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乃是真正的农村托利党人，试图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经济状态退回到六十年前去。另一半人想沿着正确的道路往前走，承认企业联合的不可避免和必要，并以相应的扩大政府权力来控制大企业。但与此同时，这些真正的进步主义者行动受阻，因为他们不得不时时对他们的同伴表达忠诚，而这些同伴从本质上讲不是进步主义者，而是退步主义者。”他还攻击威尔逊的新自由是农业反动，要回到19世纪去。
在社会发生剧变的时候，人们往往头一个反应就是回到过去，美化过去。他们只念着过去的好处，却未想到他们早已离不开现在的好处。很多人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很难接受，因为他们的眼光还是19世纪的。他们有的将金融家，甚至整个银行业，等同于不生产、不制造、不劳而获的高利贷者，有的则一概否定企业的联合。他们不理解工业革命在改变生产的品种、速度和方式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巨大变化。工业化的联合体替代了个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耕农、小手工业、小作坊和小工厂的个体化社会，这是人力难以挽回的，美国早年那种独特的个人自由随着环境的一去不复返而无法恢复了。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从心理上适应了大企业的事实。
进步运动的这类向后看的思想使它赢得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称号——“除去草籽的平民主义”。（Populism with the hayseed removed）像威·杰·布莱恩这样一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平民主义领袖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他风云政坛几十年，却始终未能对症下药，总是想用农业社会的办法来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纵然他占有道德优势也无济于事。他那不能与时俱进的思想最终在1925年田纳西的猴子案上成为笑柄。
进步运动虽然被一次大战的炮火打断，但这场波澜壮阔的全国性改革运动还是取得很大成就的。在经济改革上，反托拉斯诉讼的成功导致数以百计的非法兼并被勒令解散，克莱顿法又进一步完善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2年，政府开始实行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收入累进所得税，由政府对财产进行再分配。必须注意，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只能管理州际贸易，现在介入私人企业，已经是迈了一大步。在劳资冲突中，政府也改变了19世纪末一味支持资方的做法，通过劳工法，支持劳工有组织地与资方协商的权利，还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废除童工等有利于劳工的法律。
在政治改革上，威尔逊任内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如此集中地修宪是内战后未曾有过的。它们包括国会课征一切所得税的权力，公民直选参议员，禁酒和妇女选举权。其他政治改革还有文官制度改革，直接初选，公民创制权、公民表决和罢免权等，这些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此前党魁说了算的政党机器政治。在党魁政治中，由州议会提名参议员的做法使美国的参议院成了百万富翁俱乐部，直选就是为了打破这种钱权交易。即使在所谓保守的塔夫脱的四年任内，他制裁的托拉斯比罗斯福任内还多一倍，这也说明大势所趋。遗憾的是塔夫脱不像罗斯福能既赢得改革名声，又得到企业支持，他无法保持共和党内两派的平衡。
霍夫施塔特对罗斯福的评价是“充当进步派的保守派”，威尔逊则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两个原本保守的人被时势造就成了改革派。尽管党派不同，他们领导的进步运动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也就是都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内改革。首先是只反对不公平竞争和不合法经济行为，而不反对资本主义本身，他们恐惧的是经济特权。在代表资本反对特权这一点上，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二是两人都很注意有限地使用政府权力来管制经济，不采取任何极端措施。他们意在通过法律，而不是通过扩大政府的规模来管制经济。在有限政府和对政府权力的警惕上，他们也基本上维持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三是两人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革命，避免社会主义。他们都不赞成城市劳工组织和农村平民党的过激做法，而要在寡头统治和社会主义两个极端间走一条中间道路，这仍然还是坚持自由主义。所以，进步运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非革命，它和美国革命一样保守，它只是旨在纠正工业化冲击所带来的社会弊病，纠正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健康的环境。
但是进步运动毕竟走出了自觉依靠政府权力来遏制资本垄断的第一步，也就是走出了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它也许动作不大，但全社会毕竟形成了新的共识，其核心就是联邦政府的作用。美国人改变了以前消极的国家观，普遍接受政府有责任规范经济使财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看法。在美国早期的政治标签中，通常使用的是“民主派”和“共和派”，很少用“自由派”。在1912年大选中，罗斯福一派的共和党人在对抗塔夫脱时曾自称“造反派”或“反对派”，但罗斯福马上纠正了这一称号，坚持要用“进步派”。威尔逊也始终以进步主义或自由主义自称。李普曼认为，正是在1912年大选中，罗斯福的进步党开始将“自由派”这个词引入美国的大众政治，随后威尔逊在1918年也用它来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自由派”一出现，它代表的就是区别于右派和左派的中间派；“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从这时起也就与自由放任划清了界线，美国人不再称一个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为自由主义者，而将他归为右派或保守主义者。
进步时代可以说是现代美国的开始，这种政府和经济的关系一直延续至今。罗斯福重申华盛顿的权力，威尔逊则进一步说；“国民政府对人民的服务必须范围更为广泛，不仅要保护人民免受垄断的危害，而且要便利人民的生活。”他还说；“我确信，现在由个人和公司经营的许多事情，将来会不得不由政府办理。……正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才相信这些。我认为此类措施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这些意味深长的话，预示着政府对经济和民生更为积极的干预。从进步运动开始，美国人对经济民主有了新的意识和要求，对政府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期待。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罗斯福新政：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局
1胡佛的美国体制碰壁
胡佛的命运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他是美国总统中少有的理财能手，却在美国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中遭遇滑铁卢。他的前半生以人道主义的救济活动蜚声国际，他的名字象征着粮食和繁荣，下半生却成了饥饿和萧条的代名词。他是一个认真对待美国体制、坚守自由主义信仰的人，但美国人民却不认真对待他，最终遗弃和嘲弄了他。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发现他对美国体制的阐述十分本质，并无大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里？
一次大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20年代的繁荣。进步运动的成果虽然没有被否定，但一连三个共和党总统采取的都是亲实业的政策，柯立芝总统的表白最为直截了当，他的名言是：“美国的事业就是实业。”1928年，胡佛和民主党候选人艾尔·史密斯竞选总统，大选前夕他在纽约发表了题为“美国个人主义”的演说，集中阐述了他的政治理念。他将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提高归功于共和党的领导，因为共和党在战后立即恢复了战时中央集权前的状态，在过去七年多的执政中坚持了美国体制和传统，拒绝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与民争利。
胡佛演说的中心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时至今日，这仍然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中心议题。胡佛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政府理念：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美国的和欧洲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胡佛作为工程师和国际商人，曾在东西方许多国家管理过企业，他在国外的丰富阅历使他更加欣赏美国个人奋斗的体制，他相信美国的成功源自美国人倔强的个人主义，欧洲的失败在于他们的家长制和国家社会主义。
胡佛着重论证了为什么政府管不好经济、如果政府管理经济的话又会带来什么问题。他说，美国体制的本质是自治，自治必须避免权力集中，各种制衡机制都是为此设计的。它们在分散权力上很是成功，但负面的结果是办事拖沓，这在政治上可以接受，但对经济来说却是致命的，因为经济管理需要集中责任，把握时机，当机立断。如果经济决策进入民主程序，推诿扯皮，还有什么效率可言？所以民主政府决管不好经济。同时，如果政府真的要接管经济，势必建立一整套组织，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迷宫，促使中央集权，一切竞争也将宣告结束，而没有竞争的经济不可能有活力。更有甚者，经济自由的丧失最终必然危及人民的其他自由和自治权利。
再说，政府管理经济也不可能明智，经济领导的才能来自现实的商界竞争，但政府如何任命领导经济的官员呢？由政府挑选，还是民选？无论哪种方法，都不可能选出真正的经济管理人才。因此，胡佛一再重申，政府在与经济的关系中只能充当裁判，是进行规范和管制，而不是直接参与。他将此视为政治原则，决不含糊，而他的失败也许正孕于这一执著。
胡佛作此演讲是有所指的，在大选中他感到来自左的威胁，也就是民主党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宣传，所以他自认有责任出来捍卫他所欣赏的美国体制。胡佛信仰的坚定与他本人的经历很有关系，他出身于铁匠家庭，是白宫主人中不多见的劳动人民出身。他全凭个人奋斗进入斯坦福大学深造。由于能力非凡，成绩卓著，他从二十几岁起就担当重任，不到四十岁就成了百万富翁，历任工程师、企业家，在世界各地施展才华。一战期间他在比利时任救济委员会主席，巴黎和谈时任政府顾问，战后任美国粮食总署署长、商业部长，直至总统。更有意思的是，总统是他第一个竞选的官职。可以说，他本人就是美国梦的实现，这使他不能不坚信美国的机会平等和美国体制的完好。正因为他太成功了，他也就太执著于一个信念，乃至大萧条的特例都不能使他稍许改变思想体系。
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社会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支撑到某一点上也许就会招架不住，失去平衡。分化的危险首先是造成社会内部的对立，乃至阶级界线分明，互不沟通了解，彼此横生仇恨。更深层的危险是国民经济失衡，财富过度集中，少数人的消费毕竟有限，大部分人购买力低下，不足以刺激经济。在生产效率激增的情况下，难免产品积压，经济运转失灵。一旦社会和经济两根弦都绷得太紧，社会心理就会扭曲，离心离德者有之，铤而走险者有之，社会开始动荡，革命也就为期不远了。
对美国来说，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1929年的股市崩溃，更何况它比稻草可沉多了，根本就是根扎实的钢筋，这才引发了大萧条这样空前的危机。在这种紧要关头，胡佛的表现却有点像头倔驴，即便他对美国体制的总结并不错，但实在是不合时宜。难怪孟子对孔子的最高评价是“时圣”，所谓时圣者，此一时彼一时也，善于对症下药，把握整体平衡。再好的原则，不能灵活运用也是枉然，只有掌好“度”才是头等才情。
公平地说，面对大萧条，胡佛也采取了一些他的前任从未考虑过的措施。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联邦政府来应付紧急危机的总统，他促使国会建立了复兴金融公司和联邦农业局来协调经济，但他始终跨不出强制企业的那一步。在无数美国人面对饥饿的时候，他却在考虑政府管理经济对美国体制将会造成的潜在后果。他也跨不出让联邦政府直接从事救济的那一步，唯恐从此损害了美国人自强自立的性格。他那倔强的个性使他不能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缺乏处理原则与现实关系时所必不可少的灵活性，而他那不善于与民众交流的性格也使他显得呆板而不通人情。
霍夫施塔特称胡佛为美国放任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位总统，但胡佛本人并不认为美国制度是放任自由的制度。胡佛对自己的界定是“真自由主义”，称那些从左边批评他的人为“假自由主义”。在20年代的美国，主张改革的进步主义者已经差不多独占了自由主义的称号（1924年的大选就被人们称为“拉福莱特自由主义”与“柯立芝繁荣”的竞争），而胡佛就偏要来个正名。胡佛选择“真自由主义”之称，一是可见当时已经存在两种“自由主义”的概念，二是双方都想争这块招牌。显然，胡佛所说的“真自由主义”更接近于美国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府少管，让私人企业发挥主动精神——他本人正是在这一精神的熏陶下成长的，所以对此终生不渝。
然而可以想象，像胡佛这样非意识形态化的实干家，是没有耐心在主义的标签上纠缠不休的。他曾经说过，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这样的术语根本就不适合美国；“我们常听说某某是托利党、反革命、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这些术语的政治使用……是从英国进口的，不适用于美国。”他反对使用这些标签，一是因为其不确定性——“你可以将自己归为任何一派，只要你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地说。”二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政客们操纵玩弄的武器——“如果你不喜欢某人，你就可以将他打入你的听众最憎恨的一派。”他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对胡佛来说，倔强的个人主义也罢，真正的自由主义也罢，目的都是为了保障每个美国人享有尽可能发挥其才能的自由和机会。他也承认放任无序的个人主义会有危险，但是他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受到机会均等的制约，不至于走向极端。在他看来，主要应该防止的是社会主义的倾向，因为任何一个部门的国有化都会导致丧失经济自由，并最终导致丧失政治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自由。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罗斯福新政永远改变了美国的自由主义
美国自由主义由古典到现代的分界线可以明确无误地划在胡佛和富兰克林·德·罗斯福两个总统之间，胡佛是最后一个固守所谓放任自由主义的总统，而罗斯福是第一个代表现代自由主义的总统，从此，美国自由主义不可逆转地进入现代。
在美国人民对胡佛彻底丧失信心后，1933年罗斯福受命于危难。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美国人民对自己、对政府和对美国体制的信心。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紧急银行法勒令全国银行关闭整顿，检查合格后方可重新营业，金融秩序得到恢复，人心很快稳定下来。在随后的百日内，他的新政方案一个接一个出台，速度史无前例。从3月9日到6月16日，罗斯福15次致信国会，敦促通过了15个主要法律，作了10次演讲，并且每周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各两次。这15个法律包括银行紧急法、经济法、联邦紧急救济法、农业调整法、紧急农场贷款法、田纳西流域整治法、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