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萨诸塞的不宽容是以20世纪的西方标准来衡量的，在17世纪的地球上，他们的不宽容绝非例外，更不是最残酷的，至少他们还允许异议分子当众为自己辩解。安·哈钦森和罗杰·威廉斯都是经过辩论后被宣判有罪、逐出殖民地的。尊重个人的意识为清教徒发扬独立、自主、自发，以及实验、创业等精神创造了外部氛围。
第四，资本主义。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是众所周知的，清教徒属于既不愿当奴隶、也不想当主人的中产阶级，他们将财富视为上帝恩宠的象征，是得救的外在迹象，因此以富裕为荣。同时他们又主张勤奋节俭，反对侈靡，两者相辅相成就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无意中非常有利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
第五，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一点是，清教对个人的约束为自由主义打下了基础。自由主义理解的个人是自利的，但也是有理性的。正因为如此，人才依据自利的原则行事，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才可自我管理和接受管理。在清教的训练下，个人必须经常反省，必须对自己对社会负起责任，这就为自由主义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对清教徒来说，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强调是不太可能被滥用的，他们在长期的训练后具有天生的分寸感，所以像爱默生这样的人可以对人性比较乐观。假设一群从无管教的人被突然放到了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环境中，不难想象他们滥用自由的可能性。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清教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基因（3）
5清教向自由主义的演进
有意思的是清教无意中为自由主义、为现代民主所作的贡献。当清教中的宗教成分被逐渐淡化、演进成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想后，其中的自由主义基因便凸显发展，成为近代的自由主义。这也许是所有过渡时期意识形态的特点，而促使其演变的动力则是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人性。
首先是来自英国的压力。英国革命后，特别是光荣革命后，英国在公民权利的维护上又前进了一步，1688年颁布权利法案，1689年颁布宽容法案。出版自由、司法独立、政教分离等现代社会原则都已开启端绪或确立。相对而言，殖民地神权统治的做法便显得落后了，并且与母国法律相违背。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便上告英国，埋怨清教政府强调“会员资格”，剥夺了他们作为英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这最终导致了马萨诸塞独立地位的丧失：1692年原特许状到期后，英王的新特许状将它变为皇家殖民地，这对坚持温斯罗普“山巅之城”理想的北美清教徒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当全世界典范的梦想落空了。
不过实际上，海湾殖民地到移民第二代时已经面临极大危机。早在1662年，牧师们就已经在哀叹世风日下，人们热中于世俗追求，冷淡了上帝，背离了初衷。他们满怀恐惧和焦虑，认为自己的“荒原使命”已经宣告失败，上帝的惩罚随时将至。威格尔斯沃思牧师悲痛地说“上帝和新英格兰有了过节”，其大难临头的感觉可想而知。
但世俗化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二代，清教领袖们就发现原先筛选再三的“圣人”已经来源不足，子女们对父辈视为特权的会员资格已经不那么在意了。第二代中许多人无宗教体验可以汇报，因而不能获得会员资格。但是如果他们不是会员，他们的子女将无资格接受洗礼，未受洗礼之人长大后便无资格成为会员，如此下去，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将如何维持？最后，他们只能实事求是，降低标准，在1662年搞了个“半途契约”，规定凡是会员的子女都能成为“部分会员”或“半会员”，使他们的子女能照样受洗，并有望成为会员。在清教领袖不得不改变原则来适应外界的时候，也就亲手开启了清教美国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清教以一场净化人类的神圣实验开始，也和所有类似的实验一样，最终被人性挫败。他们试图以《圣经》为蓝本来建设一个想象中的完美社会，一个“山巅之城”，但是即使他们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者，跨越三千英里的大西洋来到北美蛮荒，挣脱了旧世界的干扰，一切从头做起；即使他们采取种种封闭和强制的做法，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却还是不能维持下去。因为他们可以将所有异议分子逐出，却不能保证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思想一样。他们可以逃离英国，逃离国王，却逃不过自己，逃不过人性。他们想把一个16世纪在西欧产生的观念原封不动地挪到北美，并保持世世代代不变，这顶多只是一个浪漫的愿望而已，因为他们漠视了人性适应环境的基本道理。
正统的清教神权到17世纪末就已瓦解，到1730年代，殖民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复兴运动——大觉醒。真正的清教传人乔纳森·爱德华兹牧师以为恢复清教信仰的时机已到，他在布道中极力渲染上帝的愤怒，逼迫听众忏悔皈依。他一度收获颇丰，为上帝召回不少失落的灵魂，但最后还是抵挡不住时代的潮流，被自己的教会解雇。造化弄人，大觉醒的主流恰恰与他回到清教神权的愿望相反，而是极大地冲击了教会权威，提高了平信徒的地位，为美国独立所需的世俗化民主气氛创造了条件。在清教已经完全丧失其17世纪革命性而转为保守势力时，爱德华兹阻挡社会变化的企图化为泡影，而他也就成了最后的清教徒。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原则在美国的确立（1）
1“革命”还是“独立”？
美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是否应称之为“革命”，还仅仅是“独立”？对此存在着不同观点。否认它是“革命”的观点认为，除了独立于英国，美国国内并未发生通常与“革命”相伴的社会激烈动荡，或曰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改朝换代，阶级状况大致依旧，因此它不过是一场独立战争。
其实；“革命”一词的英文为revolution，毫无将“命”革掉之意，而是指旋转，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是一场当之无愧的革命，而那些革掉许多“命”的运动却未必都是革命。美国革命同时完成了三项具有革命性的历史任务：从殖民地到独立，从王国到共和国，从政教合一到世俗化。美国革命的起点高，因为是站在英国革命的肩上完成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以英国的宪政为基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诚然，这三项革命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其过程早就开始，但是美国革命从量变到质变，成为它们完成的标志。
美国革命是近现代第一场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因为它发生得太早，而且自己日后也发展成帝国主义，因此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美国人背弃英国这个宗主国，赶走国内约六万之众的托利保王党，没收其财产及教会，独立无疑是相当彻底的。美国的独立开启并激励了全世界连续一两个世纪的殖民地独立运动，这本身不能不说是具有革命性的。
在独立的同时，美国也推翻了君主制，实现共和制，美利坚合众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它完全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政体，这一重大的政体改变也称得上具有革命性。比它早一个多世纪的英国革命，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可惜“共富国”内部很快出现大权独揽的护国公，随即王朝复辟，最终只能以君主立宪制延续至今。晚于美国革命的法国革命虽然声势远比前者壮观激烈，很符合一般人对革命的崇拜和理解，但仍然出现了拿破仑称帝和王朝复辟。更不要说一个半世纪后的中国辛亥革命，紧接着的就是张勋复辟，洪宪丑剧，军阀混战，强人当政，共和体制风雨飘摇，常常只是被当成一块遮羞布在利用。相比之下，美国的共和制却固如磐石，二百多年来各级政府选举从未中断过，至今无须用武力来更迭政权。任何革命的成功都要以传统和文化作为其底气，缺乏社会共识的体制更改很难行得通。
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同样是一场革命，也许更为深入。从表面的层次来说，是确定政教分离的立国原则。革命前不少殖民地以税收来维持政府支持的宗教，有的还对公职人员有宗教信仰要求。革命后，教会从政治中彻底退出，法律成为国王，一切的依据从“圣经”改为“宪法”，清教以天恩之约、教会之约和公民之约为基础的神权统治只剩下一个公民之约。从深层次来说，政治从宗教和伦理中解脱出来，以对人性的哲学思考为出发点，不再忙于猜度和揣摩上帝的心思。承认世俗利益驱动的合法性后，人的自利不再是禁忌，它堂而皇之地成为历史的动力。人不再为上帝天恩而活，而是为自己的幸福而活，这是人类的一大观念革命。
为自己而活，乍听起来似乎远不如荣耀上帝、无私奉献那么高尚，不过它更符合人性，也就更能解放平民百姓的积极性和能量。更重要的是，承认自利原则可以消除任何伪装圣人的动机，揭穿任何凌驾于民众之上的自命的圣人，他们对权力利益的追逐一贯蒙上高尚伟大的假象，以便要求民众放弃自己的权利。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用法律来规范这种自利本性，最终使每个公民都能和平共处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2一场“保守”的革命
然而，美国革命确有许多与其他现代革命不同的特点，显得相对保守。革命一般都需要推翻过去，与传统决裂，有的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历史断层。但美国的革命却不是要推翻过去，恰恰相反，是要保住他们殖民地时代的过去。确切地说，美国推翻过去的任务已经在跨越大西洋的时候完成了，清教徒们移民北美，就是与英国决裂，与过去决裂，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在创造自己的新社会。这里没有过封建专制，无边的自由土地使等级森严的封建约束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无论是新英格兰、中部还是南方，殖民地人民都享受着英国人的权利，事实上可能更多一些。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努力，到独立之时，他们的社会革命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美国人享受着相当充分的、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权利和自由，现在他们不希望英国再来干扰他们，改变他们，他们要维持原状，这就是美国革命“保守”的本质所在。
公平地说，与18世纪地球上其他地方相比，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与剥削说得上温和宽松了，殖民地人民自己也感激英国对他们“仁慈可喜的忽视”。即使在七年战争之后，英国加紧控制，颁布一系列新法律，开始直接征税等，也绝不能说是那个时代最残酷的统治。只是美国人缺乏长期的高压训练，惯于自由自主自治自理，因此承受苛政的能力颇差。同时，他们凭着对权力天生的不信任，决心自立于民族之林，不再当英国的附庸。他们相信独立后美国将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未来。
美国革命的“保守”还表现在美国人在革命期间始终保持清醒和理性，缺乏“横扫一切”的豪言壮举。美国人实用得不能再实用，居然只是提出“无代表不征税，无陪审不审判”之类再实在不过的口号，而不是解救人类的一揽子宏图壮志。那里既没有断头台的恐怖，也没有乌托邦的幻想，更没有领袖的光环，甚至连一部正正经经歌颂革命的文学作品也没产生。革命刚成功，一些美国人就“忘恩负义”，把乔治·华盛顿比作英王乔治三世，称他为“乔治一世”。
总之，现代革命通常伴有的将革命神化为宗教的事并未在美国出现。对此，路易·哈茨有一段精彩的评论，他说美国人“不必将革命变成宗教，因为宗教已经革命”。美国的大部分教会继承清教反权威的传统，从一开始就站在革命一边，根本无须推翻，所以革命不必越俎代庖去发挥宗教的功用，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还是归上帝。美国人也始终没有将革命提到超自然的完美高度，他们宁可脚踏实地凭常识行事，难怪革命中最畅销的宣传册子就是汤姆·潘恩的《常识》了，其中“独立”与“共和”的主张获得人们的一致赞同。美国人革命前未曾盲目乐观，革命后亦未跌入悲观深渊，因为他们并不在等待救星、神示，也不认为革命后便天下从此太平。相反，他们对高踞于人民之上的权力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和疑虑，相信政府是不得已之恶。既然没有将革命神化为宗教，也就不必将革命领袖神化为宗教领袖、救星或真命天子，好像他们完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另一物种。
事物真可谓牵一发动全身，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相互关联。美国无封建专制，虽然名门望族不是没有，但还没有形成阶级壁垒。压迫不狠，反抗也就不那么强烈，美国各阶级尚能同心同德，一致对外，美国革命不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完成的。革命后虽然也有一些起义或称叛乱，但实在算不上大麻烦。西部爆发号称“威士忌起义”的骚乱时，汉密尔顿说服华盛顿带兵亲征，等华盛顿赶到那里却发现根本没有什么起义需要镇压。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原则在美国的确立（2）
美国人以法为基础向英国争权利，自己就不能太无法无天。何况他们大多是自耕农，既非无产，亦非无知，也不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去打仗。他们对财产的私有制具有共识；“劫富济贫”对他们没有号召力。美国革命靠的是民兵，他们扛着自己的枪，花着自己的钱去革命，为的是维护自己的财产和自由。
3《独立宣言》：自由主义的宣言
《独立宣言》是美国立国之本，而它正是一篇自由主义的宣言。现在人们已经很少提及占宣言大半篇幅的英王乔治三世的罪状罗列，而集中于第二段“我们以为以下真理不言自明”后的五条基本原则：1）人生而平等；2）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3）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4）为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5）当任何形式的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有权，也有责任改变或推翻它，以便按照以上原则重新组建政府。如果说观点各异的美国人还有共识的话，那就是这几条基本原则，它们完全是世俗自由主义的姿态。说其虚伪者有之，但除了菲茨休之类，还很少有人公开反对。
《独立宣言》是杰斐逊执笔的，但这些原则不是他首创，主要源自洛克的思想。杰斐逊当时在回答这类评论时早就说过，他起草宣言之时并未参考任何书籍，但显然洛克的思想他早已接受，并且融入自己的思想之中。他认为洛克的《政府论》下篇是最好的政治理论，他将洛克和培根、牛顿并列，尊为他心目中的三大伟人。杰斐逊说，他的任务“不是去发现新原则或新论据……而是将有关这个问题的常识以简洁、确凿的语言呈现在全人类面前，以获得他们的赞同……用意在于表达美国思想……它所有的权威来源于当时一致的情感，无论是表达在言谈中、信件中、发表的文章中，或是阐述公共权力的基本读物中，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悉尼等”。
美国人选择洛克而非霍布斯真是最自然不过。洛克和霍布斯都从假设的原始自然状态来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