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刑部高明，还在于他看到了翰林院的管理责任，而刑部只是就事论事，没有看出翰林院也有问题。第二个案子，是伊犁将军错判。这个伊犁将军观念僵化，没有看到邢杰强奸儿媳，这已经是犯了罪，原来的公公与儿媳的关系已经不存在。邢吴氏的反抗完全是自卫。嘉庆帝看出了变化，“翁媳之义已绝”，终于纠正了刑部的错误。第二篇反映唯心与唯物思想在办案中的表现及其不同结果。滋松县原县令是唯心思想，他不是先取证，而是断定作案的人肯定就是尸场附近的人干的，于是他把20多名无辜之人抓起来，关了多日，真正案犯查不出来。代理县令李静庵是唯物思想。他先是取证，最后找到作案的人，放出无辜者。取证当然要吃苦耐劳，李静庵“冲泥”、“冒雪”终于破了案。两种思想后面还有两种作风和对人民态度的对比。想当然、简单化是官僚作风，是草菅人命的态度，办案当然省力，但绝不能把案子办好。深入调查，是实事求是作风，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作风，需要“冲泥”、“冒雪”，最后终于把案办好，无辜终于获得自由。第三篇《胡氏杀夫案》中，截然不同的办案道德形成鲜明对照。一种是打击罪犯，保护无辜；一种是为了自己，不惜陷害无辜。遂宁县县令徐钧和幕僚张友是后一类，臬司张集馨和委员李象昺是前一类。徐钧为了保自己的官位，不去缉捕罪犯，却陷害受害者，并屈打成招。他们的心多么狠毒啊！读这篇文章应该注意该文最后一句：“州县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州县既不可靠，那么像徐钧那样的害民官吏，不知有多少，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又不知有多少。
第二组是三篇关于释纷的短文。第一篇说的纷争源于双方各自局限，只知一时的江面宽度，并把自己了解的那一时宽度看成永恒，无视了水面宽度是变化的。陈树屏肯定双方都存在一定情况下的正确，自然取得皆大欢喜、纷争立解的结果。第二篇说的纷争起自“鼓噪”一词，裘孙制府通过释词正名，终于使裘安邦放弃了官司。这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分析纷争的症结，对症下药，释纷并不难为。第三篇是袁枚凭借其才学快刀斩乱麻解纷的故事，告诉我们，学识对于调解人民之间的纷争有很大作用。
第一组
嘉庆帝审案
嘉庆五年，嘉庆帝审查了刑部送来的一个案件。案情是这样的：
有个属于汉军籍叫赵继昌的读书人，混上一个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是选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的新进士。三年后通过考试授予官职。他请假多年，住在村里。因为文理不通，不敢参加甄别性的考试。
赵继昌以前认了一个姓赵的姑娘为义女并调戏成奸。这个“义女”后来嫁给一个叫袁凤瑞的。后来赵继昌多次奸污袁赵氏。为了达到永远占有她的目的，他伪造了一份袁凤瑞欠他钱的借据，逼他休了袁赵氏。赵继昌收纳袁赵氏为妾。
刑部认袁赵氏与赵继昌通奸，是袁赵氏父母贪财，怂恿她做出丑事，不可以良家女论。而赵继昌收纳她为妾，是在袁凤瑞休赵氏之后，性质与强占人家妻女不同。他们援引凶恶棍徒生事扰害良人罪例，判他到烟瘴地方充军。
刑部将案卷呈送嘉庆帝。嘉庆五年五月，嘉庆帝仔细审阅案卷，下谕：
一、赵继昌文理不通却成为庶吉士，如严加追究，可以构成大案。事属既往，姑免追究；
二、如果是袁赵氏在袁凤瑞责备她的不端后自行离婚，赵继昌买袁赵氏为妾，还不算强夺，可减轻对他的处罚。但实际上是赵继昌诬陷袁凤瑞，逼迫他休妻接着就买袁赵氏为妾，这与强占他人之妻无异。判赵继昌去烟瘴地方充军太轻，应比照强夺良人妻女，奸占为妻罪例判为拟绞候，进入秋审。
三、该犯是告假庶吉士，在村里久住。管理旗务的参领、佐领失察，应该按规定给予处分。翰林院掌院及教习庶吉士的大臣，有稽查训课的责任。赵继昌告假到期应催他销假，参加考试。看出他文理荒谬，不能应试，即可据实取消他的资格。为什么任他借请假拖延时间，借职官声势奸淫肆横？当时的掌院和教习，均不合格，要求刑部取消他们的职衔，一并论处。
嘉庆帝判案准确，改判合理。他从该案看出政府官员的问题并作出了恰当的处理，很是难得。而总督和刑部却对案件性质认识不清，量刑失当。
嘉庆帝判案准确不止一次。嘉庆十七年（1812）西北地区有个叫邢杰的企图强奸儿媳邢吴氏，儿媳反抗，强奸未遂。咬掉邢杰嘴唇一块皮。六月伊犁将军晋昌拟判邢吴氏问斩。嘉庆帝审查时纠正了这个判决，改判邢吴氏免于治罪。他说：“蔑伦行奸，翁媳之义已绝。”他援引了乾隆时的一个案例：江苏省有个叫蔡通的撞见他叔叔与蔡通自己的老婆行奸。气急的蔡通刃伤他的叔叔。开始拟判蔡通绞决，经刑部讨论，认为蔡通是捉奸，刃伤胞叔，应当从宽赦免。邢吴氏是女子，突然遭到强暴，情急之下，咬掉她公公的嘴唇皮，其情节与无故干犯尊长完全不同。
冒雪破案释无辜
乾隆时湖北松滋县发生了一个案子：有个叫王五子的小孩死于野地，丢了耳环、衣服。县令把尸场附近20多人抓去审问多日，都查不出来。后来上司派李静庵做代理县令，接过案卷。
李静庵先到尸场查看后便冒着雨雪，带领几个精干差役微服出行。他们来到一家卜筮草店，问近日来卜卦的人是多还是少。卜者说：“少。前些日子本地有个十六七岁名叫鲜旺儿的童子来测字。我检出‘鸱鸮’的‘鸮’字，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有枭首之象。’他显得很紧张。”李静庵追问那人详情，卜者说，那人曾做过一个人的义子。因他游手好闲，品行不端，被赶出家门。李静庵又问那人住处，卜者又告诉了他。
李静庵率差役寻到卜者讲的地方。李静庵让差役突然喊一声：“鲜旺儿！”马上就有一人从草丛中跳出来，惊问李静庵是什么人。李静庵说：“我是你的邻居呀，隔了几年，你就不认识我了？现在我要到某村去，路不熟，你给我们带路，我们给钱。”鲜旺儿开始觉得路远，天色也不早了，不愿去。但看见白花花的钱，就答应了。李静庵又说：“你把你的东西带上，免得丢了。”鲜旺儿就从草丛中拿起一个小袋与他们同行。到了一个客栈，李静庵让差役翻看鲜旺儿的袋子，发现有当票。李静庵马上让鲜旺儿把所当的东西赎回来。赎回来的东西竟是耳环和衣服。李静庵让死者家属来认看。死者家属一见马上号啕大哭。有了赃物，但鲜旺儿还死不承认。李静庵用饮食引诱他，他才承认。李静庵急让人把20多名无辜放了出来。有人为此作诗颂扬李静庵：
不是冲泥亲冒雪，无辜枉累廿三人。
“冲泥”是踏泥而行的意思。
胡氏杀夫案
道光二十八年（1848）四川遂宁县县令徐钧上报了一个杀夫案：县里有个姓胡的妇女与她小姑杀了她（胡氏）的丈夫蒋某，判二人凌迟。当时担任四川臬司的张集馨接案审理。
一般妇女杀丈夫，是因为与他人通奸，张集馨审查材料，没发现有奸夫的叙述。胡氏仅18岁，小姑才17岁。老婆谋害丈夫，妹妹谋害兄长，一定有重情，而非情非理，令人惊异。案卷里说蒋某痨病严重，胡氏谋害丈夫后即可改嫁，小姑等胡氏改嫁后就可独吞百亩地。案卷里还说蒋某被害后有盗贼剪开篾墙盗窃，捕役曾亲往查验。张集馨于是调集了捕役和验伤人员。
他特别派遣委员李象昺悉心调查研究，说：“此案实情与罪名相距很大，稍有疏忽，一定冤枉好人。”
李象昺先向捕役了解剪开的篾墙道口、盗贼出入的印痕口门尺寸高度（1尺2寸）和宽度（1尺1寸）。问了一天，盗情已经清楚。
张集馨问验伤人：“验尸单上填有‘上颚红润’，那就是捏伤肾子造成的，肾囊是否还坚硬呢？”
“不硬。”
“哪有上颚红润而肾囊不硬的事？”
验伤人交代说：“肾囊的确没伤，上颚也没红润，幕府张友说遍体无伤，哪会死呢？不如在验尸报告单上说捏伤肾子，才不会被驳回。”
张集馨接着提胡氏姑嫂来问。张集馨发现姑嫂二人都是纤弱女子，很是老实，没有一点泼妇的样子。张集馨问他们为什么害死蒋某，她们回答说，她们受了刑，书吏要她们这样招供。临起解时，县令母亲每人给了制钱千文，叫她们不要翻供。
张集馨又提地方上负责治安的团长来问，团长作了如下交代：
验尸无伤，死者所盖的棉絮失落无存。要求县令查出棉絮所在，说如果查出来案情就可大白于天下，结果被县令斥责了一番。
死者有痨病，咳嗽不已，体力很弱。平日从床边到寝室门口只几步路，他都要蹲地休息片刻。死的那天晚上，胡氏与他同床，下垫篾席，上盖絮被。三更后，胡氏在睡梦中惊闻其夫大喊一声，滚地说不出话来。她摸衣服，找不到。只见墙根有一个圆洞。是盗贼钻进篾墙把被窝、连带他们的衣服都抱走了。
胡氏开门到小姑卧室借火和小褂。小姑说：“你把我的衣服穿走了，我咋办？”
厢房住有王姓母子二人，听到胡氏喊有盗贼，儿子拿起一个棒子就要出门。母亲制止他，说：“盗不可测，我们租别人房子住，何必要替主人外御其侮？”听了这话，儿子才没出来。
蒋某叔婶住后院。听到胡氏呼喊，就提着油灯来看。只见蒋某滚在床下，墙根有洞，床上棉絮荡然无存，胡氏布褂也不见。开大门出看，杳无人影。洞口泥堆有足迹，微闻临村有逐盗之声。第二天向乡保、团长报案，他们马上到营县呈报。当时缉捕令很严，县令害怕受到四参处分，授意捕役说不是盗窃案，是胡氏与小姑谋命案。徐钧验尸，见尸体没有伤痕，就胡编什么尸体背后的指甲抓痕就是致死之伤。没有凶器，就把屋内墙上篾匠用的弯针一条指为凶器。接着县令派人把胡氏与小姑锁到观音崖，打了她们几十个耳光，又用木扁担各压一次，两人忍不了疼，就按照差役教的招供，两人被迫无辜服罪。
张集馨调徐钧到省申斥。开始他还桀骜不服。张集馨让知府怡昌、委员李象昺提集全体人证，在衙署与徐钧同审。徐钧见验尸人和差役吐出真情，才无话可说。当晚，徐钧到李象昺家里，向他求情。李象昺对他说：“如果尸体有致死之伤，不难开棺再验；如果尸体没有伤，我不能只顾友谊而让无辜受到极刑处罚。”徐钧说：“死者实在没伤，肾囊之伤是张友所为。”
案子平反后，胡氏与小姑脱去囚衣，交亲属领回。
徐钧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忍心害理，陷害两个弱女子。案子大白后，他不自责请罪，却担心弹劾，就到处找关系替他找出路。学使彭咏莪写信给张集馨，说徐钧是他亲戚，能容就容，不能容就让他病退；山东巡抚陈庆偕也要求对他格外优容。上司没有深究，结果徐钧以病为名退休回家。
此案如果不是张集馨的认真负责，不是他把百姓当成一回事，如果不是委员李象昺的深入调查研究，徐钧一定纠缠不已。张集馨深深感到：“州县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
第二组
陈树屏解纷
光绪十五年（1889），中丞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制军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二人地位相当，个性都很强，经常发生口角。
一天，在武昌黄鹤楼举行公宴，相互敬酒。主宾都有几分醉意。座中突然有人问到面前长江水面的宽度。谭说是五点三里，张说是七点三里。双方争得面红脖子粗，谁也不肯服输，一时又无人判断谁是谁非。张突然想起江夏县（武昌）县令陈树屏。张说他应该最了解。于是立刻派了一名军士请他。
陈树屏是名进士。听到二人请他回答长江水面宽度的问题，便立即跟军士走。他足一迈入屋，张、谭异口同声地问。陈应声道：“水涨时是七点三里，水退后只有五点三里。您二位说的都不假。”听后，张、谭哈哈大笑，争辩立刻停了下来。
片言解纷
康熙十年有个规定：军队将官因为发饷迟了，或扣发军饷，或对士兵暴虐，引起士兵鼓噪，就要革职。顶头上司及提镇都要降两级调走。另外，河营士兵喧哗，提督徇情不检举，或检举不实在，也要降两级调动他处。如果顶头上司唆使喧哗，就要革职审问。
道光三年的一天，南河中军副将军裘安邦（字古愚，嘉庆武进士）操练士兵，因为要求过严，士兵不服，喧哗起来，裘安邦认为士兵“鼓噪”，要求河督（河道总督）查办，但河督不答应，双方产生龃龉。
江督孙制府（疑为两江总督孙玉廷。据《清史稿·疆臣年表》，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四年孙玉廷担任两江总督。）知道了这事，决定让双方重归于好。做到这点，必须让裘安邦放弃要求。
孙制府在“鼓噪”二字上做文章。他问裘安邦：“当天演武场中只是人声喧哗呢，还是又有击鼓声呢？”裘安邦说：“只有人声，没有击鼓声。”孙制府说：“鼓者，伐鼓渊渊；噪者，人声噪杂。一定兼而有之，才叫鼓噪。你说的情况不叫鼓噪。”听了这席话，裘安邦再也没说什么，与河督的纠纷马上平息。
袁枚解纷
乾隆时期，文人袁枚（1716－1798）曾在溧水、江浦、江宁（今南京）担任知县。以他渊博的才学和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了不少纠纷。下面是其中的三个。
一
有两人争方山溪洞外的一块地。两人打官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于没有契券，官司久久断不下来。袁枚接手后，望着成堆的案卷说：“这与左丘明讲的‘宋郑之间有隙地’差不多。（按，《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两国之间有几处可垦而未垦之田，双方展开了长期争夺。）我认为你们把官司了结了吧。”说完把他们的状子烧了，发给双方田契，让双方开垦，双方不再争执。
二
一天，江宁一条战船停在江边，一个老兵蹲在舵楼拉屎。一条小船扬帆而过，老兵被撞，坠水而死。士兵跑出来，把小船的帆斩断，系住小船，把船夫打得死去活来。
官司打到袁枚那里。袁枚查验了尸体，对船夫说：“你把帆挂起来试开一下，看为什么会撞别人的船。”船夫说是风大，非人力所能控制。袁枚说：“你的话不可信，再张开来给我看看。”船夫按照袁枚的话做了，乘风破浪。船一下子就走远了。士兵见小船走了大嚷。袁枚结案说：“这是误杀，不是有意的。法律上没有因误杀而赔命的规矩。埋葬费由我出好了。”
三
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刮大风，白天都变黑了。江宁有个韩姓姑娘被风吹到铜井村。该村离江宁90里。第二天村里人将姑娘送到江宁。姑娘与李秀才的儿子早已订婚。李秀才认为风不可能把人吹到那么远，姑娘被送回，一定有奸情。他把官司打到县里，要求把婚约解除掉。袁枚说：“古代有风把人吹到60里外的事，你知道吗？”李秀才不信。袁枚便把载有此事的元代郝经《陵川集》给他看，并说：“郝公一代名臣，能说骗人的话吗？当年风吹的是吴家女，后来嫁了宰相，只怕你儿子没有福分。”秀才听了大喜，把状子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