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由于无线电定位网的建立，此时就能准确无误地截获到一切电报和信号，甚至波长经常变换时也如此。装备有德国潜艇在作战中不可能发现的厘米波雷达（Ｄ型空对海搜索雷达，即“硫化氢”雷达）的飞机，可不断向北大西洋扩大空中侦察范围。同盟国用这两种办法就能较精确地掌握德国潜艇的位置，从而改变运输队的航线，尽管事实上这种改道通常由于德国潜艇采取的相应行动而失去作用。德国潜艇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德国无线电监听勤务在破译同盟国空中无线电通信方面非常得力。
２、由于装备有高频测向仪，护航的舰只和飞机就能赶跑德国潜艇群中那些力图与运输队保持接触的潜艇。
３、护航的舰只和飞机由于装备了厘米波雷达，即使在能见度很差的条件下，也能从雷达的荧光屏上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发现那些在夜暗掩护下浮出水面出击的潜艇。然而这些潜艇却只能依靠自己监视哨的肉眼来为自己服务。
４、通过派遣特种支援舰队来加强受到德国潜艇威胁的运输队的护航组。这首先使德国潜艇更难以进入攻击位置，尔后还使护航舰只能对那些已被发现的德国潜艇紧追不舍，直到将其摧毁为止，而不致因追击影响了对运输队的保护。
５、航空母舰随同支援舰队一块出现，加上装备的超远程飞机，就使同盟国能填补中大西洋上危险的“空中缺口”。运输队在海上航行整个期间的空中掩护范围的扩大，还使德国潜艇无法实施有效的机动以转移到运输队的前面。
６、“刺猬”式多管深水炸弹发射装置、用于较深水区的“托佩克斯”式深水炸弹、用于浅水区的深水炸弹以及安装在飞机上的火箭发射装置等，所有这些新式武器装备的采用，都极大地提高了同盟国反潜措施的效果。
７、最后，同盟国作战分析研究部门，对己方和敌方所有的资料进行彻底而又科学的运用，给许多重要的战术战略问题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启示。就在解决这些战略战术问题期间，这些研究成果开始结出了硕果。
人们往往认为德国对同盟国补给线的潜艇战，最后是被“两个海上强国占压倒优势的海空防御力量”打败的。但是任何接受这种解释的人都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在对同盟国运输队之战的描写中，所提到的人名、舰名和番号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诸如负责护航的格雷顿海军中校、麦金太尔海军中校这样的人名，“骗子”号、“金星”号、“泰”号、“雪花”号这样的舰名，“Ｂ－２或Ｂ－７护航组”、“第一或第三支援舰队”以及英国皇家空军海岸防御司令部“第一二０中队”这样的番号。诚然一九四三年同盟国用于对付德国潜艇威胁的舰船和飞机的数量确实比以前多得多，但也从未超过六个支援舰队（其中包括二、三艘得到大约四十架“解放者”式轰炸机支援的航空母舰）和十二个远洋护航组。而它们中间其实也只有一部分舰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什么采取了那样的决定。回答这个问题的依据必须是邓尼茨及其参谋部当时所拥有的资料，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后来形势发展所进行的合乎情理的预料。
五月三十一日邓尼茨提交给希特勒的报告中，把潜艇战中出现的危急情况主要归于“敌人空中掩护力量的极大增强”以及一种敌水面舰艇显然也在使用的“新式定位装置”。他对形势估价的要点是“我们在技术问题上已不行，但我们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必须设法使潜艇不仅装备有能对付敌人新式定位装置的仪器，而且还装备有新式武器以便使其能战胜其死敌——飞机和驱逐舰。
只要对敌人新式定位装置的性质一无所知，第一项要求就很难完成。但是一九四三年八月采用的名为“哈格努克－万策”的示波器和十月采用的“纳克索斯”检波器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的作用很快就反映在潜艇损失明显的下降上。为了对付飞机，五月底六月初潜艇采用的高射兵器有了很大的改进，其效果很快便在实战中得到了证实：第一艘装备有高射兵器的Ｕ－４４１号潜艇就击落了一架“森德兰”式飞船。第一艘装备有口径为２０毫米的四联装高炮的Ｕ－７５８号潜艇也成功地击退了舰载机的几次攻击。随即可采用的名叫“鹅鸽”的改进了的音响跟踪鱼雷是一种对付驱逐舰更为有效的武器。有了这些新式武器，邓尼茨满怀信心地盼望能在夏末恢复对运输队的作战并希望取得一定的战果。
但是对削减敌吨位的潜艇战能否再次有效地加紧进行，仍有人进行怀疑。德国海军作战局的专家指出截至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为止，同盟国已损失了近三千万登记总吨位的船只，但已建造了大约一千五百万十万登记总吨位的船只来进行补充。而实际数字对德国更为不利，即损失了二千一百五十万登记总吨位，却建造了一千六百五十万登记总吨位。然而不管怎么说，邓尼茨的看法是对的，即同盟国还须作很大的努力才能补上损失，而德国应想方设法阻止同盟国补上。缺乏运输船舱是同盟国推迟实施所有大规模两栖作战计划的关键。
但邓尼茨认为，即使不能取得吨位战的胜利，也要继续进行补给线之战，因为“这确实牵制了敌人很大的兵力”。由于德国无线电监听勤务发现英国空军海岸防御司令部强大的第十五和第十九大队，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底参加了对汉堡的破坏性很大的攻击，而以前这两个大队却完全忙于对付潜艇的威胁，因此潜艇战牵制了敌人很大兵力这一论点就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最后，不该忘记的是，这几周德国所作出的一切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寄希望于建造和发展新型潜艇的影响。例如有快速电动的XXI 型潜艇和“瓦尔特”式潜艇。据料，这些新型的潜艇将使潜艇战发生重大的变革。那时认为到一九四四年夏秋将有大量的XXI 型潜艇准备服役。在这之前，除非潜艇继续作战，否则就有与敌人防御的发展情况和战术手段失去接触的危险。
由于接受了对总形势的这种看法（必须对照同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以及这种无条件投降包含的所有明显含义这一背景），加上很有希望的武器与造船业的发展以及一九四三年九月德国新潜艇首次对ＯＮ－２０２号和ＯＮ－１８号两次运输队作战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战果（顺便说一下，被过高地估计了），因此一九四三年夏秋邓尼茨海军元帅作出的决定几乎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潜艇继续进行作战！
对邓尼茨来说很清楚，要继续作战就不能采取权宜之计，必须提供尽可能多和尽可能有效的潜艇，结果采取了一项使以前的一切建造计划都黯然失色的潜艇建造计划。同时，尽管有些较保守的设计师非常担心，还是采取了船体分段建造法，仅仅因为只有船体分段建造法才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提供足够数量的潜艇。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能否说一九四三年夏季的决定是“正确的”？
今天从同盟国方面军政领导人自那时起所发表的许多言论中，我们获悉邓尼茨对削减敌吨位的潜艇战的总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例如同盟国官方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上校就曾宣称邓尼茨的如下观点无庸置疑是正确的：潜艇战的胜负将取决于他能否用比之英国建造新船进行补充更为快的速度来击沉英国的商船，不管这些商船是不定期货船、定期货船，还是油船。但同时，这种观点也很清楚地表明，只要德国潜艇连同轴心国的其他武器和资源在与同盟国造船厂生产能力的竞争中仍有机会孤注一掷的话，那么大西洋之战的结局也就难以肯定了。
到一九四三年五月，邓尼茨才开始对它们是否真有这样的机会抱有最初的怀疑。尽管如此，一九四三年的夏季仍作出了继续进行削减敌吨位的潜艇战的决定，不过这是在德国潜艇舰队参谋部经过了长时间的严肃争论之后才作出的。在争论过程中，对问题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讨论，对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加以了权衡，对潜艇艇长们本人的报告也给了应有的考虑，并且还对政治战略形势及其对战术的要求作了总的估计。
如果连潜艇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赢得削减敌吨位的作战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其他任何武器能象潜艇那样有效地阻止和推迟同盟国在法国登陆的计划。从同盟国的战争文献资料中，我们不但知道运输船舱的问题是确定登陆日期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知道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天要是德国能发动大规模的潜艇战，那就可能使同盟国无法实施一九四四年六月在法国的登陆。确实可以这样说，一九四三年夏季所见的情况的确给人以相当大的希望，即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重新成功地发动对同盟国运输队的作战。
最后无庸置疑的是，德国要是成功地继续发动潜艇战，那就会牵制敌人大量（即使难以预计）的兵力。要不然这些兵力就会被用来轰炸德国，或者攻击德国本身的海上交通线。下面的数字（举不胜举）确实证明了这个论点。例如，一九四三年四月，当同盟国反潜最得力时，以英国机场为基地的飞机（主要是四引擎飞机）为保护运输队和侦察德国潜艇共飞了二千四百五十九架次。但是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尽管在这个海域作战的德国潜艇相对减少，飞机仍飞了六千三百一十四架次。一九四三年春，在北大西洋上的一支运输队通常拥有的护航兵力达七到九艘护航舰。如果还有一个支援舰队前来加强，则该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就可以增加到一艘航空母舰和十八艘护航舰。但是到一九四四年十月，摩尔曼斯克航线上的两支运输队，ＪＷ－６１号和ＲＡ－６１号运输队却受到了至少三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和多达三十二艘护卫舰的保护。
因此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邓尼茨在一九四三年夏季作出的继续进行潜艇战的决定是正确的。不过，寄希望于潜艇能在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季的六个月中重新成功地对运输队进行作战这一点却成了泡影。这是由于同盟国防御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所致，其速度和效果几乎是意想不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的悲剧在于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潜艇这一武器从未强大到足以完全实现对它所寄予的希望。虽然一九四三年春德国拥有的潜艇数量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差不多达到了邓尼茨一九三九年夏宣布的若要确保赢得吨位战的胜利所需的数量，但为时已太晚了。到这时，同盟国的反潜防御力量已变得非常强大有效，结果是同盟国的造船厂最终赢得了吨位战。这便奠定了尔后同盟国全面战胜德国的基础。
诺曼底登陆
德国地处欧洲大国之间，在历史上长期充当欧洲大战战场这一悲剧角色，这就促成德国人对地面作战和地面部队的各方面都非常熟悉。而德国的政治与军事思想却很少考虑海上力量和海上作战问题。在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普鲁士所以能两次得以生存下来，仅仅因为它是英国的盟国，但这段历史几乎被遗忘了。一九○○年以后，当德国开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时，它才多少意识到一点舰队的重要性，但对海上作战仍不重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数百万人在广阔的大陆战场上作战，使德国再次忽视了海上作战，尤其是致它于死命的远距离海上封锁更不为人们重视。德国的海岸从未受到过威胁，它的海岸防御措施，仅仅是根据在不到三十英里长的佛兰德沿海地区，对付英国的经常性轰炸和空袭的经验而制定出来的。还有一些海上作战经验是在与土耳其陆军和海军联合防守达达尼尔海峡时取得的。
一九一九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只能拥有一支不超过十万人的陆军，和一支既无飞机又无潜艇的小规模海军。再次对英作战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全部战备工作集中于建立最低限度的、对付陆上进攻的防御系统。海军负责管理保留下来的岸防炮台，但毫不关心两栖作战的可能性，因为无人认为会在德国沿海地区发生登陆作战。那长达六百海里的海岸线大部分面临波罗的海，要到达这里非通过丹麦海峡不可，其余的面临北海的海岸线则处于小岛、流沙及恶劣气候的保护之下。
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西线德军海岸防御的发展
一九四○年春季战役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国控制的领土增加了一倍，海岸线延长到三千五百海里左右（不包括较小的岛屿），而且大部分暴露在直接来自海上的攻击之下。那时，英国太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大规模作战。但是，德国为了防备来自空中与海上的袭击和进攻，却不得不对他们在法国西部的新的潜艇基地、参加“海狮”作战行动的舰艇与驳船的集结港口、以及他们刚占领的沿海运输线加强防御。为此，他们不得不在各主要港口，特别是潜艇基地建立岸防炮和高射炮阵地，并在沿岸地区建立中型炮台。实施这项旷日持久的计划，耗费了大量人力与物力。由于一九一八年以后德国进行了大规模裁军，它几乎没有什么武器储备，尤其是重型的海军火炮。因此，它只好从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抽调一些火炮部署在挪威北部至法国西部沿海地区。为了一旦实施‘海狮”作战计划而需要掩护部队横渡英吉利海峡，部署岸防炮兵的工作是从英吉利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开始的。当时那里一共部署了四座海军炮台：
格罗塞·库尔菲斯特炮台（格里角）：四门280 毫米岸防炮；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炮台（维梅纳附近）：三门305 毫米岸防炮；
林德曼炮台（桑卡特西部地区）：三门406 毫米岸防炮（在拉里·柯林斯的小说《Ｆ行动》里描写的就是这座炮台——贴者注）；
托特炮台（格里角南部地区）：四门381 毫米岸防炮。
此外，在这些地区还部署了几门２８０毫米口径的陆军岸防炮和一些小口径炮。附带说明一下，所谓“大西洋壁垒”的大部分照片就是在这个地区拍摄的。
可是，希特勒却主张优先实施另外两项大型计划。他鬼迷心窍地认为，英国将试图夺回在挪威的立足点，所以他下令在那里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到一九四四年为止，从挪威的纳尔维克至哈尔斯塔地区的内外防御配系已拥有约四十座炮台，其中七门是口径为４０６毫米的重炮。挪威的卑尔根港及其海上航道则可得到三十三座炮台的防护，其中有七座是装备了二十一门２１０至２８０毫米火炮的重型炮台，八座是装备了三十四门１２７至１５５毫米火炮的中型炮台，还有十八座是装备了六十六门８８至１０５毫米火炮的轻型炮台。总计，在挪威沿海一共修建了三百五十座口径为８８至３８１毫米的岸防炮台。
不但如此，希特勒还坚持实施海峡群岛的八年设防计划。当时每月要向这个岛输送九万吨物资，并调去了三万两千名民工。到一九四四年已经建成十一座配备了三十八门210 至305 毫米火炮的重型炮台，不过计划修建的几个机场一个也没有修成。从海峡群岛的地理位置考虑，在该岛修建工事实际上浪费了大陆防御、构筑潜艇洞库及以后修建Ｖ—１火箭设施所亟需的人力和物力。因此，这个八年防御计划不得不大大压缩，每个大基地平均只修建两座重型炮台和三座中型炮台，较小的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