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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休斯先生在三十五分钟里击沉的军舰要比全肚界的海军将领几个世纪击沉的还要多”，伦敦《泰晤士报》老记者科洛内尔·雷平顿在描绘那天重要的会议开幕式所产生的效果时说。但是，由于休斯表示美国自愿作别国的榜样，销毁自己强大的舰只，因而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劳合·乔治首相煞费苦心地向下院忧心仲忡的议员们保证说，皇家海军不打算放弃一个世纪以来的海上霸权，也个打算放弃对帝国通商航线的保护。以前首相贝尔福为首的代表团被派到华盛顿去“维护我们同日本的亲密友谊与合作”，以便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并“防止太平洋列强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
然而，由于美国采取愿意裁军的堂皇姿态，就有可能避免灾难性军备竞赛，这使劳合·乔治感到欣慰，它比英日同盟的继续存在更为重要。休斯在制订计划时还聪明地保全了英国皇家海军的面子，使它占了优势：英国拥有二十二艘主力舰，美国海军只打算保留十八艘——虽然美国拥有的将是更加现代化的战列舰。英国政府已经在经济危机中挣扎，而且欠了美国财政部亿万美元战争债款，因而它不顾海军将领们的反对，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计划，并表示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盟国日本也接受。
东京代表团强烈反对试图把其战列舰减少到十艘，原因是那会使日本的海军力量长期比盎格鲁撒克逊列强差百分之六十，因为休斯已经主张十年内“海军停止”制造主力舰。日本代表对这项限制性计划抵制了一个月之久，他们并不知道，美国陆军训练有素的密码破译人员一直偷偷地在纽约的一个秘密“黑室”里忙碌地监听他们同东京来往的绝密电报。这攸国务卿具备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即能始终走在谈判的前面，因为他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如果日本代表不能提高美国和英国提出的三比五比五的比例，则接受他提出的限额。
日本最后同意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最末一位首相贝尔福制订的条款，这证明把制汀条款的任务交给贝尔福是恰当的。海军限制条约规定的条件是，英国和美国保证不在香港、关岛或马尼拉建立重要基地，以此保证远东维持现状。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不在其控制的托管岛屿驻扎军用飞机或军舰。复威夷和新加坡则明确规定不受这项补充条约的约束。东京接受了这项条约，它是在获得再建成一艘战列舰，即“陆奥号”的权利之后才接受的。日本声称国内的小学生已经为建造该舰募集了款项。
由于法国和意大利接受了它们只能拥有日本的主力舰的半数的限额，英国政府势必要接受华盛顿海军条约，尽管英国的海军将领们感到不安。恰恰在维持英日海上同盟显然已同休斯的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美国统治下的“道义上”的和平计划互不相容的时候，英国这样做，标志着大英帝国的势力退缩了一大步。正如劳合·乔治所预言的，英国将沦落到软弱地依靠这种“特殊关系”和美国海军来保护它在远东的利益。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当时帝国国防委员会告诫说，一旦欧洲再次发生牵制住本国和地中海的舰队的冲突，皇家海军将抽不出军舰组成第三舰队。这样就派不出舰队到新加坡去保卫通往澳大利亚的航线，去保卫马来亚生产的重要的橡胶和锡或者英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英国除了也许依赖美国提供支援之外，别无他法。
纸上条约
国务卿休斯确信限制和防止加强海军条约已在太平洋建立了均势，因而以该条约为基础，开始下一轮谈判，以实现他的主要外交目标：遏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扩张，以确保门户开放政策和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他知道，为了保障英美继续在经济方面居称霸地位，虚弱的英国已经准备断绝同日本帝国海军的联系。但是，正象澳大利亚总理威廉·休斯那年在伦敦帝国会议上已经告诫过的那样，这种经济竞争有可能导致同日本不和。他所说的“现代斯芬克斯①谜语”还有待解答。找到答案并不容易，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日本“觉得它的地理环境决定着它对中国市场拥有特权。但是其他国家也要中国市场，因此就提出了门户开放的要求”。另外一个复杂的情况是，由于威廉·休斯的政府针对东方移民推行“白人澳大利亚”政策，日本觉得受到种族侮辱。这些互相抵触的要求使得西太平洋地区爆发冲突更加不可避免。威廉·休斯警告说：“只要海军扩充军备的根源不消除，谈论裁军就是徒然的。”
① 斯芬克斯是希睛神话中的带翼狮身女妖，传说她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译者
这恰恰是国务卿休斯给他自己以及他的后继者们设置的陷阱。华盛顿会议并没有打算设法迫使日本支持对外扩张的势力就范，而只是想遏制他们。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将成为美国今后制订远东政策的基础，要想使条约生效，美国必须把舰只的数目保持在条约规定的限额内，虽然在条约中规定限额对于使自己在西太平洋保持五比三的优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压力不久就使美国海军落在后面，而且，由于日本人谨慎地保持了他们舰队的实力，现状变得对美国不利了。在相对稳定了十年之后，这种有利条件将被利用。在日本再次侵略中国的时候，西方列强既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能团结起来坚持要求门户开放。
休斯第一步是打算割断伦敦和东京之间的联系，他向日本提议，把日英结盟改成同英国、法国和美国签订一项四国公约，每一国保证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和利益。这项外交一揽子交易的关键内容是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其对山东半岛的特权，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将放弃其在威海卫的基地——自凡尔赛和会屈从于压力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大事喧嚷坚持这两项要求。缔约国再次庄严重申并一致同意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完整”的陈腐漂亮词句。事隔二十年，九国公约终于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主张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约束力的保证。但是，东京是在附加了一项限制性条款后才接受的，这项条款规定签字国不得采取“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安全”的行动。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草拟这项公约的幕后谋士）还向日本秘密保证说，这是为了承认日本人在满洲的铁路和工业系统的广泛权益。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九国公约提交笠署后，国务卿休斯发表了告别辞，他把为时五个月的讨价还价、妥协和幕后交易概括为“有史以来旨在建立和平时代的最伟大的措施”。时间将证明，华盛顿条约系统虽然签署了，但因只字未提如何履行，因而九国公约实际上毫无价值。后来，到一九二八年，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试图用一项禁止侵略和战争的条约来支撑这个纸上建筑物，美国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参议员不客气但准确他说它是“国际亲吻”，把它否定了。
华盛顿国际会议的成果并没有使美国海军感到高兴。国务卿休斯通过谈判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使马汉纵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首屈一指”的舰队被摒弃，三十年的海军经验被忽视。罗斯福提出的关于菲律宾将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的脚踵”①的告诫现在看来千真万确。如果没有足够的战舰，桔色作战计划只不过是一部消遣小说。使海军将领们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在大批拆毁船坞滑台上的舰艇时，有两艘部分竣工的战列巡洋舰被抢救出来了。这两艘舰只预定改建为巨型航空母舰“列克垦敦号”和“萨拉托加号”。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译者
后来，在连续几任有远见的军官的指挥下，它们的远距离高速航行的能力，为制订快速航空母舰打击力量的独立作战战术，提供了实际证明。这种战术终于拯救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
国务卿休斯认为，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条约有希望“在远东”迎来一个“友好的时代”。事实证明，这个时代不到十年。在这期间，美国海军再度衰落，随着工业部门从生产军火转为生产消费品，经济繁荣起来了。在经济繁荣的二十年代，由于日本履行了撤离山东的诺言，以及英国除放弃对中国的通商和征收关税的监督权外，还逐步放弃了它在广东、汉口、厦门的治外法权，因而华盛顿条约系统顺利地保障了中国通商和投资的门户继续敞开——如果不是大大开放的话。这是英美两国为加强因自相拼搏而摘得四分五裂的民国政府的权威而作的不断努力的组成部分。难以治理的中国让内战和各省半独立的军阀、省长们搞得支离破碎，民国政府不断致力于重新实行强有力的中央控制。频繁的内乱和暴动，使日本有借口继续把关东军驻扎在满洲铁路沿线并大规模开采矿藏，英国也以此为口实，继续派皇家海军的炮艇在长江游戈，并在国际港口城市上海设置巡捕。
中华民国的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对美国的投资者和银行家们来说仍然是个障碍，他们把资金投到日本欣欣向荣的工业，而日本人增加了对矿藏丰富的满洲的投资。到二十年代末，东京和伦敦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各占百分之三十五，美国只占百分之六。虽然对传奇般的中国市场的前景大事宣传，但是到一九三○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占百分之十二，到三十年代中期又翻了一番，使日本成了美国海外的第三大主顾。美国现在已经取代英国而成为丝绸出口的主要市场，日本则越来越仰赖从美国进口石油和战略原料。日益都市化的日本人民，因产生了新的希望而振奋起来，他们迷恋西方的生活方式、爵士音乐和好莱坞电影。一九二三年东京遭地震破坏后，美国提供大量美元贷款，资助日本重建东京，虽然后来因日本指责利率太高而引起了摩擦。美国驻日本大使那年报告说：“我所到之处，都听到这样的意见：我们两国终于互相了解，认识到我们靠友谊建立的团结比纸上条约建立的团结更加牢固。”
翌年，由于国会通过了制止大规模移民的原籍法，美日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原籍法绝对禁止东方人移居，却允许一定数额的欧洲人移居美国。它同“白入澳大利亚法”一样，又使人想到，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推行种族主义。日本对这种“种族侮辱”提出了抗议。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团体”本来就已经担心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腐蚀，它们呼吁抵制美国的商品、电影和音乐。但是，这几乎没有对公众产生任何影响，看来公众已经陶醉于模仿美国电影。到美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和帝国海军学校学生从私人参观访问中发现，美国确实是一个物质无限丰富，工业力量强大的美好国家。
由于日本国会的多数党连续组成几届稳健的政府，由于日本日益依赖美国的经济，日本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二十年代的经济繁荣结束之前，一直没有能抬头。“华尔街一打喷嚏，东京就感冒。”这是日本实业家们经常在说的一句笑话，直到一九二九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那场金融动乱冲击了日本的经济，使日本实业家受到打击。日元急剧贬值，迫使日本抛弃了金本位制。日本的主要出口品生丝丧失了市场，数百万靠养蚕维持生计的小农破产。随着世界经济萧条的进一步加重，西方国家高筑关税壁垒，保护本国萎缩的工业，这使日本的工业品市场丧失殆尽。国民的不满情绪增长了。“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之流居于日本经济最高统治地位的大银行和大企业巨头——遭到力主进行土地改革的左派集团和越来越多的先业者的反对。日本军队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本来就因受到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约束而感到愤怒，他们指责日本政府让步过大，由于没有能利用在中国大陆上的良机，以致过于依赖美国。
这场经济萧条的后果，是促使日本再次咄咄逼人地扩大它在亚洲大陆的权益。在满洲守卫日本铁路和煤矿的帝国关东军，现在面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的威胁。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备受战祸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职位，落到了野心勃勃的、年轻的蒋介石将军手里。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个既残忍又很有力的领导人，他发动战争，要粉碎曾同政府结成不稳定联盟的共产党派系。蒋介石决定把各省的军阀置于他的国民党的统辖之下，他于一九二七年把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长江下游的南京。接着，他出动国民党军队进行“北伐”，次年到达北京。这促使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权力扩张，并促使苏联增加了支持。
由于华盛顿公开鼓励蒋介石的“反帝运动”，东京火冒三丈。美国被指责违反四国公约，因为国民党军队向北进军，被看作是威胁日本在满洲的广泛的经济和工业利益。这引起军事官僚集团的不安，因为明治宪法已经授予他们统管陆海军和保卫国家安全的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力。在一九三○年伦敦海军会议期间，政府中的稳健派文官同军人领导集团间日益加深的分歧进一步激化了。海军十年不造主力舰的期限就要结束，日本帝国海军想把它的战列舰增加百分之十。美国舰队的力量甚至已经低于五比五比三的比例，它不想让日本在太平洋获得优势，因而不仅抵制日本的这种要求，而且想把对主力舰的限制扩大到包括巡洋舰在内。英国认为巡洋舰是保卫大英帝国的必不可少的战舰，它在华盛顿会议上力主把巡洋舰排除在外，十年后仍不愿意作出让步。但是，由于在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中竭力维持生存的工党大刀阔斧地削减皇家海军的经费，英国再次站到了美国一边。虽然海军将领野村吉三郎率领的日本代表团离开伦敦时实际上同意的是巡洋舰对美七比十的比例，但是，东京的以文官为主的内阁却因放弃了扩建战列舰的计划而在武装部队面前丢了面子。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伦敦海军会议是“西方世界踢开一个亚洲强国”的又一个实例，日本军方对此的反应是迅速的。帝国海军的青年军官们怒不可遏，群起反对，他们指责政治家们出卖了国家。十一月十四日，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火车站遭枪击。虽然大手术救了他的命，但是在这次谋刺事件后，陆军和反对国会的爱国团体又连续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日本的民主现在面临着严重考验。病弱的滨口雄幸领导的内阁四月份被迫下台，但是摆在新首相若槻礼次郎——他是出席前不久的伦敦会议的日方首席代表——面前的也是一条崎岖的道路。随着那年夏天关东军守卫的满洲铁路沿线事件逐步升级，显然，东京很快就控制不住关东军刚愎自用的将领们了。三年前，为了实现把满洲变成日本的卫星国的目标，关东军炸毁了年高德劭的张作霖大帅的专列，除掉了这位看来要转而效忠国民党事业的中国军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实施了他们接管满洲的计划的最后一步，那一天，他们以奉天郊外的铁轨又被炸毁为借口，出动军队在满洲全境追击“中国匪徒”。征服满洲的序幕一拉开，立即博得了右翼分子，陆军中的“北进派”以及以樱会为首的一些颇有势力的爱国团体的喝采。若椒礼次郎内阁不得不电告关东军的将领们“防止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