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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这种对敌人意图的片面看法，加上为对付这些意图而采取的互相矛盾的作战决定，孕育着一九四四年夏季东线德军所蒙受的新的惨重失败的胚芽。整个战线拉得过长。预备队——正如不久会看到的——摆的位置也不对。同时又严禁集团军群采取机动防御战的打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团军群在一九四四年夏季的失败和覆灭就不足为奇了。它应被看作是一系列灾难中第一个最严重的灾难。
总的说来，中央集团军群在整个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冬季打得很顺利，击退了俄军对其防守地段的所有进攻。全体官兵经过这次战斗信心倍增，但是他们未能认识到真正的决战已在其他地方即东线的南段和北段打响了；也没有认识到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自己的地段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尽管那样，自一九四三年秋季以来，他们对俄军的进攻方式已经习惯，因而普遍相信自己能继续对付任何这种进攻。他们并不认为俄军会改变其进攻方式。俄军以往总是对防线上的不同地段相继发起进攻，这样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就能从没有受到威胁的地段抽调预备队来加强危急地段上的防御。
最后一次采用这种成功的战术是在科韦耳—布列斯特地段的局势变得困难的时候。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以牺牲那段面朝东的主要防线为代价，把预备队集中到纵深处的西南翼侧。当时该集团军群编成内的四十五个师中就有八个师，其中包括两个装甲师，集中到了科韦耳。由于这次集中兵力，才解除了对该集团军群经由布列斯特的后方交通线的威胁，解了科韦耳据点的围，并与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左翼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建立了联系。然而，虽然结果证明冒着风险所作出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该集团军群东部前线守军不足仍是事实。第九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和第三装甲集团军，只得以三十二个师的兵力防守一条近四百五十英里长的战线。此外，该战线的作战行动受到希特勒的命令的限制。希特勒命令建立所谓的“据点”，从而一开始就栓住了相当数量的部队并妨碍了部队的机动性。希特勒是如此热中于这些“据点”，以致守卫这些据点的司令们还得特别向他起誓，如果没有得到明确许可，他们决不放弃这些据点；没有这样的许可，他们将坚守到最后。同时，他们有权要求所有其他碰巧来到这里的战斗部队协助他们防守这些据点。这些据点也并不那么坚固，它们只是由临时凑起来的材料加固的。希特勒却认为这种“据点”战术，在敌人一旦突破时将会牵制大量敌军，并能严重影响敌人的供应线，使其攻势失去突击力。在前线地区，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奥尔沙和维切布斯克均被宣布为这样的“据点”。除维切布斯克以外，每个据点派有一个前线师驻守。维切布斯克被认为太重要了，派有三个师防守。
集团军司令官们指出，这样会有相当数量的部队不能机动；一旦敌人突破．这已经破裂的防线将会进一步受到削弱。那样的话，即使是有秩序的撤退，也不大可能重新收复防线。可是他们的话不起作用。第三装甲集团军的情况尤为如此。该集团军司令莱茵哈特将军指出，如果他（十个师中）有三个师被束缚在维切布斯克，他就不能在该城以西组成一条新防线，除非得到新的增援部队。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整个前线的利益”置于这种“据点”的利益之上。然而，他无法使集团军群司令布施陆军元帅接受他的观点。这位陆军元帅接受了希特勒关于这些“据点”重要性的论点，坚持要执行希特勒的命令：“这些据点将牵制大量敌军，以致抽调几个师防守它们对整个前线的防守都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
鉴于防守该集团军群东侧一线的部队已减到几乎不能再减的地步（每个师要防守大约十五英里的地段！），有关的集团军司令官早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就建议修改给他们的作战命令。为了缩短战线以便用较少的兵力也能较好地进行防守，就应撤离突出地段。这里有两种撤离办法：（１）“小”变动，即撤到第四集团军构筑的第聂伯河阵地。在这里可较好地抵御装甲部队。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由在维切布斯克以西的所谓“虎”阵地的第三装甲集团军从奥尔沙向北延伸到波洛茨克。（2 ）“大”变动，即撤到在战术上同样令人满意的沿别列津纳河的弧形阵地。这会使博布鲁伊斯克－波洛茨克一线缩短大约一百五十英里。
看来最好在俄军发动攻势的前夕实施预先准备的撤退。因为这样的话，敌人的攻势会乱了阵脚，而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重新部署。该集团军群已着手加固别列津纳河阵地。这既可以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也可以更有效地对付在第四集团军后方的游击队。后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游击队的活动日趋频繁。一旦被迫要在别列津纳河两岸的茫茫无径的林区撤退，这些游击队的威胁可能极大。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布施陆军元帅来到元首大本营汇报总的形势。他特别强调，现有的兵力与需要防守的战线的长度之间不成比例已到了危险的地步。他建议为弥补这种情况，应允许他缩短战线，把部队有秩序地撤到第聂伯河或别列津纳河阵地。他的建议遭到断然拒绝。希特勒冷潮热讽地说（蓄意要影响布施陆军元帅的思维），他希特勒原以为布施不会也象那些眼睛总是朝后看的将军们一样。这种嘲弄击中了要害，尤其因为布施陆军元帅恰好是这样一个高级军官，他真的相信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代表德国人民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因而对元首赤胆忠心，无比景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这位陆军元帅以后的行为肯定是有影响的。希特勒对这位陆军元帅的个性和忠诚故意表示的怀疑，很可能使后者会丝毫不加反对地接受这个独裁者的所有命令，然后不顾他的同僚们的正确判断——真的，甚至也许不顾他自己的判断——硬要部队执行，以此来表明他是多么“忠诚”。
总之，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布施通知各集团军司令官，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集团军群东面的战线，说这是“希特勒不可动摇的意志”。他还说，希特勒禁止在后方准备万一需要时可退守的防线，而坚持“在主要作战区集中工程建筑部队不断加固现有阵地”。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发布的特别指令明确强调要坚持原来的指令，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前线。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人们感到执行这些命令也许是可能的，因为就当时所能看到的，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集团军群东面的主要战线面临严重的危险。总的看来，敌人总的部署表明，它在加利西亚东部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相毗邻的两翼周围集结了大量兵力。
五月初以来，陆军总部一直计划在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左翼的后方组建一支预备队。正如陆军参谋总长蔡茨勒将军在五月五日宣称的；“这样的话，当我们所预期的敌人的大规模进攻确实来临时，我们就可以有所作为。”但是，整整一个月，组建预备队的问题一直束之高阁，到最后则一事无成。相反地，在五月二十九日，陆军总部把在科韦耳地区的第五十六装甲军划归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指挥。所以采取这个措施，是因为当时仍然普遍认为俄军会在加利西亚发动大规模攻势，因而需要把一切可得到的预备队集中到这个集团军群。可是这一措施严重削弱了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它一下几乎损失了全部装甲部队和三分之一的司令部直属部队，其中包括它的特种强击炮旅。该集团军群司令立即指出，这样他就不能再采用在以前的战役中证明是多么宝贵的战术，即把增援部队及时调到敌人重点进攻的地方进行对抗。他强调说，为恢复科韦耳－布列斯特地段的态势而从该集团军群东面的主要战线上抽调兵力，这无疑是必要的。作为权宜之计，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作为长久之计就难以接受，因为从剩下的部队中不可能再组成预备队。
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的“敌情”报告说，“敌人随时都能把数量很大的预备队调到（中央集团军群）东面战线的任何一点以加强那里的集结力量”。即使象当时认为的那样，敌人只是想发动几次牵制性进攻，局势也是相当危急的，因为中央集团军群唯一能得到的预备队只有第四集团军和第三装甲集团军中的各一个师。这是危险来临的第一个警告，陆军总部不能对它置之不理，尤其是后来几天“敌情”报告变得更加令人不安时更是如此。从六月十日开始传来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十分强大的俄国军队正在被调到中央集团军群主要战线的以下几个重点地方：（1 ）在别列津纳河两岸与第九集团军对峙，准备围攻博布鲁伊斯克；（2 ）在莫吉廖夫以东并沿着经由奥尔沙供应线与第四集团军对峙；3 ）在维切布斯克两侧与第三装甲集团军对峙。
这些具有明显进攻性质的准备活动的规模，闻名的精锐部队在前线各重点地方的出现以及预备队的临战状态（如第五近卫装甲集团军被作为一支作战预备队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敌人的意图远远超出了原来所认为的只是为了局部目标和进行牵制性进攻。此外，敌人的空军力量突然集结，在前线附近调集了大约四千五百架飞机。一切迹象表明俄军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块向东突出的地段，尤其是因为他们确实清楚地知道这里的防空能力薄弱不堪。对局势作出冷静客观的估计后本集团军群司令部认为，鉴于我防守着漫长的战线，不可能在没有足够的预备队的情况下对付预期的大规模进攻。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已非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所能决定，而主要应由德军最高统帅部来决定。
六月十四日，在陆军总部举行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参谋长参加的讨论会上，只有中央集团军群能提出明确的证据，证明强大的俄国军队正在沿它的前线集结。其他集团军群、（甚至连北乌克兰集团军群）都没有观察到在它们前线附近有这样明白无误的准备发动攻势的迹象。然而，虽然到这个时候俄军的准备活动已十分明显，仍不能使希特勒或陆军总部放弃他们的固执信念。他们认为俄军夏季攻势的重点将在加利西亚，认为任何针对中央集团军群的军事行动，其性质只能是序幕性的和附属性的。他们对中央集团军群的警告所作的唯一让步，是在六月十四日命令第二十装甲师开往第九集团军防线后方的博布鲁伊斯克。甚至到了六月二十日，德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陆军元帅在宗特霍芬举行的纳粹党训导官会议上所作的总形势报告中还宣称，在西方同盟国（其军队已于六月六日在诺曼底登陆）取得更大胜利以前，俄军不会发起进攻。总之，敌人行动的重点将在南方，而不在中央集团军群防守的地段。由干抱有这样的观点，德军最高统帅部没有作出一个用以应付中央集团军群这时所处的危急局势的决定。既没有给它增援，使它能在俄军巨大的挑战到来时更好地对付它；也没有给它行动的自主权，使它能打一次机动防御战，并在必要时撤到可以用较少兵力防守而且战术上更为有利的阵地。
责备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说他没有及时地或足够有力地把其前线出现的危险警告最高统帅部是讲不通的。所有的报告、请求和建议都得到了老一套的答复：整个东线形势不允许对现行命令（扼守前线）或对总的部署（例如预备队的准备）作任何改变。有人说要是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在告诫时态度更强硬一些，也许会有点结果。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应当承认，他心理上对希特勒的仰仗肯定使他不那么直言不讳，也难于使希特勒接受他的观点。然而，即使当时指挥中央集团军群的是一个与他不同、比他强硬、更有主见的人，鉴于一九四四年夏季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性质与组成，他能否有更大的影响也是令人怀疑的。当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完全由希特勒所控制。
德军最高统帅部表现出的缺乏洞察力以及对所有对付威胁的建议的一概拒绝，使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产生了某种无可奈何的情绪。说实在的，现在除了坐待事情发展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而且，中央集团军群甚至连准备更机动的防御战术，都没有主动作出任何事。面临越来越危急的局势； 它几乎放弃了所有的领导权。不过鉴于“元首”的严格命令，也不指望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发挥主动性”。然而，中央集团军群确有信心，当情况需要时，它定会得到必要的行动自主权。其余则依仗部队防御时的坚韧顽强，这一特点在过去已有充分的体现。对预期的俄军攻势的突击力及其目标都估计不足。这是因为有关的司令官们没有机会充分了解俄国人在战术指挥、组织能力和武器装备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白俄罗斯战役》》
“白俄罗斯战役”的序曲是广泛开展的游击队活动。据估计，当时活跃在中央集团军群后方的游击队人数在二十四万左右。六月十九日夜发生了一万零五百起爆炸事件，破坏了明斯克以西所有的铁路交通线。德国管制队还破获和拆除了另外三千五百件爆炸物。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十分清楚地表明，游击队是一支组织良好、有统一指挥的力量。这一行动虽然没有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但却使补给线中断了二十四个小时，有些地方中断的时间还更长。这次迅速的破坏行动，与中央集团军群东面战线当面俄军业已完成的部署之间的关系已明显得不可忽视了。由此看来俄军要发动的攻势已迫在眉睫。
这次“解放白俄罗斯的攻势”在苏联军事文献里称为一九四四年的“第五次打击”，是由朱可夫元帅指挥的。朱可夫元帅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作为“苏军最高统帅部代表”（俄国人这样称呼的）负责协调诸“方面军”的作战行动。这些所谓的“方面军”可以认为与德国的集团军群大致相当。参与这次攻势的有几个这样的“方面军”：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萨哈罗夫将军），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和第一波罗的海方面军（巴格拉米扬将军）。它们指挥着下列部队：
（１）在第九集团军当面的是：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右翼部队，其中二十三个步兵师和七个装甲师在别列津纳河以南与第四十一装甲军对峙，二十七个步兵师和六个坦克师在罗加切夫之北与第三十五军对峙。
（２）在第四集团军当面的是：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十六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在里亚斯纳－英吉廖夫公路两侧与第三十九装甲军对峙；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左翼的二十五个步兵师和十一个装甲师在奥尔沙以北沿莫斯科－明斯克公路与第二十七军对峙。
（３）在第三装甲集团军当面的是：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右翼的十八个步兵师和九个装甲师在维切布斯克东南苏科德罗夫卡地段与第六军对峙；还有第一波罗的海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