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唉，遭逢乱世，又不甘心去死，我还能怎么样？”
上郡（今陕西榆林附近）监军府的大堂上，携带着伪造的始皇诏书的使者率领几名随从急急赶来。扶苏与蒙恬闻讯，连忙赶到，领受诏命。诏书怒斥扶苏与蒙恬率数十万军队屯边，空耗粮草，损伤士卒，竟无一点功劳；扶苏屡次上书，诽谤父亲，又因不能回京做太子，日夜埋怨，为子不孝，赐剑自杀！蒙恬不能匡正扶苏，反而参与阴谋，为臣不忠，亦命其自杀！
蒙恬大惊失色，扶苏则双泪长流，接过剑转身向内房走去。他知道自己几次对父亲的行为提出劝谏，令他很不高兴，也知道父亲的性格刚戾暴躁。他对诏书竟毫无怀疑，蒙恬却有些不信，劝扶苏暂且等一等。使者紧跟着扶苏，不耐烦地催促着。扶苏无可奈何，横剑于颈，鲜血迸射。蒙恬坚持要等第二道诏书证明事实，就被拘禁起来，不久也被杀死于狱中。
那一边，胡亥、李斯、赵高率领队伍，日夜兼程，赶回咸阳。天气炎热，始皇的尸体不几天就发臭了，赵高让人载了一车臭咸鱼跟随御驾，以臭乱臭。闻着臭哄哄的气味，赵高心里觉得很舒服，很得意。途中得到扶苏遵命自杀的回报，三人大为高兴。回到咸阳，一边发丧，一边公布假造的始皇写给丞相的遗诏，说是立胡亥为太子。始皇下葬后，随即就请这位“太子”登位，称为秦二世皇帝。
胡亥当上皇帝，高兴得不得了，天天在宫中拥着一群妃子、宫女胡闹。一天，胡亥把新升作郎中令的赵高叫来，跟他商量：“人活在世上，不过是一转眼的事情。我如今君临天下，想要痛痛快快玩乐一番，不想做什么事情，让天下人跟我一起快乐，你看行不行？”赵高惊喜地回奏道：“这正是贤明君主的作为呀！”说着脸色又一沉，“只是有件事还得留心。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多有疑心。公子们大多是皇上的兄长，大臣是先皇所命，他们心中不服，恐怕要生变故。再说蒙恬虽死，蒙毅却领兵在外，更令人担忧。如此情势，皇上岂能安享快乐？”
胡亥被他说得有些害怕，问道：“那怎么办？”赵高回奏：“其实也不用皇上挂心。只要将法律改得更严，刑罚用得更重，凡有罪之人，一律连坐，直到灭族。渐渐地疏远那些公子，将先帝的老臣全部除灭，专用家世贫贱的人，他们感恩戴德，必成为皇上的亲信，天下自然安宁，皇上可以高枕无忧地享乐。”胡亥觉得有道理，便命赵高照此办理。
咸阳终于成为赵高的杀人场。花几个小钱，就有人不断密报大臣和公子犯罪，然后赵高将他们捕入狱中，严刑拷打，将罪名落实。于是蒙毅等前朝老臣被杀，胡亥的十二个兄长被杀，牵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最可怖的，是十个公主，不知用什么罪名，同时被处以磔刑，即肢解身躯的酷刑。
法令越来越苛刻，刑罚越来越严酷，不但群臣人人自危，百姓更是尸骨相积。为了享乐，胡亥又大兴土木，继续修建秦始皇营造未完的阿房宫等各种工程，动辄征发数十万人服徭役。人民无以为生，只好铤而走险。先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于大泽乡，而后六国旧贵族也纷纷起兵覆秦。烽火遍地，秦王朝已岌岌可危。
赵高因为报私怨杀人太多，恐旧大臣入朝奏事时揭露他，又劝告胡亥说：“天子老是和群臣见面，就不显得高贵了。况且陛下年纪轻，若有举措不当，容易受到大臣的批评，这不是显示天子神明的办法。陛下不如安居在深宫，百官奏事，由小臣和熟悉法令的内侍加以处置，如此天下都会称颂陛下为圣明之主。”这办法也很合胡亥的心思，于是国事都取决于赵高，他几乎成了实际上的国君。
见不到皇帝，别人倒也罢了，丞相李斯真急坏了。天下如此纷乱，他这个丞相怎么个当法？赵高听说李斯要见皇帝，知道他地位高、功劳大，也不容易阻拦，便先去见李斯，表示愿意帮忙，趁皇帝空闲时通知他，省得他碰钉子。
不久，赵高在宫中安排下酒宴，陪着皇帝玩乐。正当此时，有人报告丞相求见，有要事奏告。胡亥很不耐烦，连说：“不见，不见！就说宫中有事，忙着呢！”李斯碰了个钉子，问清楚皇上正在宴饮，似乎赵高的通知也未错，只好怏怏地走了。
如此一次，二次，三次，弄得胡亥火冒三丈，对赵高说：“我日常空闲的时候，丞相不来，每次玩得高兴，丞相就来求见，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丞相以为我年轻可欺，看不起我？”赵高显出一副紧张的神态，说道：“这可危险了！沙丘的密谋，丞相是出了力的。陛下立为皇帝后，因丞相官阶已到极顶，未能再提高他的地位，他怕是想要裂地封王吧？”说着，声音转低，显得很神秘的样子：“有件事，小臣一直不敢说：听说丞相的长子李由做三川太守，同楚地的盗贼陈胜一伙有来往呢！再说，为什么楚地盗贼横行？不就因为丞相与他们是同乡吗？丞相在外，陛下在宫中，丞相的权力，比陛下还重啊！这可危险了！”
胡亥从来没有把什么事情弄清楚过，赵高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本想把李斯抓起来，毕竟还怕搞错，他就让赵高去查清。李斯听说，又气又急，连忙上书，指控赵高是下贱小人，窃据权柄，危害国家。然而为时已晚，胡亥不但不信，还把消息告诉赵高。赵高反咬一口，说李斯搞掉自己以后，再无障碍，就要自己做皇帝了！这可把胡亥吓了一跳，连忙下令，“将李斯交付郎中令审理！”
李斯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终究斗不过赵高这个大阴谋家，落到身系牢狱的地步。他的家属、宗族乃至门客，也统统被关进牢狱。在审讯中，李斯受尽拷打，忍不住皮肉之痛，只得承认谋反。不久被处以腰斩，并夷灭三族。走出狱门的时候，他拉着同时被押往刑场的儿子的手，叹道：“往年在家乡，同你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猎兔子，如今想过这样的日子，再也不能够了！”他这时似乎觉得还是厕所里的老鼠比较安全。
李斯死后，胡亥便拜赵高为丞相。秦王朝的权柄，这时全部落到赵高手中。为了证实自己的权威，赵高献了一头鹿给胡亥，说是一匹良马。胡亥觉得很好玩，问赵高；“这不是鹿吗？怎说是马？”赵高严肃地回答：“分明是马，陛下怎看成是鹿？”胡亥大奇，问左右大臣、随从，都回答是马。这下他弄糊涂了，怀疑自己是否中了邪。
胡亥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做皇帝，哪里知道天下早已不可收拾。秦二世三年（前207），项羽在钜鹿大破章邯所率领的秦主力军队，同时，刘邦的一支军队攻入咸阳。赵高派阎乐去逼胡亥自杀。阎乐冲到胡亥面前，数说他的罪过：“足下骄横恣肆，随意杀人，天下人都已背叛足下，请足下自行裁决！”一口一个“足下”，已分明不把他当作皇帝。
胡亥问道：“能见一见丞相吗？”阎乐断然回答：“不行！”胡亥只好一步步讨价还价，先是要求得一郡之地为王，再让到万户侯，最后杀价杀到做一个平民百姓，只求一条命。但他的要求都遭到拒绝。阎乐见他一副怕死相，便严正警告他：“我奉丞相之命，为天下人诛足下，足下不必多言，我也不敢回报丞相！”说着，挥手招呼士卒上前。胡亥见此状，只好狠狠心，拔剑在脖子上抖抖颤颤，量来量去，终于抹了下去。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
逼死了胡亥，赵高立胡亥的侄子子婴为帝。子婴不甘被人摆布，杀死赵高。三个月后，刘邦兵围咸阳，秦宣告覆灭。
赵高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中，不但毁灭了一个国家，还杀了一个皇帝胡亥，杀了精明能干的丞相李斯，杀了秦最著名的将领蒙恬、蒙毅兄弟，杀了秦始皇的公子、公主三四十人，杀了几十名大臣，另外被他杀死的，多到无法计算。
他本是一个卑贱屈辱的宦官，却放射出这么大的破坏能量。可见，地位低微的小人物也是不可小视的，只要他占据了关键的位置，或抓住了重要的靠山。这个故事可以加深我们对“借树开花”的理解。
设局之策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文字质朴，但比喻形象，生动传神，意蕴丰富。不过，处世做人的日常生活中运用借刀杀人的伎俩，尔虞我诈，刻薄尖酸，必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则不仅不可取，而且是为人唾弃的。当然，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敌对性质的矛盾中，借刀杀人则未可厚非。
借，就是自己不出面，利用其他力量打击对方，这是一种为了保存实力巧妙地借力使力，充分运用各种矛盾的艺术，是为了撬起成功的杠杆而寻觅的良好支点。借刀杀人虽然难免阴险毒辣，但是政治斗争和它的延伸战场，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哪还顾及什么君子小人之类的褒贬臧否。借刀杀人，正显出谋略的机巧，从敌人内部的矛盾入手，寻其裂隙，挑起事端，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从而一招置敌人于死地。西周末年郑桓公袭郐和三国时关羽败走麦城的著名故事，都说明了“借刀杀人”不必费太大的代价，就能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一部二十四史，记录了不少惨不忍睹的借刀杀人的历史活剧。
西汉元帝时期的太监石显就是一个典型。他善于用君子逻辑在皇帝面前装点自己，又善于用小人逻辑打压群僚。最令人不解的是，明明他害了人，大家似乎又都认为他是好人。他把好坏人的界限都搅和乱了。
石显是济南人，因为犯罪而被处以宫刑，收入宫中做了太监。当时，朝廷注重法治，赏罚严明，一般的官吏都精通法律。石显认为，要想有出头之日，就必须熟悉法律。因此，他一方面猛攻法律，一方面揣摸汉元帝的心意；由于他旦夕侍奉在汉元帝的身边，元帝经常问他一些法律方面的事情，石显的应答往往十分合乎元帝的心意，因而博得了元帝的欢心，提拔他做了中书令，掌握机要文献。
汉元帝当政时，因身体不好，不能经常上朝处理政事，必须在身边寻找一个既能体察他的心意又能朝夕不离左右的人，这就选中了石显。元帝一方面认为石显在宫日久，诸事熟稔，又精明能干，办事符合自己的心意，另一方面也觉得石显在朝中无亲无故，不会拉帮结伙，危及朝廷，所以对他十分放心，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办。
可没想到石显是个报复心极强的小人，凡是得罪过他的人，他都不放过，而且能寻出所谓的法律依据，让人有苦说不出。结果弄得朝廷上下都视石显若虎豹，不敢与之争锋。石显对付的首要目标是大臣萧望之。
当时，萧望之是汉元帝当太子时的老师，其正直与学问才干都是名冠一时的，况且他还是汉宣帝指定的辅佐汉元帝的顾命大臣，他在朝廷的地位和元帝对他的倚重是可想而知的。汉元帝即位后，萧望之满以为自己的这位学生要大展宏图了，可没想到宦官专起权来，于是他愤然上书说：“管理朝廷的机要是个十分重要的职务，本该由贤明的人来担任，可如今皇帝在宫廷里享乐，把这一职务交给了太监，这不是我们汉朝的制度。况且古人讲：‘受过刑的人是不宜在君主的身边的。现在应当改变这一情况了。’”石显看到了这一奏章，当然把萧望之视为仇人。他从此挖空心思地陷害萧望之。
萧望之的正直还引起了外戚的反感。有个叫郑朋的儒生，为了从萧望之这里弄个官做，就投其所好，上表攻击许、史两家外戚专权。萧望之接见了郑朋，给了他一个待诏的小官，后来却发现郑朋不是个正人君子，于是很讨厌他，也就不再理他。等该考评升降官员的时候，与郑朋同是待诏的李官被提升为黄门侍郎，郑朋却原封未动，一怒之下，他反去投靠了与萧望之不和的史、许两家外戚。他编造谎言说：“我是关东人，怎知你们两家外戚的事呢？以前我上书劾奏你们，全是萧望之一伙人策划的。”郑朋心怀机诈，到处扬言说：“车骑将军史高、侍中许章接见了我，我当众向他们揭发了萧望之的过失，其中有五处小过，一处大罪。如果不信，就去问中书令石显，当时他也在场。”
其实这是郑朋的圈套，他想借此交结石显。果然，萧望之去向石显打听，石显正想鸡蛋里挑骨头，此次萧望之送上门，那是正中下怀。
石显首先找来郑朋，又找了一个与萧望之素有嫌隙的待诏，叫他们两人向皇上上书，劾奏萧望之搞阴谋，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要撤车骑将军史高的职；然后，又趁萧望之休假之机，叫郑朋等上奏章。奏章交到元帝手上，元帝就叫太监弘恭去处理。弘恭是石显的同伙，本来就参预了陷害萧望之的阴谋，这么一来，正好逞计。弘恭立刻把萧望之找来，对他进行询问。萧望之竟十分老实地据实回答，他说：“外戚当权，多有横行不法之处，扰乱朝廷，影响了国家的威望，我弹劾外戚，无非是想整顿朝政，决非是搞阴谋，更不是离间皇上和外戚。”
既承认了想整治外戚的事实，对这事实怎么理解，却是宦官们的事了。弘恭、石显在向元帝报告时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三人结党营私，相互标榜吹捧，串通起来多次攻击朝廷上掌权的大臣，其目的是想打倒别人，树立自己，独揽大权。”这样做，作为臣子是不忠的，污辱轻视皇上更是大逆不道。请皇上允许我们派人把他送到廷尉那里去（“谒者召致廷尉”），当时，元帝对奏章上“谒者召致廷尉”几个字也不甚明白，就批准了这道奏章。
其实，“谒者召致廷尉”就是逮捕入狱。等过了很久，元帝见不到萧望之、刘更生、周堪等人，就问大臣们他们到哪里去了，听说这些人已被逮捕，大吃一惊，急召弘恭、石显追问。见二人叩头请罪，但毕竟是由自己批准，也不好责备处置，只好让他们快放了这三人，恢复他们的职务。石显一听计划要吹，急忙去找车骑将军史高，史高也很着慌，他知道，如果整不倒萧望之，自己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就急忙晋见元帝，告诉他说：“陛下刚即位，老师和几个大臣就入了狱，大家以为肯定有充分的理由，现在您若把他们无故释放且恢复官职，那就等于自己承认了错误，这会极大地影响您的威望。”汉元帝年轻识浅，被史高一说，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只下诏释放他们，但革职为民，不予任何官职。
但元帝毕竟还算良心未泯，过了几个月，觉得心里不安，再说也确实需要萧望之等人，就下了一道诏令，封萧望之为关内侯，食邑六百户，进宫办事，其地位在朝廷上仅次于将军，并准备让他当丞相，这使石显一伙感到极度恐慌。
正在这时，萧望之有一个做散骑中郎的儿子，名叫萧汲，没有通过父亲，便上书替父亲就上次被逮捕入狱且削职为民的事喊冤，他以为皇上已重视萧望之了，可以平反昭雪前案，但他没有揣摸皇上的心理，反倒使得元帝恼羞成怒，立命有关官吏去审理此案。官吏当然是承揣上意，哪敢据实办理，就向元帝报告说：“萧望之以前所犯过失是清楚明白的，不是别人陷害所致，现在皇上重新重用他，他不感皇恩，却教唆儿子上书喊冤，诽谤皇上，这不是人臣的行为，对皇上犯有不敬之罪，当逮捕法办。”石显又添油加醋地对元帝说：“萧望之当将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