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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威廉·麦金莱被暗杀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就任第二十六届美国总统，他和阿瑟·鲍尔弗首相觉察到，他们的共同利益的主要威胁是俄国和德国，而不是日本。新总统很快断定美国必须以军事力量进行干预来支持门户开放政策；可是，由于没有社威将军的一九○三年计划所设想的由四十八艘战列舰组成的一支舰队，他几乎什么也干不成，只好借助外交来试图保持远东的均势。他象父亲一样地规劝日本大使，希望太平洋彼岸的这个前盟国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的国家”。他的这个殷切希望很快就破产了。日本正急不可待地在大陆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憎恨俄国延长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直伸到满洲。当铁路线伸到大连半岛的时候，东京认为这直接威胁着朝鲜，于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一九○四年二月八日，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了停泊在大连港的俄国远东舰队。登陆的日军占领了港口，并沿着大连半岛北上占领了奉天，从而迅速建立了对沙皇军队的优势。这是一次漂亮的战役，赢得了美国总统和为日本的战争提供资金的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赞赏。
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行动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这个看法助长了美国人的反斯拉夫情绪。英国首相阿瑟·鲍尔弗也庆幸俄国人蒙受了耻辱：“日本永远不会拥有一支足以同基督教世界的海军媲美的海军力量，因此后者随时可以切断日本同亚洲大陆的自由交往。”
然而，第二年五月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对俄国人取得的胜利，使罗斯福相信美国的这个盟国在破坏远东均势方面有可能走得很远。东乡平八郎摧毁了绕过半个地球前来报大连港失败之仇的沙皇波罗的海舰队一事，戏剧性地宣告了日本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了列。总统立即扮演调解人的不平常角色，但未能使英国人说服他们的盟国走到谈判桌边来，尽管罗斯福同东京的秘密联系已透露日本在财政和军事上快要耗尽元气了。
直至八月，文战国的代表方才启程前往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此前，德皇担心沙皇可能被革命推翻，劝说他同意媾和，沙皇被说服了。罗斯福也使日本人相信他将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东道主。虽然他没有出席会议，却在幕后对谈判起作用，让日本控制所占的领土，但得不到它所要求的大量赔款。美国要求日本一定要作出这个最后的让步，但却引起了东京的骚乱，示威群众在街头高呼反罗斯福的口号。
尽管如此，欧洲列强还是赞扬美国总统通过惊人的私人外交结束了日俄战争。不过，罗斯福是在牺牲了门户开放政策方才取得这一成就的。美国承认日本对大连港的要求和对朝鲜的宗主权，促使日本对中国北方奉行门罗主义。罗斯福之所以作出这个牺牲，只是因为他急于想遏制俄国对英美在富饶的扬子江贸易区的利益所构成的潜在威胁。
黄祸
尽管舆论抗议罗斯福“爱上了日本和日本人”，他还是象马汉那样地担心：太平洋上出现一个新的大国势必使美国要在那座大洋上建立海军优势——鉴于皇家海军同日本帝国海军的关系，就尤其应该如此。耐人寻味的是，朴次茅斯条约签订之后，罗斯福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要求国会拨款，加速建造二十八艘战列舰，确保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能够保持二比一的优势。俄国海军的威胁已经排除，英国松了一口气，不顾澳大利亚提出新的抗议，趁机延长了同日本签订的条约的期限，并把大部分巡洋舰撤回本国海域。
虽然英美在远东的利益冲突变得明显了，但两国领导人仍然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两国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罗斯福总统在写给英王爱德华七世的信中满怀信心他说，尽管美国海军的战略家们公开宣称：“在东方的所有强国中，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大概不是别国，而是日本。”
第二年出现了冲突的第一个迹象：“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的白痴们”（罗斯福私下对他们的称呼）对越来越增长的“黄祸”歇靳底里作出了反应。早些时候，日本人作为廉价的种植音在夏威夷受到欢迎，现在他们从那里涌入西海岸，引起西海岸对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憎恨。在一九○六年地震之后情绪紧张的气氛中，在报纸上出现“日本人调戏美国妇女”的大字标题之后，旧金山市政会要求停止让移民入境，还要求将东方人儿童和白人儿童隔离起来。堪培拉政府通过的”白人澳大利亚政策”已使日本人蒙受了耻辱，当他们听说美国企图排斥移民之后，群情激愤，再次走上东京街头，抗议蒙受的“国耻”。东京向华盛顿发出愤怒的外交抗议照会，强烈要求“制止这种罪恶行动”。总统设法平息了怒气，他同日本达成了“君子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政府将“自动”限制移民。
美日之间的第一场危机结束了，但它使总统对那个国家的“爱恋”不那么热烈了。罗斯福听从马汉的多次告诫，要求国会拨出更多的资金，使战列舰的建造速度加快一倍。为了争取公众支持增拨数百万美元，他下令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海军检阅活动，并命令美国海军的所有十六艘战列舰作一次环球航行。
“你这次航行是一次和平航行，”在一九○七年十二月的那个微风拂煦的一天，坐在总统游艇上的罗斯福对罗布利·埃文斯海军上将说。“但是，”他立刻笑容满面地补了一句，“假如这次访问竞变了样，你明白你的责任。”患有痛风病的埃文斯热诚希望他的火炮只用来鸣放札炮。报刊称这次航行是“山姆大叔在地球上最蔚为壮观的一次表演”，并且满意地注意到，除了弹药库装满了炮弹以外，“白色大舰队”还装载了一万五千磅巧克力夹心糖，六十架大钢琴，六十把理发椅，还有充足的白色油漆，以便把舰体涂得漂漂亮亮，“既为了好看、欢乐，也为了打仗。”
《纽约时报》透露，这些老战列舰是用木头和粗帆布“装甲”装配起来的。美国这支价值一亿美元的舰队是民族的骄傲，它绕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海岸航行，速度在所难免地缓慢，有人要破坏这支舰队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不断传来，德国特务漏出风声，说日本将派出装扮成墨西哥苦工的军队前往亚利桑那州。德皇电贺白宫的这次“海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并且慷慨答应，一旦美日发生冲突引起一场战争，如果英国被卷了进去，德国的公海舰队就在东海岸为美国的这支舰队护航。
事实证明，在十一个月的航行中，主要担忧的倒不是德皇的阴谋诡计，也不是东京故意拖延不向“自色大舰队”发出邀请，而是对这些战列舰的煤炭消耗量估计不足。舰队绕过南美洲，北上旧金山，然后横渡太平洋，经夏威夷抵达澳大利亚。悉尼市民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标语横幅上写着：太平洋需要自人澳大利亚和门罗主义。英国报纸对于这个新自治领宁可寻求美国海军而不是皇家海军的保护这一点，表示懊恼。
为把满洲瓜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而正同俄国缔结秘密协定的日本政府，对于欢迎美国军舰自然持冷淡态度。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日趋紧张，直到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和高平大使在华盛顿达成了一致意见，由日本发出正式邀请。一九○八年十月十八日，美国的这支战列舰队在安然渡过一场台凤之后，在东京湾抛锚。舰队到达时浓雾。。漫，因此不象六十五年前佩里到达时那么引人注目。
“香槟酒庆祝会——其实就是‘蝴蝶夫人’的爱情插曲——变成了现实，”报纸上一则热情洋溢的报道这样来形容欢迎宴会、舞会和以一万名儿童高唱“扬基进行曲”宣告结束的冰淇淋招待会。甚至明治天皇也破格露面了。对马海峡大海战的英雄东乡海军大将，和美国士兵一起出席了抛毯子仪式。在场的一位年轻少尉后来写道：“假如我们料到后来的事情，我们就不会第三次接住他！”
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庆祝一番。就在东京宴请佳宾之际，鲁特一高平协定在华盛顿签字，不过直到舰队访问过厦门之后方才公布。虽然协定承认“中同的独立完整和机会均等原则”，但同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美国陆军部长曾担保这次航行将是“敲开中国大门的一股强大力量”，但他失望地看到结果恰好相反。
“他们今后再也不敢嘲笑山姆大叔了，”罗斯福在欢迎这支舰队第二年春天平安返回的时候说道。然而德国报纸却说，美国的“大捧”的威力如同一根“棕桐树枝条”。舰队归来，罗斯福总统也卸任了。这是一次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航行，暂时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向菲律宾扩张。航行的目的是要赢得建立一支强大的美国海军所需的时间，总统和马汉都认为，要想履行美国在太平洋的使命，必须有这样一支海军。
同年，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被选作美国舰队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折衷办法，既可满足在太平洋中部修建一个港口的要求（从这个港口出动军舰可以保卫菲律宾），又可保卫美国正在巴拿马修建的运河。大连港的教训在海军将领们的考虑中占了很重的份量；他们相信吕宋岛苏比克湾的战舰容易遭到一支日本战斗舰队的伏击。
罗斯福总统批准了美国海军不在西太平洋部署战列舰的决定，因为他认为“白色大舰队”的航行已经证明，一旦发生危机，可以迅速在马尼拉部署一支舰队。但是，德国的挑战迫使英国将它的忧虑和它的军舰从不冻的中国海转移到寒冷的英吉利海峡，英美在远东的海军力量马上就显得太弱，不能维护对华政策。马汉曾经提醒过，罗斯福现在也预见到：归根结蒂，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持开放门户。他们的继任者们将会发现，一旦碰到矿山和铁路问题，压根儿就没有开放门户。
第二章一堆废纸
西奥多·罗斯福一九○九年卸职的时候，他的寄期望于盎格鲁撒克逊继续称雄世界的宏伟抱负，面临着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日益衰落和日本的军事与工业实力惊人地增长的危险。现在，治理大不列颠帝国已退居次要地位，保卫不列颠群岛不受北海彼岸德皇日益强大的公海舰队威胁，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由于同日本结成了同盟，英国皇家海军顺利地减少了驻新加坡的舰艇，把战列舰集结列了本国海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不变，尽管各自治领和马来联邦感到不悦。为了营造无畏战舰对付德国加速扩充海军的计划，各自治领和马来联邦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由于英国被迫在远东放弃海上优势，以及美国在菲律宾缺少一个适应需要的海军前进基地，日本在西太平洋攫取了事实上的海上霸权。罗斯福的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期望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以使美国具备两洋作战能力。但是，建立庞大海军的实际工作落到了他的继承者的肩上。他们发现，国会不愿意拨款制造战列舰，生怕在太平洋地区再次引起海军军备竞赛。但是，由于缺乏一支强大的舰队把美国的力量投到太平洋彼岸，连续几届政府坚持奉行的政策都仍旧是极力要日本接受开放中国门户的主张。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少军事力量这根“大棒”来充当外交姿态的后盾，是导致珍珠港事件的一个因素。
美国海军希望建立一支同其在太平洋承担的新义务相称的舰队，但罗斯福的继承人很快使这种希望化成了泡影。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曾经担任过菲律宾总督，因而自认为是亚洲问题专家。他宣称“美元能够援助受苦受难的人类”，断言能够保障美国在华命运的与其说是战列舰，不如说是贸易。他招聘美国的一些朝气蓬勃的、新兴的大企业参加援华财团，包括势力雄厚的摩根公司、怕利恒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援华财团的任务是支撑摇摇欲坠的天朝（中国），国务院新成立的远东司的专家们以福音派传道士般的热情指导它开展活动。他们支持一九○六年被任命为驻奉天总领事的司戴德①等美国冒险家的观点。对司戴德来说，中国是“新西方”，他极力利用美国的政策在中国大陆建立美国的经济霸权，承认这种努力是“争夺中华帝国的激烈竞争”的组成部分。可是，虽然远东分遣舰队的炮艇一帆风顺地帮助美孚石油公司把营业区域沿长江向上游扩展，但司戴德和远东司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却在内地碰壁了。他们凭借援华财团，要想把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铁路置于国际共管，以抵销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影响。但是，由于日本和俄国害怕美国垄断商业活动，他们的这项计划落空了。美国的银行家们一心想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沿长江修筑的铁路中取得四分之一的股份，但是由于湖广铁路的贷款计划因中国疑虑重重和英国不愿予以支持而告吹，他们的努力也归徒然。
① Willard Dickerman Straight（1880—1918）美国领事官。1902 年考入中国海关，在南京学习汉语，后仕总税务司暑学习秘书。1906 年任美国驻奉天总领事。1908—1912 年代表美国银行团与清政府接洽湖广及币制借款。——译者
司戴德后来凭仗自己卓越的才能跻身摩根银行，成了股东之一，而且创办了有影响的《新共和》杂志。他预言，“美元外交”一定会失败，因为“除非政府用各种外交手段保护美国投资者，否则他们就不会愿意购买中国的债券”。使塔夫脱政府感到沮丧的是，华尔街比较喜欢向东京投资，从而促使日本进一步努力向中国大陆进行扩张。清朝的腐朽大厦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倾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另一位年轻的空想家已经加速了它死亡的痛苦。
这位空想家就是成为中国叛军不讨人喜欢的领袖的李何默①。李何默独眼驼背，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他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崇拜他的人称他是中国的戈登将军。但是，在留学美国的孙中山博士于一九一一年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次年，他就与世长辞了。
① Homer Lea（1876—1912）美国人，客闳的好友。参加中国宰亥革命，曾在海外协助编练“维新军”。1911 年以军事顾问身份随孙中山来华，翌年重病返美死于美国。——译者
美国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建立共和制的希望现在看来似乎马上可以实现，但是不久，现实就使这种希望化成了泡影。这个新“共和国”只不过徒有虚名。孙中山的广州政府面临着要对二十几个争斗频仍的省份和互相倾轧的军阀建立权威的艰巨任务，而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政体分裂的局面控制满洲。李何默在他所著的《愚昧的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