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V骎向前。十几年之间，由蜀而吴，由风雪蔡州城到对桀骜不驯的淄青犁庭扫穴，中央政权在对藩镇的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反过来又掩盖，而不是消弭了君臣间的矛盾。在元和一朝的最后时光里，矛盾是加深而不是缓和了——
皇帝对皇甫鎛、程异，尤其是前者的提拔遭到了文职官僚们的强烈反对。唐朝宰相礼绝百僚，威仪之重空前绝后，因而对进身之阶极其讲究：一般地说，以柏台领袖身份入相最佳，两省郎官次之；两省中又以吏部、兵部侍郎为上选。以这个标准衡量皇甫鎛、程异，两人在拜相之前属于钱谷之吏：前者是户部侍郎判度支，后者以卫尉卿兼盐铁转运使，都不算清要之选。更要命的是，程异算是永贞党人，素来受到主流政治圈子的排揎；皇甫鎛因违悖士大夫阶层的处世原则赤裸裸地追逐实利而被官僚们视为异类，却偏偏让他出任宰相。在官僚中与李纯最为默契的晋国公裴度出面反对，却因此丧失了反对的资本——他高估自己了。李纯专横地免去了他的宰相之位。
宗教方面也有分歧。我们知道，世间一切宗教大体上都在同一题目之下，以大致相同的基本概念构筑起两套体系：哲学范畴内的抽象系统和通俗的巫术系统。在宗教二元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中，儒家士大夫及官僚更排斥后者。对炼丹术的痴迷和迎奉佛骨所表现出的狂热都表明李纯恰恰更倾心于低层次的宗教活动。在许多时候，这不仅仅是个人信仰问题：那位与皇帝死亡不无干系的道士柳泌奉旨在台州进行骚扰民间的大规模采药活动遭到了官僚的抗议，最终为浙东观察使取缔；从凤翔法门寺迎奉佛骨引发了更为激烈、更为著名但同样徒劳的反对，深孚众望的韩愈因为言论过激踏上左迁潮阳的八千里路……
韩愈呈上奏章时肯定已经预料到等待他的将是秦岭横云、蓝关积雪，甚至更坏的结局；而谴谪他的皇帝则没有预料到他自己不能再坏的结局。仙家丹药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到元和宫变前夕李纯已卧床多日了。
我们忽然又想起那位荒唐的大明天子了。他也是孤零零地在病榻上度过生命里的最后春天。正德十六年春的文官们正为选择储君，为起草以他的名义行文却未曾让他知道的遗诏而忙得不可开交，独独把他本人给遗忘了在清冷的豹房里了。试图抛开文官去自由发挥的天子终归被文官们无情地遗弃了。李纯也是：再也不能巧妙地调动外庭宰相和在院翰林学士的积极性，不能让言官和两省官员、南衙和北司互相制衡，不能既利用官僚党争又将其翦抑在较低烈度上了——一言以蔽之，他再无法凭借法、术、势有力地制约官僚和阉寺，而他与他们的裂痕又因为易储之争进一步加深了。正德十六年，人们也许还有耐心等待天子自然死亡；元和十五年没有。夤夜里，那些曾经被李纯驯服的，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
反噬的危险已然不远，他却不得不孤独地面对它。
野枭不知何时落满长安城内的松桂，仿佛从空气中嗅出什么似的，沉默地等待着夜幕降临。
……
天色胧明，沟通内宫和外庭的承天门终于缓缓开启了，门扇重张似乎暗示着宫廷内外政治合作关系的重新构建。宫墙里素幔白龛，缦徊的廊腰之间摇摆着千盏万盏的素纱宫灯，九楹大殿的丹朱完完全全湮没在弥天亘地的惨白色中。袅袅悲风从层层宫阙间隙中穿过，发出凄厉的啸响。哀弦如泣，除此之外，就是白莽莽的灵幡纸帐簌簌上下。仿佛，元和十五年的春天仅仅是一个瞬间，在那个瞬间后面依然是苍白和寒冷的季节。
缟冠素纰的守灵人中，低伏着一个身着重孝的少年皇子。他在高高的玉陛下，尽量地压低自己的身形和自己的哭泣，尽量地显得渺小些平庸些，也尽量地压抑着丧父之痛，实在压抑不住才从眼角悄悄地渗出一缕恨意——直到他不用再压抑为止，尽管那是三十八年后的事情了：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李忱继他的兄长李宥和三个侄儿之后称帝。
三十八年后，还是那双眼睛，郭太后从深邃的眸子里读懂了仇恨：元和十五年造下的恶业终于到了了断的时候——已经当过一朝太后、三朝太皇太后，母仪天下垂四十年的她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没有什么不明了的。她不愿意继续枯坐在冷泉殿——一座乍闻其名就已教人觉得翛翛寒气侵入骨髓的清冷宫殿里，难堪地枯坐在李忱刻意营造的冰冷氛围里了。也许在她看来，用坠楼来结束若多年的恩怨情仇最具象征性，最能恰当地表达她对人生的终极态度。李忱及时地制止了这种对皇室来说很不名誉的死亡方式。不过他并不制止死亡：
当晚，郭太后逝于无限凄清中。
又七年后，李忱下诏停止了对参与弑杀宪宗的人的大规模报复。那是元和宫变的尾声，而王朝也离它的尾声不远了……
阖卷闭目，我仿佛听见苍老的嫠妇仄仄地踏响了勤政务本楼的黄昏。她曾经无数次鹗立在高处，傲然俯视这方由她的儿子和孙子统治的地方。今天，她依旧傲然，尽管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立在细腻柔美的斜阳里，孤独地领略高处的苦寒。倚着阑干，可以感受到在晚来疾风自己白发飘萧。市坊阛阓间到处散落着她的目光。宵禁在即，鼓声已然息止，惟有坊门次第落锁的响动稀稀零零地回荡在阒如的街巷。无人的天衢象僵冷的蛇身翻露出死白的肚皮。抽动鼻翼，甚至可以从空气中嗅出丁点腐败的气息。由于冥冥薄雾不规律地散射残阳冷光，远方市厘、近处草树都在一派黯淡天光中模糊了轮廓、褪却了颜色，消解在如水暮色方向不明的流淌中。只有迤俪在龙首原和乐游原上的墙垣和谯楼拒绝消解，依然守护着这座失魂落魄的城市。三数只野枭，在枯树上、在飘忽无定的阴霾里鸹噪不止。粗糙的枭哭充斥着暮色里空荡荡的长安城，仿佛几个觋巫。一如从前。
第二篇：鸟散余落花
花谢花开仿佛只是一刹那，雁阵又从大慈恩寺上空高高地往北去了。
季节轮回，对苍老得世故的长安城来说实在没有太多意义。元和十五年的料峭春寒或真或假地被淡忘。新的一番轮回又开始了。人们纵情享受起长庆时代的第一个春天。且不说平康里的柳陌花衢，朱雀大街人头攒动；就是通往城西南启夏门、延兴门的路不也是轨躅爻错。往来于通衢大道的香车里，仕女们早早地将自己的瓠肥袒露在熏风和目光中，令策马往来的少年人难免有些心不在焉。风光旖旎的曲江池畔，酒新篘、曲新谱，很好地注解长庆朝的浇漓世风。时代败落的明显先兆看来并没有妨碍世人的狂欢。宴会上流行话题之一便是春闱。人们任意地品评着入闱人物的阀阅和行迹。暮春三月，春天其实已所剩无几了。可纵欲的人们不在意，因为浮华的长安春游图中还少了浓墨重彩的几笔勾勒：进士们的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对于入闱应试的举子来说，春风骀荡的日子更是远未开始。
春天为贡举而滞留长安。
一种考试制度被社会如此重视，自有它的原由——两汉以后天下分崩离析的那几百年中，帝王多由手绾兵符的将帅蜕变而来。他们能与出身阀阅的官僚共同构成这个时期的权力主体，依仗的自是手中三尺青锋、麾下十万铁蹄。但是，对暴力机器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能力，甚至魅力——一个不稳定的和难以传承的因素。乾坤在握的那双手稍微地松懈下来，或者在进入坟冢前不得不将带不走的虎符传递给后裔未必同样强劲的手中时，总会有青筋暴露的另外一只手掌不失时机地劈手夺过一切。攫取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取代前任继续与士族构建同样模式的政府。于是乎魏晋以来的王朝纷纭如流星经天，很难长久地停留在人们的视野内。历史天穹中近乎恒久地明亮着门阀高第：崔、卢、郑、李……一出出六朝兴废的折子戏告诉我们：士族满足于先赋地位，很难指望他们被充分动员起来与君主共组一个可持续的朝廷；在处理每一个个案时，帝王明显感到他们控制政治进程的手段远较那些占有大量政治资源的士族来得单调，单调得几乎只剩下暴力。暴力也许是一切手段中最本原和最有效的，但它的调整无疑也是高成本的、粗线条的。当君主们沉湎于日趋精致的政治生活时就越发不愿意频繁和大规模地发动暴力，遑论暴力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士族中那些使他们明显感到威胁的个体，当然可以被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可政治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牺牲者的接替者依然出身士族，并且依然掌握着教人不安的力量。隋以后，特别是武后以来，政治资源逐渐被更多地分配给门阀以外的人，比如出身于内部无产者的阉人；又比如边兵镇将——他们中很多来源于外部无产者，也就是胡人。科举制度被设立和推崇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朝廷试图强化与寒门士子的联系，并以他们为骨干构建不受门阀控制的官僚体系。可惜，起用宦官和胡人在安史之乱后都被证明有显见的副作用——他们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部分褫夺了属于皇帝和文职官僚的权力，使长安陷入了长久的困顿。这更反衬出科举的重要。科举制使士族“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永远地成为昨日黄花；它所推动的文化普及又打破了士族的文化垄断。所以科举制度在表层制度和深层文化两个层面上动摇了士族政治。近百年来，特别是元和以来，社会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出闱后为新进士安排的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更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赢得了空前的关注。然而，科举给寒素创造的机会远不象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
科举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行卷、举荐又公然地干预了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多少有些九品官人法的袅袅余韵，所以为朝野所默许，但并未合法化。我们姑且称之为“隐性规则”。考场外的种种运作不可避免地将先赋身份作为识拔人才的主要尺度——在文化领域本就已经早着先鞭的高第士族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优势，将贡举转化成自己的又一条青云之路。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也为文职官僚内部纷争牵出一个导火索，此其一。
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文职官僚，也很快地在贡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关系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以弥补个人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贵族式的根基。结果，玉尺量才反而推动了文职官僚内部派系的形成，此其二。
第二点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唐朋党之争的深刻原因，而前一点引发了长庆元年贡举案，使潜在的党争危险转化为现实的纷扰和争斗。
举子杨浑之将父亲已故刑部侍郎杨凭收藏的几轴书画献给了宰相段文昌，换取后者的推荐。说起来，段文昌是唐代少数几位真正出于微末的宰辅。中年发达之后，他是用加倍的豪奢来洗刷“曾遇阇离饭后钟”的寒碜回忆：公堂铺地的锦绣、濯足的金盆……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这样的人自然也很坦然地接受杨家的书画和托付的，反正推荐进士在当时也实在没什么。世为显宦的杨家调动了自己的资源，而出身下层的段文昌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其他寒门士子的利益——科举制度的操作与初衷拉开了多么大的差距。
段文昌又是面托，又是私书，向入闱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极力保荐。可杨浑之还是落第了。我们不知道段文昌如何尴尬地面对请托人，却可以想见他会以何等凌厉的口气向皇帝李宥弹劾钱徽取士不实。天子转身咨询翰林学士李绅、元稹的意见。李绅点了点头，支持段文昌的说法；元稹也是。这一点头，点出了绝大的烦恼来。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领旨在子亭主持了复试。
据说孔温业的诗是子亭复试的压轴之作，不过在三两遍诵读之后我还是油然有不过尔尔的感觉：
美景春堪赏，芳园白日斜。
共看飞鸟好，复见落余花。
来往惊翻电，经过想散霞。
雨余飘处处，风送满家家。
求友声初去，离枝色可嗟。
从兹时节换，谁为惜年华。
依我看来，这首诗具有唐诗肤廓平滑的流弊，却少了点浑雅空灵的妙处，文字有敷衍成篇的显著痕迹。其实，考试闹到如此地步，已没有多少斯文可言。复试所要检查的不是文化的高低，而是舞弊罪行是否成立。从这个角度上讲，它更象是司法鉴定。我们也就很难期待它有多少文化韵味。比之诗文，内出的试题本身倒能给人更多的感悟，并通过感悟接触到另种历史真实：
鸟散余落花。
清人俞樾的一句“花落春仍在”意象与之仿佛。但“鸟散余落花”在摇落之象以外还有俞诗所没有的衰飒之意。拟出意境如此萧然的试题在明清两朝实是不可想象的。有味的是，去年贡举出的诗题“早春残雪诗”凝结着元和十五年春长安的刺骨寒气；现在，李宥又在不经意间以廖廖五个字道出了一个时代的颓唐气象。为没有诗意的艰难年代起了一个有诗意的题目，这恐怕是命题者所始料未及的。
十四位新进士中经得起复试的只有孔温业、赵存业、窦洵直三人——结果大致是可信的。我记得白居易曾用“连辅青缣被，对置通中枕”这样的诗句形容他与钱徽的笃厚友谊。他所主持的复试应该不致于对被告特别不利。
于是，曲江雁塔少了几分浮华，飞觥换盏时倒多出一个话题。以新进士为主角的风雅故事还没有进入高潮就嘎然而止，悄悄地被置换为了无意趣的案情分析和带有市井味道的流言。更遗憾的是，子亭复试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正相反，证实钱徽舞弊罪状的同时，复试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他们包括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譔、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段文昌和李绅攻击了钱徽，最终却发现他们伤害了比钱徽更显赫的人物和家族：
李宗闵，时任中书舍人。从元和三年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策论引发轩然大波开始，几十年来他出将入相，长期在政治圈里享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影响力，被公认为牛党除牛僧儒外又一核心。事实上，一直是他而不是牛僧儒在领导牛党与李德裕抗衡。
杨汝士，未来的刑部尚书当时还是一名右补阙。可仗着与牛僧儒、李宗闵的密切关系，他一直很有地位。他的家族背景也非同小可——靖恭坊里罗列的门戟就很能说明问题：杨氏因为他、杨虞卿、杨汉公、杨鲁士相继跻身朱紫而盛极一时。
裴度，从淮西龛乱到卧镇北门，这个中兴名臣历事七朝、四度拜相，是郭子仪之后又一堪称朝廷柱石的人物。出于对他的尊重，裴譔在落第后仍被李宥赐进士及第。但是，裴度和三百年气运不衰的闻喜裴氏不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的。第二年六月，裴度与元稹之间终于爆发了一次两败俱伤的冲突。贡举案中的龃龉也是诱因之一。
郑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