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对人民（包括所谓“士”）摧辱得最为残酷，却竟然出现与事实恰恰相反的“养士”论调，说明奴性不但使人恬不知耻，更能使人颠倒是非。
杨慎的奴性狂热得到了响应，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尚书）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宫门之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王元正的表演更为出众，他像一个委屈万状的无赖一样，用拳头擂着宫门，拉起连老天爷都听得见的喉咙，放声大哭。大家发现如果不跟着他也如此大哭，就有被指控为离经叛道的危险，于是一片哭声，使金銮殿上的瓦片都摇晃起来。他们宣称之所以如此号哭，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濒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熜的命令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熜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哭声绝不停止。
朱厚熜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员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被贬谪到蛮荒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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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丑陋的王朝：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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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中华民族组成的明王朝，一个纯中国人的王朝。
不过，这并不等于中国人噩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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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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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统一中国，中国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的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八十年代一三八○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此人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九十年代一三九○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三年后，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遭到朱元璋的毒手。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谪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汪广洋贬谪，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被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是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命武士摔死阶下。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地就病死。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得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本世纪（十四）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做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乎全部破产。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千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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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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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来应对。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的处境更为严重，但也只是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捉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就在这里。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我们分下列三项，叙述这罪恶的内容。
一人权的蹂躏
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三文化酱缸的加深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为耻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他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称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下世纪（十五）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下下世纪（十六）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杖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朱元璋用它来对付中国人民。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腐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断裂，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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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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