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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也许还包括，皇帝褫夺了韦绶所兼任的太子侍读差使，原因是他对李宥过分亲密。这位出身世家的谏议大夫很快就被调离长安，到遥远的虔州任刺史。熟稔宫廷政治的人对这类举措不会陌生——处分东宫属官是皇帝警告太子的通用模式，有时还是更大动作的雨前山风。李纯对韦绶的断然处置很可能包含着对士族和文官过份介入东宫事务的不满与警告。
所有这些都构成一种讯息：太子的地位并不稳固。它在大唐的政治空气里传播着。许多被遏制的势力苏醒了，驿动着，伸出他们的触角品味空气中暧昧的味道，一点都不放过。
但是他们所嗅到的不会太多。宫禁制度是一道篱墙，横亘在他们面前，限制着他们的行动空间。篱墙后面是很多很多美丽聪慧的女孩。她们是姝丽的花草，遍植深宫的每一个角落，希冀着无数寂寞难捱的昼夜终能换来一夕的雨露，却总在落寞中度过她们只有一季的明媚鲜妍。天子可以很随意地放任她们在圈定的园圃里自生自灭，却不允许别人擅自进入他原始欲望的后园。文官们自觉地止步于藩篱之外。他们理解和认同皇帝的独占欲，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深深庭院里也莳弄着一朵、两朵女孩子的花，也有着类似的禁忌。我没有见过集中论述这道性防线政治意义的专著。但它于中国政治生活和制度演进又的确具有不可低估的独特影响。在历次政变中，这道藩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事件的进程，改变了事件的结局。这是毋庸多言的。在我看来，它的隔蔽效果与行政机构的沟通需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行政效率和帝王个人的性独占欲之间的矛盾，还是推动中国官制演变的重要因素——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元和十五年李纯卧病时，那道篱墙可不单单是一个行政效率的问题了。文职官僚总是凭借自身在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努力地将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高踞于最上一层的帝王的思路纳入自己预先设定的框架。他们牢固地掌控着话语霸权，执行着由他们设计的行政程序，引导大唐的政治进程。现在，文官们惶惶然地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已然被降低到最低，因为他们无法出入内廷，甚至作为天子近臣的翰林学士也不能涉足中和殿。这使他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可怖的是，他们的对手宦官吐突承璀可以自如地往来于寝宫与外界。阉人们失去了肢体的健全，却换来了对宫廷政治来说至关紧要的自由。出入宫禁的自由使他们在与文职官僚集团的争斗中稳操胜券。肉体残疾本不应该成为人们对宦官深恶痛绝的理由。那些刑余之人的操守、才智并没有和器官一起被阉割掉。举有唐一代为例证：马存亮、严遵美、西门季玄并称三贤，风骨不让名臣；杨复光在剿灭黄巢时指挥若定，俨然有大将风范。反观外庭文武的素质舛错不齐，猥獕颟顸之辈比比皆是；德宗时期，宦官手中的神策军指挥权失而复得就是因为外庭大臣在突发事件中的表现比宦官还要不堪。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反对宦官。就是因为他们享有文官们所没有的自由。这一点自由已经足以使他们与文官呈现不对称状态，使宦官们的权力缺乏制约，从一开始就存在恶性扩张的隐患，破坏了维系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平衡。在南衙北司的日常较量中，宦官们并没有取得某些历史教材所想当然的那种优势。这不奇怪。文官们身后毕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作为知识阶层，文化修养也比多数出身边地、下层的阉人普遍要高；同时他们还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所以，不管是元和还是长庆，只要帝国政治生活在既有轨道上运行，总体上南衙文官并不会处在很被动的地位，甚至能在皇帝的支持下有力地箝制北司宦官。但是，这种成就高度依赖于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在这里，“正常”的涵义可能只剩下皇帝必须能够御门听政这点可怜的内容了。文官无法进入大内，如果皇帝再不能自由出入，那操纵一切的就只有来去自如的阉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太和、会昌和大中三朝中文官千辛万苦取得的反阉党成果会在皇帝因病或因为武力无法离开深宫后顷刻葬送的原因。元和十五年及其后的历史将一再证明，出入宫禁的自由是何等的重要。
吐突承璀没有浪费他的有利条件。他试图让李纯在立储问题上改弦更张。
缺少正常的议事程序，文官们的无能一览无遗。他们或者褰裳避之，无所作为，或者乞灵于手握神策军权的阉寺，如梁守谦、马进潭一流——尽管他们内心深处对阉人的鄙视并不因此稍减——前者成了元和宫变中冷漠的看客，而后者充当了不操刀的共犯。本质上，他们都悖离了自己这个阶层所奉行并不遗余力地向其他阶层灌输的某些“神圣原则”。不同的是，后者在抛弃原则的同时还抛弃了他们贯彻原则的手段，选择他们并不擅长运用的工具：铁和血。
那是个教人永难释怀的夜晚。
中和殿里沈静如水，两厢里几多半旧的绞金蟠龙黄铜烛台上儿臂粗的油烛猛地两三声炸响，釭花闪了一闪，光影在白得碜人的素壁上一波一波地荡漾开去。灯火摇曳间又恢复了一片静谧。李纯的病体似乎经不起风里任何一丝潮气或寒意的侵蚀。于是，悄悄落下的廛帷层层叠叠地将风，连同光一并挡住。中和殿呍盐┯嗪谝梗腥芙饬Φ暮谝埂２￠缴系睦畲看雍诎道锔兄侥擅吹纳Ф驮诤裰剽茚『竺妫路鹩形奘槲镌阪夷帧⒃谕悼⒃谂缯瘛⒃谇郧运接铩５毕盖械男ソサ统料吕矗敝撩挥校畲亢鋈灰馐兜阶约恒娜肓艘桓瞿吧目占洹挥斜呓纭⒚挥斜晔尽Ｎㄒ豢勺龅氖拢褪邱鎏砰议业慕挪缴栽抖ＫΦ厥酝既シ⑾终谏畈豢刹獾暮诎抵斜平约旱目刹朗录赡鞘峭嚼汀Ｕ拿婺炕乖诩绦平恢毕蛩蛊裙矗顾舷ⅲ拐飧隹础霸椭行恕本置娴挠⑽涞弁趿偎朗辈耪媸档馗械剿匦虢邮芤恢炙游瓷柘牍慕峋帧＠畲坑镁∽詈蟮牧ζず浚溉缬嗡康纳粼谳罟镧匀啤⑾ⅰ９猓仄噔耄竟且醴缃讼傅南孪以露级辰┝恕０得恋奶旃庀拢癫呔奶浊喙馄怂罚裨ㄞ蠢锍雒坏哪髁圩澹芜谛涿乓跎拿哦醋蠼Ｐ涿盼抟墒亲魑恢忠庀蠖嬖诘摹欢佟⒃俣赜敕浅Ｖ乱煌鱿郑馐顾氪死嗍录⑵鹨恢治裙痰亩杂叵怠Ｋ俏颐切鹗鲋械墓烫澹和回！⒕咛濉⒄媸档每植溃蛭υ谝桓鎏乇鸬氖奔洳⒂胫茉馓厥獾牡咨嗳诤隙Щ玫梦薹ㄏ胂瘛Ｋ谛鹗鲋谐鱿郑刮也恍枰嗟亟柚胂罅Σ棺闫渌倘嗣倾と坏那榻冢�
天子驾崩了，澧王薨了，吐突承璀也死了。一局对弈以惊心动魄的方式结束官子。没有任何上喻来宣布什么，也没有任何奏章涉及什么。
陈寅恪先生注意到了宦官的沉默，但官僚又何尝不是噤若寒蝉？又有那一位官僚明明白白地为自己的君主死于非命表露出苦痛来！不错，手执白刃的是陈弘志，被指责有“商臣之酷”的是李宥。文官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做，他们朱紫袍服上需要藏匿的一点血渍也被他们才能娴熟运用的毛笔轻轻地涂抹掉了。后人只能勉强从狼毫末梢嗅到一缕若有若无的血腥气味。看到关于元和宫变的那些单薄的文字时，我便怀念董狐书写“赵盾弑其君”的那一枝笔，怀念那个铿锵的声音：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时去春秋已逾千年，墨干了，笔也秃了。
官僚和宦官的默契使发生过的一切都如那年正月的冬雾混沌不明、若隐若现并且在不很爽朗的日光下悄然散去。当然，和宦官，包括宦官控制下的神策军不同，教养使文官无法坦然参与分赃。李宥有意拜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为相，作为他们的酬庸。但两人都坚决地回绝了。
文官操守，如此而已。
当目光穿透元和十五年春的未央夜色，我所关注的，不是一桩触犯唐律十恶之条的罪行或者俄底浦斯悲剧，也不完全是阉人们的狐争鼠啮，不完全是煮豆燃萁，而是文职官僚集团与一个强有力的帝王的决裂。决裂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立储。它只是使皇帝和臣工们的合作分崩离析的最后、也是最深的一道裂缝而已——
事情上溯到元和三年二月。那是和亲回鹘的咸安大长公主溘然长逝的时间。数日之后，腾里可汗也殁了。这意味着大唐和回鹘自贞元年间以婚姻为媒介构建的战略合作关系基础不复存在。回鹘方面显然愿意以同样模式重构与唐室的关系框架。请婚使者伊难珠的驼队不久就驼负着新可汗的这种意愿逶迤东来。可李纯以缄默的方式拒绝他们的请求。多年以前，李纯刚愎自用的祖父也拒绝过请婚，那与他少年时在陕州回纥军营中的屈辱遭遇有关。不过德宗皇帝最终还是接受了宰相李泌的劝谏，搁置旧恨，务实地采取了结交回鹘、共抗吐蕃的策略。礼部尚书李绛也是用和当年李泌大致相同的理由来劝说李纯。李纯可要顽固得多了。他与回鹘并无宿怨。据正史记载，天子认为和亲花费巨大。但是，拒绝请婚应该不会单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而是基于更宏观的战略设想。
这种设想，没有形诸文字。天子在多数情况下不会明明白白地吐露自己的意图。他们总是将真实的自我掩藏在缭绕的云雾之中，从而使自己表现出天外神龙的风貌来。我们还是从溟溟云雾间隙窥到了一鳞半爪：
几十年后，当唐朝趁着回鹘、吐蕃衰亡之机用兵西北时，李纯的儿子下诏称规复河、湟是李纯遗愿，并为他（以及顺宗）上尊崇谥号以告慰父祖在天之灵。可见，李纯在整个西北地区的总体战略构想的主题应该是积极的。因此在回鹘请婚问题上他才持消极态度——在他看来，回鹘的请婚没有巩固唐在西北的战略地位，相反还会妨碍唐将潜在优势转化为实在胜利。杜牧的诗作《河湟》可以旁证这一点，《因话录》在记载元和十五年吐蕃人的动向时也从唐的对手角度透露了那么一点线索：“蕃人未知宪宗弃天下，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可知，在这个霸气十足的帝王眼中，他在黄河上游区域也是拥有优势的，就象他在和黄河下游几个强大藩镇的较量中取得的优势一样；相比之下文官要悲观得多，他们对外部形势的剖析赖以成立的前提是：自从对河、湟诸州及更西更远区域的统治和盛唐一起结束后，王朝在西北处于弱势地位。皇帝和官僚们对形势的基本判断完全相反，而他的过份愎戾固执又使分歧加深了。也许，伊难珠来到长安正提醒了胸衾博大的皇帝将目光从淮西、从河朔收回，徐徐投向广袤无垠的西北。那里有肥马长草，有碛日瀚海，有贞观遗风开元霸业在等他去追寻……保义可汗以区区三千铁骑陈兵边境岂能改变他的远大志向，更毋庸说那些至少在表面看来是驯服的文职官僚了。就在大臣们高谈“古之和亲有五利而日无千金之费”的时候，李纯却脱口背诵出了这样的诗句：
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被反驳和讽刺的文臣们敏感的内心会有一番什么滋味，就不得而知了。以色列的艾森斯塔德教授认为，中国政治斗争的主要焦点之一是皇帝总是强调更大的集体扩张目标，而儒教士大夫则倾向于限制这些目标。在李纯和他的大臣们之间，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加剧了。
在斗争中，李纯是借助独立于官僚机构和派系外的私人属员，比如宦官，来行动的。但在元和四年冬讨伐成德的战争中，这种作法发展到了极不合理的地步。他所宠信的宦官和弄臣吐突承璀被委以诸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等重任。内臣典兵在唐朝不算少见。但他们大多出任行军司马或监军，直接掌握的武装基本上以卫戍京师的左右神策军为限。吐突承璀却开了一个宦官直接出任统帅的先例。这是文职官僚集团无法接受但最终也未能改变的人事安排。问题倒不在于李纯无视官僚的强烈抗议，甚至也不在于他对宦官的重用。重要的是他的一意孤行背后隐藏的动机。幽州的谭忠以经典的策士口吻向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一语道破其中奥妙：“往年王师取蜀取吴算不失一，是宰相谋也。今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付中使，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此上自为谋以夸服臣下。”寥寥数语就为李纯勾画出一个生气勃勃、争强好胜的调皮形象。对藩镇取得两次重要胜利后，李纯想的却是要撇开庞大的文职官僚集团单独行动，并证明他有比之文官优越的政治智慧。那种强烈、迫切的表现欲让我想起了《游龙戏凤》里的正德皇帝。他是通过豹房自行其事的。有时候，甚至连外在于文官系统的独立媒介都不要了：那位荒谬绝伦的天子干脆凭借一道诏书分身为二，摇身化作两人：天子朱厚照和总兵官朱寿。前者留在京城继续充当文官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并应付他们的絮叨，后者却纵横驰骋于宣府、大同的高山大漠之间，去实践纯属他个人的梦想。李纯也不甘心被文官行政系统和凝练与这个系统上的制度理性禁锢自己尚未泯灭的顽皮心性。但他倒没有象正德皇帝那么分身有术。他选择了一个可能不那么富于想像力，却更为稳妥的办法——让吐突承璀来充任自己的替身，挣脱那些逼人就范的制度框囿，率领着天子自将的禁军奔赴千里沙场。
不管是分身还是替身，都是皇帝为自我价值能越过文官制度完成自我实现而变的戏法。精灵古怪的戏法对文官们所极力维护的政治运作框架构成了莫大讽刺，甚至是威胁，招致他们的反感。在心目中，李纯把文职官僚放在了对手的位置上，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合作者位置。只有平定河北的帝业才能使文官们在西蜀、东吴的相业黯然失色。吐突承璀不过是他手中的一架提线木偶、和官僚们开展赌赛的一件工具罢了。
如果围绕回鹘请婚展开的争论表明李纯和他的官僚们在军国大政上存有严重分歧是因为对全局所作的判断截然相反，那么对吐突承璀的任用则说明他们甚至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君臣关系定位上的，因而也是根本上的问题。可以说，李纯和文职官僚在诸多实际问题上的矛盾都仅仅是这两种重大对立的具体表现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例子已经能为文职官僚集团在元和宫变中的表现作一很好的铺叙了。对李纯进行远距离观察的史学家们可以不吝惜他们的溢美之辞，但对于必须与这个极具个性的皇帝共事的文职官僚来说，他可能远不是那么理想。当然，这并不是说皇帝和他的官僚们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正相反，李纯象一个高明的骑手，有节律地张弛着手中的缰绳，使得他跨下的官僚集团收敛起固有的脾性，向着他预想的方向扬蹄，拖动帝国车驾骎骎向前。十几年之间，由蜀而吴，由风雪蔡州城到对桀骜不驯的淄青犁庭扫穴，中央政权在对藩镇的战争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