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国史大纲·明末志士之气节》中说：“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借……”寻求经济出路是明诸生下山、出门参加科考的主要原因。
老考生
在封社会，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无疑是一条灿烂诱人的道路。考上秀才，在乡里就会被另眼相看，考上进士肯定就有官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千上万，而统治阶级提供的资格名额却很少，有人把科举描绘为知识分子的羊肠小道，是十分形象而准确的。为了实现理想，有的读书人考了一年又一年，由黑发考到了白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封建社会白发考生不知有多少！下面是清代一些老考生：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广东考生黄章，年已百岁，还参加顺天乡试。进考场时由曾孙打着书有“百岁观场”4字的灯笼前导。黄章是40岁才中秀才83岁选为岁贡生。
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西李炜100岁，参加会试。
道光六年（1826）广东104岁老人陆云从应会试，没考上，道光帝恩赐国子监司业衔。
据王建辉、易学金主编的《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的统计，乾隆五十四年（1789）参加乡试的考生，八九十岁以上的有94人，第二年会试的，90岁以上有4人，80岁以上的有73人。嘉庆七年（1802）参加会试的举人70－90岁的有180人，95岁以上的有6人。
桂林一枝
桂林王城正阳门上，一块巨匾嵌入墙内，“三元及第”4字赫然可见，此匾标榜嘉庆十八年（1813）中解元，二十五年（1820）中会元，并于当年就中状元的临桂人陈继昌。4字为两广总督阮元亲自书写，让人刻的。
陈继昌参加廷试时，抱病勉力对策，仅得完卷。阅卷大臣始评为第二。曹振镛（1755－1835）说：“本朝百年余来，三元尚只一人，无以彰文明之化。”结果改为第一，于是陈继昌便三元及第。他的座师（主考官）刊刻“桂林一枝”图章一枚相赠。
曹振镛说的三元“尚只一人”是指江苏常州县钱启。他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解元，四十六年（1781）中会元与状元。
“桂林一枝”是出类拔萃之义，语出《晋书·邹诜传》：
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昆山之片玉。”
“桂林”双关，指桂林府，又指桂树林。“桂林一枝”说陈继昌是桂林府（临桂县属桂林府，桂林府治所在）的出类拔萃者。
陈继昌是东阁大学士陈宏谋之孙，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会试同考、直隶布政使。道光二十五年（1845）署江苏巡抚。
考场·作弊·科场案
考场，我们这里单说考举人的乡试考场。乡试每三年一次，时间是八月。乡试考3场，每场3天。第一场是八月初九，第二场是八月十二，第三场是八月十五。地点在省会的贡院。京师、山东、江南（康熙六年分为安徽、江苏两省）、浙江、江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各有一所。围以高墙，种植荆棘，故贡院又名“棘闱”。贡院内有监视士子考试的明远楼，贡院的两旁是考生住和考试的号舍，一人一间。号舍高6尺，深4尺，宽3尺，只容1人起坐。墙的两侧有坎可支当桌凳的木板。木板拼起来就是晚间睡觉的床。巷尾有厕所。有号军取水生火。
考场有极严格的搜检制度和监考制度。考生手提装有食物、蜡烛、笔墨的篮子进场。入场时首先要点名识认，防止顶冒。查检严格，设两门查检，2人搜检1人。考生要打开被褥，脱帽，脱鞋，解衣，散发。乾隆时规定，考生的衣裤、帽子、袜子都是单层，糕饼要切开，砚台不许过厚，衣缝拆开，鞋底单层。搜身后，领卷按号入闱。监考人员逐一核对考生的年龄相貌。写有考题的题纸由监临、知贡、提调等官分发到号舍。士子入号舍后即封门，查号。每号都有号卒看守。墙外日夜有人巡逻。
考生在号舍不许交谈、换号、换卷。交卷后从甬道出去，不许驻足。
对违规人员处罚很重：嘉庆规定，发现夹带，枷号一个月。
如此严格的考试，是不是就没有作弊现象了呢？有，有的还很严重。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清朝较之前代更甚。方式主要是三种：
夹带。夹带就是将有关考试内容的材料带入试场。举子把有关材料用绳头小楷抄在衣服里层，或抄在纸上，放在竹篮、酒罐或靴里。有的买通差役，公然带进考场。这种情况在同治之后尤多。
代考。代考就是请能人代替考试。光绪九年（1883）举行考职试，有人托浙江举人马星联代考，马星联说：“给我八百两银子，我包你得第一名。”发榜后那人果然得了第一。
合谋。考官与考生合谋。考生向考官行贿，送上自己的字体，或在考卷中作记号。某科诗题为《所宝惟贤》，考官与考生商定以“水烟袋”3字散见诗中以为关节。考生在卷子里写道：“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考官轻易地认出试卷，判为佳作。
考官对考生更直接的帮助作弊是派人代考。
清王朝对舞弊案进行过查处，曾给予严厉的惩罚，也抖出了一些幕后的高层丑恶，反映出清代科举的腐朽。这里讲5个案件。
第一个：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张我璞受贿，社会上盛传“张千李万”。2人录取爵高厚贿者田耕与邬作霖为举人。顺治帝指示吏部、都察院会审。结果李振邺、陆贻吉（科臣，行贿者）、田耕等7人立斩，7家老幼家产籍没入官，妻儿子女百余人流徙尚阳堡（辽宁开原东40里），另有25人受牵连，被流徙。
第二个：与此同时，江南乡试也发生严重舞弊现象。主考官方猷、副考官钱开宗与同考20人录取120名举人。其中很多是通过关节录取的。事情因一部《万金记》泄露。“方”去一点为“万”，“钱”去右半为“金”。“万”、“金”指两主考官和副考官。顺治闻之，令将2人与同考杀头，妻子家产籍没入官。
第三个：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营私舞弊，受贿或凭关系录取举子。工部尚书熊一潇为儿子熊本，左都御史蒋宏道为儿子蒋仁锡能够中式而“直献囊金满万”。熊本只14岁，他们就由魏嘉谟为他代笔3场。督捕右堂刘国黼，考前几天晚上跟姜宸英、李蟠打了“招呼”，他的儿子就中了。考场正门没打开，题目就已有人知道了；还没放榜，状元就预报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御史鹿祜疏参。康熙帝说：“此科考试不公已极，且闻代倩（代考）之人亦复混人，着将举人齐集内廷复试。”经过复试，原来中式的举人有的取中，有的落第。最后姜宸英被逮捕下狱，死在牢中；李蟠谪戍。
第四个：康熙五十年（1711），顺天乡试。试榜一公布，无名者大哗。因为录取的多是盐商弟子。主考官为左必蕃，副考官为赵晋。盛怒的举子把“贡院”改为“卖完”。贡院门前贴对联一副：“赵子龙浑身是胆，左丘明有眼无珠”，直刺两主考官和副考官。康熙帝令尚书张鹏翮、总督噶礼和巡抚张伯行共同审查。想不到噶礼与张伯行竟互劾。康熙令尚书张鹏翮与穆和伦先后审查噶礼与张伯行，均认定张伯行有罪。康熙帝相信张伯行清白，对张、穆结论怀疑。于是又令九卿、御史、给事中会审，才查出噶礼与左必蕃勾结，胡作非为。结果噶礼与左必蕃革职，赵晋等人处决。
第五个：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主考是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都察院左副都史程廷桂，同考官是编修邹应麟、浦安等人。考试结束后录取了一名戏子平龄为举人，引起议论。御史孟传金报告议论，咸丰帝命令复查试卷，发现50份试卷有问题，如朱、墨2卷（举子考卷用墨写，叫墨卷；让人将墨卷誊写一遍，编号而不书姓名，给阅卷大臣看的叫朱卷）不符。咸丰帝大怒，剥夺了柏葰职务，令载垣、肃顺等会审。查出沟通关节、改动朱卷等违法行为。此案涉及面广。直接参与者有柏葰家人、邹应麟、浦安、兵部主事李鹤龄、刑部主事罗鸿绎等人。还涉及到兵部尚书陈孚恩儿子。肃顺素与柏葰不和，坚持严办。最后柏葰与李鹤龄、罗鸿绎、浦安处死，朱凤标革职，陈孚恩降一级，程廷桂发往军台效力。
尽管清王朝对作弊行为严肃查处，但舞弊行为在整个清朝科举考试中不断出现。同治朝就不严格了。《异辞录·考试公然犯规》说，同治四年（1865）会试，有举人把携带入场的书掉在地上，有人捡起来交给检搜王大臣。王大臣放进袖里，说：“为什么带账本进场？”光绪年间，考生把满装书籍的藤箱拉进试场，这样公然的犯规都没有人禁止。
考场是监狱
科举时代，考场是监狱，很多考生视为畏途，有的听说与考试有关的人和事竟吓得魂飞魄散。
首先，不论什么考试，考生都要受遍身搜查之辱。考生被视同囚犯。
如果是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得考三场，要挨一天一夜的苦，受三十多个小时牢房的折磨。考生须于考前一天入场，对号入号舍。随身携带之物除文具外，还有餐具、茶具、被褥、食物乃至煮饭、汲水的用具。号舍只4尺长、3尺宽，卧时只能缩着头。第二天子时发试卷，考生就得点蜡烛考试，顾不得闷热、蚊咬。
监考，有的是在楼上居高临下监视，有的是在试场上走来走去，特殊的考试则由士兵持刀夹着考。
考试时间有严格规定。考试终止时间一到，就要立刻交卷，不允许稍停片刻。
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得以录取的名额是很少的。能否成名，荣华富贵取决于一场文战。考生思想紧张可想而知。成功的考生，不仅要在寒窗10年里将大量的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善于八股文、试帖诗的制作，还非得有龙马般的精神、驴骡筋骨、蝜蝂呆气、骆驼毅力不可。
考规的威逼，吏卒的监视，时间上的催促和搜查的凌辱，使很多考生视考场为畏途，每到考期，都有戒心。有个年近50的士子叫齐升甫的考了20次童试还没过关。一天他与几个与他同遭遇的人饮酒。忽然有人跑来大喊：某日学政（负责考试的人）要来视察了。几个饮酒的人马上停杯，窜逃一空，而齐某不动。原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吓得魂飞魄散，手足僵硬了。
清朝文化简史
清代文化成就辉煌，现分哲学、考据学、历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几个方面简述。
清初有三名著名哲学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都参加过抗清。黄宗羲（1610－1695）哲学著作主要有《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哲学上主张理在气中，政治思想上认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认为民重君轻。顾炎武（1613－1682）哲学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兵书》。他有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气构成的。他赞赏黄宗羲的思想，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对君权进行限制。他反对理学，认为理学空言心性，不是学问。他主张学以致用。王夫之（1619－1692）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引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10种。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继承宋代张载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思想。乾嘉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戴震（1724－1777）。哲学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他对“气在理先”、“理生气”等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理是气之理，“非生物之外别有理也”。他还批判了天理人欲的程朱理学，指出“存天理，去人欲”是杀人的观点。
鸦片战争后积聚的社会动荡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新时期。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孙中山都是代表人物。龚自珍（1791－1841）、魏源（1794－1857）都注意研究现实问题，反对脱离实际，学习西方，提倡改革。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哲学上，龚自珍在《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批判了长期流传的天人感应论，否认天象与认识的必然联系。他那“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告诉人们清王朝已从“治世”进入“衰世”，提出了“更法”思想和“心力”说。魏源的重要哲学著作是《默觚》。他强调“知”在认识中的作用。康有为哲学著作有《万木草堂口说》、《春秋董氏学》、《大同书》等。他提出“元气论”和变异、进化思想。他把元气看成万物的本原，晚清的中国村落认为变异是普遍现象，生物是不断进化的。谭嗣同（1865－1898）主要哲学著作是《仁学》。他用“以太”作为宇宙本原。“以太”是西方物理学概念。认识论上，他认为认识对象和真理是客观的，另方面又怀疑感性认识的作用。严复（1854－1921）哲学思想反映在所译《天演论》中。他奉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认为认识来自实际，但他不相信感觉之外的东西，陷入了不可知论。孙中山（1866－1925）哲学观点反映在《心理建设》（或称《孙文学说》、《知难行易》）中。他认为世界起源于物质：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他推崇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由物种进化而来，按“洪荒时代”——“神权时代”——“民权时代”次序进化。人的认识过程是行——知——行，知难行易。他有形而上学的认识观点，认为人的认识水平有三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他把社会发展动力归因于群众心理，又是历史唯心主义。
清代兴盛考据学。考据学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手法对古文献真伪和其中的史实、人物、典章制度考证研究。顺、康、雍三朝为考据学创始期。顾炎武的《日知录》有着丰富的校勘、辨伪以及对人物、史实、典制、天文、地理的考证结果，《音学五书》对古音审定精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古代典章制度考述甚详。阎若璩在康熙年间所作《尚书古文疏证》，举证128条，对《尚书》的真伪进行了深刻研究。乾嘉时期考据学发展到全盛，分为两派：吴派、皖派和浙东派。吴派擅长经史，代表人物有惠栋、江永、王鸣盛、钱大昕；皖派擅长经、子、小学，代表人物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这个时期考据学方面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是惠栋的《周易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道光以后为衰落期。这个时期绝大多数考据学家“失去了早期考据学者的那种博大精深的学术修养和严格缜密的治学方法了”。这个时期考据贡献较大的有俞樾和孙诒让。前者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和后者的《墨子间诂》很有名。
乡间绅士的聚会清重修史。鸦片战争前修史分官修和私修。前者有《明史》、《清实录》、《清会典》、《清三通》、《大清一统志》等。《清实录》是《满洲实录》与清朝诸帝实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