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镛的“有容”是表面的，有限的，骨子里是妒忌，不惜暗地里陷害他人。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到一件事：有一次道光帝问：“阮元当督抚已经有三十年了。刚到壮年就升到二品，多快啊！”曹振镛说：“这是由于他学问优异。”道光帝接着问：“你怎么知道他的学问？”曹振镛答道：“他现在担任云贵总督，还天天刻书谈文。”曹振镛知道道光帝不喜欢大臣这样做，怕废了公事，曹振镛这样一说，目的是想引起道光帝的厌恶情绪。结果不久阮元就内调了。
曹振镛以自己的言行给晚清造成了严重的柔靡世风：官员们学油滑，求圆通，巴结上司，重视小楷，不关心大事。《瞑庵杂识》录有无名子赋《一翦梅》，予以讽刺。
其一云：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二云：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三云：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四云：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振镛生前被当成股肱之臣，死后被谥“文正”。文，道德博闻；正，守道不移。对臣下来说，最美的谥就是“文正”了。在清朝历史上被谥“文正”的大臣只有8位：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这样的美谥，曹振镛哪里配？有人说曹振镛只能是不文不正。可是这样不文不正的大臣，却荣华终生。
硬骨头
石赞清，字襄臣，贵州人。在天津任知府的数年间，勤于政事，严于律己，吏慑其威，民怀其惠。
咸丰八年（1858），英军侵犯天津，直督跑了，石赞清搬来两个大饔，里面注满水，放在台阶上，说：“英国佬要是进来威胁我，我跟妻子就死在这里。”不久，相国桂良与英国议和，英军离开天津。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入天津，总督以下多受辱。英军将卒分驻官廨。但石赞清坚持不离开官署。英国人要他走，他说：“砍我头可以，但衙门我不让。”英人听后感到诧异但对他无可奈何。
七月二十九日，英军500人拿着兵器进入他办公的地方，扶他上轿，抬进英国使馆，向他解释说：“我们并不是为难你。我们抬你进来是由于有兵卒烧我们的船，只好借你来镇镇他们。”石对他们的要求感到愤怒，不吃饭。好几天，老百姓情绪高昂，说如果石赞清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与英国人拼命。英国人害怕，叫石赞清离开使馆。石赞清不答应，说：“我是怎么个来的，就应当怎么个回去。”英国人只好再让500人为前导，在八月初三这一天，用轿将石抬回府衙。
买官之后
同治初年山西有个姓夏的商人，虽没读过什么书，却突然动了官兴，出钱买了个官儿，被分发到陕西当县令。有人好心地对他说：“你初入仕途，不懂什么规矩，最好聘请一个有文化熟悉官场的人做你的参谋，以免被人取笑。”于是这个姓夏的请了朋友帮忙。
到陕西之后，按规矩要到上司衙门排班参见。他到巡抚官厅，举止矫揉造作，同去参见的有一个是四川进士陕西长安县县令唐李杜（字诗甫），问他：
“贵姓？”
“夏。”
“从前有个叫夏征舒，是府上什么人？”唐李杜听后高举两手，露出庄重的表情，问道。
“是先祖。”
姓夏的见唐李杜神情严肃庄重，以为他说的“夏征舒”一定是显贵。
唐李杜听了答话，点头笑了一下。
参见结束后，姓夏的回到寓所。朋友问他到巡抚官厅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姓夏的一五一十把唐李杜的问话与他的答话告诉了他。
朋友一听，连说：“坏了，坏了！这个夏征舒是个龟儿子。”
夏征舒是春秋时人。其母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通奸。夏征舒杀灵公后逃到楚国。
夏听朋友一说，气得不得了，就要到长安县与唐李杜论理。朋友阻止了他，说：“明天他还要去巡抚官厅，还会见他。何必着急？”
第二天夏见了唐李杜就扑过去，揪住他的衣服，责问：
“你为什么骂我龟儿子？”
“诸位都在这里，我何尝骂他龟儿子？诸位听见我骂他龟儿子了吗？”
夏更加愤怒，揪住唐李杜去见巡抚。唐李杜让夏先说，夏把“夏征舒”的“征”字给忘了。巡抚笑着对夏说：“龟儿子是你自认的，不是他骂你。”说完叫巡官把他们送出去。随即挂出一块大牌子，上面内容大致说夏咆哮官厅还可原谅，但胸无笔墨，何以治民。令其回去读书等等。
夏没有办法，只是气罢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爱国者、思想家、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所写的诗句，体现了为振兴国家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的英雄本色。这气壮山河的呼声，是对旧世界的嘲笑，是参加革新运动自豪的表达。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清史稿·谭嗣同传）光绪十年（1884）入新疆刘锦棠幕，光绪二十二年（1986）奉父命以同知捐候补江苏知府。他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倡设南学会，办《湘报》。二十四年，拜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当荣禄奉慈禧之命大捕维新派时，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有人劝他逃走，被他拒绝。他将自己的著作交给梁启超，决心以死表示他的维新志。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谭嗣同始。”临刑赋绝命词一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八月九日被捕，在狱中题诗一首。
其诗曰：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首句：“望门投止”与“张俭”，出《后汉书·张俭传》。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人。开始被举荐为秀才，他揭发中常侍侯览罪恶，要求杀了他。张俭同乡朱并为讨好侯览而诬陷张俭与24个恶徒为党，于是发文缉捕张俭。张俭逃跑。“望门投止”是说张俭看到哪家就到哪家投宿。人们仰慕张俭名行，张到哪家投宿哪家都肯接受。“望门投止”在这里指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避难。“思张俭”意思是希望康梁二人出逃哪里都能得到保护。第二句：“忍死”是临死坚持，有所期待。“杜根”是后汉安帝时人，为郎中。他因为直谏邓太后归政安帝，被命令打得晕死过去。复苏，逃到酒家做工，邓氏被诛，杜根拜为御史。“忍死须臾待杜根”，意思是希望康梁忍耐一段时间，以图东山再起。第三句：“横刀”，刀架在脖子上。此句写作者为了国家利益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表现出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气概。末句自豪地把自己与康梁俱喻为高大的昆仑，为世人所景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十四日斩六君子于菜市口，翌年谭嗣同遗骸运回湖南，葬浏阳城外山下，墓前华表有挽联一副：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门包与别敬
门包是贿赂官府守门人的钱物。进官府都须给守门人礼物，这个陋规可以说是与清朝相始终。吴三桂派人出关乞求清兵进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时，想求见摄政王多尔衮而不得，乃以重金贿赂多尔衮左右，才得开门接见。后来到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府有人刺探到杨宏胜（1886－1911，原任满清新军第三下标正目）从事反清活动消息，便乘夜谒见鄂都瑞澂。守门人就向他索取门包。
门包不是清朝才有。明宗臣《报刘一丈书》就有几处为进权门首先给守门人送礼金，守门人才给通报的描写。
清朝的陋规绝不仅是门包而已。比这更大的送礼还不少，而且名目有好几个。外官引见（皇帝接见臣下）、请训（三品以上外官赴任谒见皇上）离京向京官辞行送的礼叫“别敬”，夏天给京官送的礼叫“冰敬”，冬天给京官送的礼叫“炭敬”，过年给京官送的礼叫“年敬”，给京宫女眷送的礼叫“妆敬”。这些实际上都是贿赂。
何德刚光绪时曾在京曹19年，后来出任江西建昌和苏州知府，著有《春明梦录》一书，对此类礼作了较详细的说明：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丈肃（沈葆桢）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雅观！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这段话讲了清代各种“敬”的馈送的原则乃至手法。
京官薪俸微薄，不像地方官那么便于向百姓搜刮，于是把手伸向地方官。地方官不给京官送礼，那结果可想而知。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了他几次调任觐见皇帝后“出京留别”送礼的情况。他在道光二十五年补授陕西督粮道，“出京留别”，“别敬”花了17000多两，调任河南藩司，“出京留别”，花了12000多。陕西粮道是“夙称优缺”，于是他借钱“别敬”：
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因托龙兰簃编修在广东洋行借银九千两，九厘行息；又借包怡庄观察千两；又借汪衡甫同年五百两，二分行息；江翊云同年五百两；又借西人项五千两。……余京中连买礼物数百金，共用别敬一万七千两。
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蒙恩补授四川臬司”，又须觐见皇帝，又须“出京留别”。这次他送了多少呢？八月二十二日皇帝召见后，
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十一月初四“北上入觐”，十二月十二日到长辛店。八年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都有核别敬单的记录。但他花了多少钱，没说。估计数目不会小。
清朝吏治
清朝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有官僚就有一个吏治的问题。清朝的吏治可以分两个时期来谈。一是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一是从乾隆后期到清末。
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
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者总的比较重视吏治，措施比较得当，官员比较用命，贪污的相对少些。
关外时，努尔哈赤总结历代治世经验，指出：“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济。”顺治八年（1651）谕曰：“国家纪纲，首重廉吏。”雍正帝说：“大吏不清，民何以安？”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对官吏的管理比较严格，措施比较得当，官吏中贪污比较少。
这个时期的廉政措施如下：
一、禁止贪污。贪污损害国家，也腐蚀官僚队伍。这个时期的皇帝都有禁止贪污的上谕。努尔哈赤时就有命令不准行贿受贿：“诸申、尼堪、蒙古的官员们，不论谁只准收汗的赏赐，不准接受尼堪送的东西。……要给尼堪发指示，不能送任何东西来。如果送来，送的人治罪；如果接收，接收的人治罪。”皇太极制定律例，惩办贪暴。顺治帝为了杜绝贪污订出十分严格的规定：官员犯赃十两，衙役犯赃一两以上，流徙，赃重者处以绞刑。康熙朝所修的《大清会典》规定：“官吏犯赃审实者，立行处斩。”《大清律》对于监守自盗和官吏受财者，都作了严刑规定。例如监守自盗，1两以下杖80，20两杖1百，流2千里，40两斩。官吏受财者1两以下杖70，40两杖1百，徒3年，120两，绞（监候）。
二、严惩贪污受贿。这个时期对贪污、纳贿的官员给予了惩罚——革职、抄家、处死或令自尽。处死的，例如顺治朝有大学士陈名夏、巡按顾仁，雍正朝有河南学政俞鸿图，乾隆朝处死的不法官员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更多，有名的如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闽浙总督伍拉纳、陈辉祖、山东巡抚国泰、浙江巡抚福菘、两淮盐政高恒等。至于被革职、抄家的那就更多。雍正初年清查钱粮，督抚、布政使、粮道官员共11名，再有苏州织造李煦。这些处置对有贪心的官吏起了震慑作用，敲响了警钟。
三、崇奖清廉。康熙帝重视好典型的教育作用。当时于成龙、汤斌、张伯行、陈瑸都比较廉洁，受到康熙帝赞扬，其中于成龙最突出，得到康熙帝高度赞扬，誉为“天下第一廉吏”。康熙帝崇奖清廉，促进了廉风的形成。康熙一朝，大臣大都比较端谨；只是康熙后来宽政，末年康熙帝多病，内政外交渐废，贪污之风有所抬头。
四、加强监察和考核。顺治时对京官实行京察，对地方官实行大计。皇太极就设立了监察机关——都察院，负责对官吏监察。雍正元年掌勘察官府公事的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并入都察院，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
五、实行耗羡归公，养廉加俸制。清初由于官员俸禄低，上索于下，下转索于民成为习惯。征收赋税时以弥补损耗为名，在正额之外再多收一些，称作“耗羡”。雍正二年开始实行耗羡归公，将耗羡全部交公，一部分留补亏空，其余发给大小官员养廉，起到限制官吏贪污勒索作用。
乾隆后期到清末
这个时期吏治逐步败坏，朝廷廉政措施不力。
乾隆后期由于皇帝骄奢淫逸，要求官员向他“贡献”、“报效”，以罚代惩，官吏贪污成风，巨贪和褪钦飧鍪逼诔鱿值摹＞」芮】谕芬步擦钩头Ａ思父龃筇埃缙芑狄盐蘅赏旎亍！ �
嘉道时期，吏治败坏又有新的特点。第一、官员贪污多串通作案，例如嘉庆十一年直隶司书王丽南私雕假印，串通银号虚收310600两，十四年通州粮仓场舞弊，中西二仓短米9600余石。户部银库累遭库吏侵蚀，道光二十三年，查出乾隆末年以来被侵吞900余万两。道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