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善”与“伪善”间进退两难的灵魂。再往后，一个斯文败类和一个不知是医是巫的弄臣就要在长安粉墨登场。精英分子已在自相倾轧中被清除，官僚集团也就注定将为两个小人引向最深的渊薮……
作为历史现象，“中唐党争”长久地受人关注。远地说，司马光、王夫之各抒见解；近地说，有《隋唐政治史叙论稿》“党派分野”的闳论和岑仲勉、卞孝萱不同的见解，多少方家都试图依据为数不多的素材中来对党争进行解说。在我看来，强势君主的缺位是党争的重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我想，剑桥学派也许有大致相仿的看法，只不过他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代替直截了当的判断：“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九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其实，朋党总是会有的，结党已经是帝国政治生活的常态了。人们早对它习以为常。可中唐的官僚党争泛滥到连很熟悉这种现象的中国人都感到突兀。提起党争，就想到中唐。
因为一道至关重要的堤防，在元和十五年春的那一夜就已经垮掉了。
宪宗最终垮掉的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妥善处理同文官们的关系，他在控制了文官后又任性地试图抛弃他们，归咎于丹药削弱了他对全局的控制。在他健康和不那么任性的时候，他对文官集团的驾驭能力是很多帝王所望尘莫及的。官僚政治的稳定必须依赖于派系力量的大体均衡。这种均衡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很多时候，它依靠运作。元和时期也有政争。牛李党争的根苗公认萌生于元和三年，或元和十年。可终元和一朝，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争斗。这不能不归功于宪宗的手段：无论是元和对策案还是李逢吉反“削藩”，可能激化党争的行为都遭到了宪宗的弹压。单纯就个案结果而言，宪宗的处理未必公正；但着眼全局，我们发现，朝廷主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李吉甫、裴度都得到了或许不无偏袒但确实非常重要的保护。他们的敌对党派是很难借政治分歧或他们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促成他们的垮台。宪宗也从未忘记敲打结党的高级官僚们。可官僚间有限度的对立又被他有意识地维持着。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裴垍因病去位后，宪宗用李绛来牵制李吉甫的权力。另外，结党现象既然普遍存在于整个官僚集团，也就成了宪宗推行人事政策的一柄利刃。因为，只要他需要，他可以随时以此为借口罢黜不能实现其意图的高官。我们清楚地记得，裴度罢相就是一个例证。
几种做法的交替运用，既可有效地降低官僚内耗的烈度，避免过份的争夺导致机构瘫痪或政策的无谓反复；又尽量地分配核心权力，实现了多极下的平衡。这虽然包含了利用既有制度的意思，其本身却是反制度的，因而不言而喻也是缺乏延续性的。它和宪宗本人的肉体一起，完结于中和殿一个漆黑的春夜。
相比之下，新君李宥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帝王心术就缺少足够的心得。平心而论，李宥对贡举案的处置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接受朝臣控诉、咨询翰林学士、举行还算公正的复试并根据复试结果确定责任、最后罢黜渎职的考官……一切都按部就班。然而，以宪宗的操作手法衡量他儿子的表现，不难看出其间的差距。李宥为人所诟病的，主要不在于个别举措的失当，而在于他整体应对中所体现出的消极。在表面的中规中矩下，掩藏着对事态发展的无能为力。这就是《唐鉴》所谓“凡群臣有党，由主听不明，君子小人杂进于朝，不分邪正忠谗以黜陟，而听其自相倾轧，以养成之也”。结果也恰如正史所概括的：“穆宗以后”——主要就是指长庆贡举案以后——“权移于下，朝无公政，士无公论。”
一年之隔，恍如隔世。
元和与长庆的巨大落差说明，科场舞弊或许是偶然的，但它所引发的纠葛却与元和十五年后强势君主缺位存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讲，长庆贡举案和与之相联系的文职官僚们的党争实在是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元和宫变”对唐朝兴衰的独特影响。文职官僚作为统治者和其他社会群体的中介，显而易见在政治领域占据着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位置。但是我们官僚制帝国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似乎也不需要足以保证官僚体系平衡的制度体系，而只有维系官僚体系平衡的皇帝。英武过人的宪宗血淋淋地退出历史舞台后，文职官僚们合乎逻辑地成为下一幕悲剧或闹剧的主角，因为元和宫变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已经缺乏足够的力量来衡平派性斗争了。正如后来我们看到的，经历了剧烈的内耗的文职官僚就此失去了他们的独立地位——他们或委身藩镇幕府，或者屈从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更谈不上政治抱负的宦官，而他们背后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就日甚一日地没落了。
花落鸟散，貌似廓大的王朝在此情此景之中显出如此的绵软无力。
就此收笔的话，我意犹未尽。我总觉得，分析和感慨都还不能很贴切地表达出那种“鸟散余落花”的感觉，因为它们没有祛除粉饰与再加工，保留不了事件本身的叙述力。四十年中间，除却“甘露之变”外就只有“中唐党争”留下了大量文字。可是我将收集来的资料翻看了一多半后，那些单调、雷同和武断的历史叙述已经让我疲惫不堪了。阶级、阶层、意识形态、政策、地域，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冰冷同样没有血色的词汇频率极高地出现在眼前；而人，能歌能哭、活灵活现的人却迷失在历史叙述中了。那就用一则无从辨别真伪的旧事来表达当时那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入骨入髓的凋零寂寞吧——唐朝从此消沉：
数年以后，一位在党争中曾风光无限的文官领袖终于走到了一败涂地，不得不带着周身伤病踏上长路。在万里之外有一座荒寺，说不清是那年有的，那年空了，甚至寺名是什么也无从知晓了。也是一个无语的下午，他信步踱到这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正在一步步走进一个可以作为结尾的情景里——不仅仅是他的结尾，多少文官虽然经年浸淫在一片扰攘中，却也能从那瞬间的静谧中悟到结尾的内涵。古寺空阒，只有一些葫芦悬在龛前。相公以为里面也许藏着一味能治愈他足疾的灵药。但僧人说，葫芦里尽是失意人的骨灰——那么多的官僚被他从长安排挤到这万里外的蛮荒之地就再也没能回去，可是又不甘心就此将一把朽骨埋在他乡，所以才暂借佛前的方丈空间，希冀有朝一日后人能将他们带回他们再也回不去的长安……说者也许无心，听者应是有意。当晚，求药之人就怀着无限黯淡的心情下世了。
千年以后，我还可以看见，簾子已然残破的那一间禅室，充满浮尘的日照正从缝隙里渗进来。斜阳将葫芦们劈成两半，一半隐没在黑暗里，另一半由于光影的作用，仿佛悬浮在空气中，菸黄菸黄的。象呆滞的鸟？还是凝固的花。其实就是半爿黧黑的面目，木然晤对着佛前的蛛丝。
第三篇：长庆二年春
那些在枯树上、在宫室上空的阴霾里鸹噪不止的枭鸟不知不觉又飞过了两个春天，出现在长庆二年的相同季节里，将那元和十五年就开始的故事带进场景更为广阔的又一个章节。
就是那种飞禽，在爱琴海被看作智慧女神雅典娜化身；黑格尔的话语里，它代表“哲思”；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里也是……西方人将“枭鸟”一词同理性联系在一起。可那种凶禽在东方话境里指戕害父母的罪孽，是最深罪恶的视觉化体现。是呀，如果不考虑精神病态，不伦之罪后面一定隐含着对利害关系的精确计算。这也是理性之恶：楚国的商臣如此，隋朝的杨广如此，匈奴的冒顿、印度舍王城的阿阇世都是如此。据《汉书·郊祀志》注“孟康曰，枭鸟食母，破镜兽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看来，汉代百官五月初五食用枭羹是别有深意的。可黄帝的意愿终归还是落空了。枭鸟没有绝迹。我所叙述的那段历史里，那些披羽或不披羽的枭鸟自始至终在一片灰拓拓的时代背景下飞来飞去——天子李宥就是一只反噬父亲的枭獍！历史记下了他醒后噩梦般的生活，也记下了卢龙节度使刘总的噩梦——他们的罪行相同。
在给予长安以足够的关注后，我们不妨宕开一笔。体态臃肿的枭鸟没有寻常飞禽那般轻盈。它能背驼起夕阳和我们沉重的目光，在大河之北一旋、一挫、一掠，就留给苍莽大地一片化不开的阴影。那片阴影和漫天的阴霾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段岁月暗晦的非道德底色。
这种底色在刘总梦中有过。他被铅灰的梦魇住了，在睡眠中徒劳地挣扎时他也清楚。不可知且不可抗拒的力量引领着他在邈远而陌生的空间中蹀躞前行，走到多年前一个静谧的中午。那时，那里，他看见灿烂到极致的正午阳光中飞舞着无数细微的尘埃。每一粒浮尘都是一句无来由的痁语，在他的耳际絮叨。纷纶的颗粒状声音歙集成泊如一片，反而呈现出色泽黯淡的平静。梦行的刘总看见，有一个人，正战战兢兢地将一撮白色的粉末掺进茶盏里。茶水递给了前节度使刘济，他的父亲——他晓得，那人就是他自己！以后的情形就瞢然无所记了。只有中毒者袍襟上的血渍，仿佛一簇一簇猩红的榴花，开在没有疆界的魆黑里。
回避不了。
已经模糊了多少年的脸孔忽然重又清晰起来，狰狞起来——那是父亲中毒后痛苦扭曲的面目，在他的身前、背后、头上、脚下晃来晃去，象萧寺古钟在木然的摇摆、摇摆、摇摆中透出一味超然尘俗的冷酷……没有一次刘总不是在凄厉的嚎声中翻身从梦中的恐怖里坠回到自己永远睡不暖的卧榻上。惊魂未定的他跌坐在不允许熄灭的烛光中。可飘摇的火焰也不能带给他哪怕一丁点生气。一尾寒冷小蛇吞吐着暗褐色的信子沿他的脊线无声无息地游走，从背脊上密密排列着的冰晶般的汗珠中间蜿蜒而过，最后在他的心房里盘曲成教人心悸的一圈——父亲，还有被他用椴木大棍活活杖杀的兄长在死后残忍地报复了他：飘忽无定的鬼魂血淋淋地出没在刘总阖眼后的梦里和睁眼后的夜里，没完没了。重金延请的数百僧侣顶替了披甲武士，似乎只有他们才能护卫刘总仄悚的魂灵。但是，不间歇的颂经声也无法使凶手的神经得到哪怕是片刻的解脱。刘总知道：是到放弃的时候了。他在百丈红尘中所拥有的一切竟然沾染着那么多洗不去的血腥气。洗不去，就只好放弃。
象刘总这样的赎罪人，中国宗教早为他们预留了一条体面的后路：空门。缺乏逻辑性的中国宗教教义总是容许用一种浮滑、随意的态度来替代对实在罪孽的深刻反思和忏悔。罪人们在山门前轻轻地掸落袍服上俗世的尘灰，也就掸落了所有的罪孽。换上缁衣，他们心安理得地叩开宽大无边的山门，登堂入室，到青灯古佛前寻求精神慰藉。
遁世前的刘总对幽州政局的善后自有一番通盘考虑。按照他的安排，他的地盘将被一分为三。曾经担任宰相的张弘靖继任节度使，坐镇幽州本部。他出身三世为相的簪缨世家，出镇河中时又享有为政宽简的名声。刘总希望他的儒雅气质能对桀骜不驯的燕赵武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薛嵩之子薛平治理平、蓟、妫、檀诸州。他拥有深厚的河朔背景，可以说是人地相宜。刘总本人的妻党京兆尹卢士玫任瀛、莫二州观察使。被支解的卢龙将彻底失去与中央抗衡的实力。同时，一些有影响且又非常跋扈的将领，如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被刘总悉数送往长安。这是刘总安排下的另一着棋：将骄兵悍将隔离开来，消弭隐患于无形；他也希望朝廷能礼遇这些边将，拉近藩镇武夫和朝廷的心理距离，重新培养燕人对中央的认同感。我们不能不为刘总谋划之恰当、周到而折服——一个獍枭最后的善行。杀死了几名试图挽留他的将士后，刘总只身单骑从我们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把一长串沉重的马蹄声抛在幽州城浓重的夜色里。
在他身后的，是数万躁动不安的虎狼之师和不算太坏的局面。
可李宥君臣无法领悟刘总的良苦用心。幽燕不曾被三分。从随后的情况看，刘总的布置是完全落空了。
羁留京师的朱克融没有得到刘总为他描绘的礼遇。相反，他不得不在歧视的眼光中一次又一次地奔走于右掖，乞求一份聊以糊口的差使。即使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希望，也被棰碎了。你可以想见，当幽州的朱克融衣衫褴褛地踯躅于长安街头时，心中会是何等的愤懑。可是，文职官僚们体察不到这一点。他们从根子里看不起那些象胡人一般粗鲁的边将，全然没有将他们正经地视为同僚，也没有视为必须认真对付的对手。所以，在张弘靖到任后朱克融很快就被漫不经心地撵回了幽州，带着失落和怨恨。整个经过只归结为很俗套但很贴切的四个字：
纵虎归山。
和朱克融一样，履新的张弘靖也进入了一个他不熟悉，并且也不能适应的社会——不出身于河朔却成为它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是一百年来第一例，也是二百年中唯一的一例。张弘靖高坐在肩舆上进入幽州时，燕人是那么惊讶：他们已经习惯了和他们一样浑身上下散发着汗臭和膻气的节度使、一个在沙场上揎袖而起舞枪弄棒的节度使，也就是说一个从外表上看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的节度使。张弘靖雍容庄默的举止、高高在上的傲慢眼神，还有深居简出却将政事委诸幕僚的办事风格与幽州，乃至整个河北格格不入。张弘靖的幕僚们也是少不更事，不分场合地铺陈排场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任意刑罚兵卒，剥夺给他们的赏赐，甚至于动辄称他们为“蛮虏”，讥笑他们目不识丁……他们不掩饰自己对燕人的鄙视，因此让人十分反感。
长庆元年秋的一天，一名士兵匹马在幽州城的街道上纵马奔驰，冲撞了判官韦雍的前导卫军。他愤怒地决定对肇事者当街杖刑——这是一种内地常见却让河北人厌恶的刑罚。可韦雍固执地要按自己的意思行刑。群情汹汹的燕人终于控制不住了。他们杀死了韦雍等幕僚；张弘靖本人也被幽禁起来。不过事情并非没有转机。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的变兵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鲁莽，次日纷纷来到蓟门馆请求张弘靖的宽恕。在他们看来，这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从安史之乱起河朔就习惯于哗变。以下犯上也是一种河北旧事——它是大一统帝国的固有政治秩序以外的一个特例，是使这一区域区别于其他州郡的特殊传统。
然而，在这个紧要关口，张弘靖沉默了。
我能理解张弘靖的沉默，尽管它是如此的不合时宜。我相信，如果换作一位出身于河朔行伍间的节度使处于张弘靖当时的境地，他铁定会毫不犹豫地以很实际的姿态接受变兵的忏悔，因为他深谙那里的特殊传统。可是，张弘靖不能。他不愿意宽恕，武力胁迫下的宽恕伤害了一名有良好教养的官僚内心所信奉的原则和外表必须维系的高贵。面对粗糙情绪构成的汹涌波涛，身陷囹圄的节度使以为这样可以维护他仅有的尊严。但是他错了。他错过了挽救时局的绝佳时机。在得不到宽恕的情况下，变兵们转而选择拥立新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