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已经20岁了。依照明朝的常制，一般在16岁左右就会大婚，而后出阁讲学接受教育。朱常洛21岁才大婚，可见神宗对他的冷淡。朱常洛大婚之后，就移居慈庆宫居住，但是，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中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而且防卫甚差，神宗仅仅派了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来防守。宫中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得几个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似乎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除了在吃住等方面迫害朱常洛，郑贵妃一伙人还处心积虑的要除掉皇太子，由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取而代之。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慈庆宫发生了梃击一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时分，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倒了几个守门的老太监后，便直奔太子就寝的大殿而去。朱常洛的贴身太监见外边的太监拦截不住，马上关闭了大殿的大门，并临窗大声呼喊“抓刺客，抓刺客。”后来，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与同时赶来的几个太监一起才将这名陌生男子制服，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第二天，朱常洛将此事告知了神宗皇帝，说有人行刺。神宗听候大惊，急忙派人提审这名行刺的男子。审讯完毕后，御史刘廷元就将讯问的结果奏报给皇帝，说这名闯宫的男子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的百姓，语言颠三倒四，看起来有点颠狂，话里头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但又有些狡猾，看来要认真审问。后来神宗又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对张差进行共审，结果却是张差因被人烧了柴草，要来京城申冤，在城里乱闯，又受气颠狂，受人诳骗说拿一木棍可以当作冤状，然后乱跑，误入慈庆宫。前后两次的结果几乎完全不一样，在这次的供状中，不仅没了“吃斋讨封”的话头，连带狡黠的性格判断也没有了，变成纯粹的一个“疯颠”的结论。负责审理此案的胡士相等人的人为，张差持武器乱闯宫殿，违反了不得再在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的法律，应该马上对张差问斩。但是，这种供词和处理的结果却引起了朝中一些官员的怀疑，他们认为前后两次供词差别如此之大，似乎并非偶然。联系到这段时间郑贵妃的种种活动，在联系到太子之位引发的种种争斗，这个事情恐怕有人在背后操纵，而且似乎就是冲着皇太子朱常洛去的。为了皇太子的安危，刑部提牢主王之寀决定彻查此案，他在牢中亲自审问张差，见张差身强力壮，样子决不像一个疯颠之人。王之寀就引诱他说：“说实话就给你饭吃，不然就饿死你”。并把饭菜放在张差的面前。张差看着香喷喷的饭菜，口水直流，最后低头说道：“我不敢说。”这时王之寀命牢中其他狱吏回避，说我让他们都走开，你只对我自己说。最后张差的招供说：“我小名叫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有个不知名的太监要我办一件事，事成之后给我几亩地种！后来太监骑着马，引我入京。到了一个大宅子，一个太监给我吃完饭，说：‘你先冲进去，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你！’然后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的拦住我，我把他打倒在地。太监多了，我就被抓住了。小爷（皇太子）福大，没打着。”王之寀听后大惊，明白了这次张差行刺确实有宫里的人在背后指使，而且目标就是皇太子。王之寀马上将审讯的结果上奏朝廷，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大臣们议论纷纷，都认为这个事情背后肯定有宫里的大人物指使，而且暗示此事的主谋一定是郑贵妃。并且郑贵妃的父亲郑国泰也脱不了干系。
案子的线索已经很明确了，神宗却像有什么隐情似的犹犹豫豫，将这几个人的奏折全都留中不发。又另外派人查究此案。就在这时突然有人移交了一份蓟州知州戚延龄的奏折，折子中说，经过调查张差这人确属疯颠之人。于是，“疯颠”二字再次成为梃击一案定案的依据。但与此同时，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于五月二十日再次提审张差时，却得到了更为惊人的供词。这一次，张差供认：“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儿峪居住。又有姊夫孔道住在本州城内。不知姓名的太监，是修铁瓦殿的庞保。大宅子，是住朝外刘成的。三舅、外父常往庞保处送炭，庞、刘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来，说打上宫中，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事情结束有吃有穿。刘成跟我来，领进去，又说：‘你打了，我会救你。’”张差前后供词一再变化，官员们的态度似乎也分作两派，案子之中似乎确实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内幕，但却又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楚。此时，案子似乎又牵涉到两个太监，即庞保和刘成。然而，太监为何要顾凶刺杀皇太子呢？因为这两个太监几乎还不认识朱常洛是谁？根本没有要杀他的理由。是不是幕后还有其他的更大的主使者呢？
后来，经过进一步的查究，确认庞保、刘成系郑贵妃翊坤宫的太监。向来很受郑贵妃的喜爱，是郑贵妃的两个心腹太监。但是，事情虽然明摆着可能与郑贵妃有关，而且大臣们也一再上疏，要求彻查。但是，慑于郑贵妃的权势，大臣们并没有直接提到郑贵妃和外戚郑国泰，郑国泰竟然自己按捺不住，写了一个表明自己清白的帖子，上奏万历皇帝。这几乎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给事中何士晋抓住这个时机上奏神宗说：“大臣们上的折子并未说到国泰就是主谋。张差的口供也还没有交上来，国泰就变得如此慌张，不能不对其有所怀疑。”但是，一旦事情牵涉到了郑贵妃，神宗就不愿意再把事态扩大了。因为，郑贵妃毕竟是他的第一宠妃，并且自己也曾许诺过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即使郑贵妃做出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好说什么。更何况郑贵妃整日向神宗哭泣，早就把万历的心给哭软了。于是，神宗就让郑贵妃去见太子朱常洛。贵妃见太子后，极力为自己开脱，并向太子下拜。神宗也在一旁帮郑贵妃开脱，最后朱常洛只好答应神宗，这个案子，把张差这样疯颠得人，处决了就行了，不必再有株连。并说又说：“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说你们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皇太子都这么说了，群臣们也不好再说什么。没过几天，刑部就结了案，将张差被凌迟处死。庞保、刘成在张差死后，见死无对证，便百般抵赖，最后，被神宗密令处死。到此，这个案子就算最终结了案。但是，案子背后主谋到底是谁？张差为什么要刺杀太子？神宗为什么要秘密处死庞保、刘成，这个案子与郑贵妃到底有没有牵涉，到了这一步便谁也说不清楚了。
案子就这么由头无尾的结了。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案子中的诸多疑点表明，定然与郑贵妃脱不了干系。从案卷的记录来看，张差也许确实属于类似疯颠的人，但是，他不是完全的的疯子，能够在人的引诱和指使之下行事，郑贵妃等人寻找这样的人行事也许正是为了不惹起怀疑。但这只是后人的推测，事实的情况是否如此，没有充足的证据，谁也不敢说的确就是如此，历史的疑案就是如此，若即若离，充满迷烟，但这也正是它的迷人之处。
第三部分 “红丸案”始末（1）
皇太子朱常洛好不容易才挨到神宗朱翊钧逝世，登上皇帝的宝座。此时的朱常洛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这个皇位可谓来之不易。
首先是登上皇太子的道路艰险，神宗朱翊钧宠爱郑贵妃而不喜欢朱常洛的母亲宫女出身的王氏。神宗曾与郑贵妃密誓一定会立他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是这又违反了明朝嫡长子继承制度，不仅遭到朝内大臣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引起了皇太后的不满。在皇太后和群臣的压力下，神宗被迫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洛虽然被立为皇太子，但是神宗并没有拿他当皇太子对待。太子东宫的防卫也十分的松弛，以至于后来发生了暴徒张差闯入，欲行刺太子的梃击疑案。这个案子明摆着是郑贵妃在幕后搞鬼，但是神宗不想将郑贵妃卷入案子之中，便想办法让太子朱常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朱常洛的地位也由此有了一丝提高。一方面，他得到了朝中诸臣的大力支持，同时他还取得了万历的欢心，这一事件后，万历皇帝感到下不来台，便要郑贵妃亲自向太子常洛求情，太子长期受郑贵妃一伙的压抑，总感觉太子的地位朝不保夕。现在郑贵妃亲自向他求情，真有点受宠若惊，便痛快地答应了郑贵妃的请求，自己出面向群臣说明梃击一案与郑贵妃无关。这一举动令万历皇帝十分的高兴，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逝世，临死之前他嘱托内阁首辅方从哲及司礼监太监要齐心协力辅佐皇太子朱常洛，皇位在平静中完成了由神宗到光宗的交接，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然而，平静中潜伏着的是凶险的风波，不愿意看到朱常洛登上皇帝宝座的郑贵妃，虽然暂时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但这并不证明她放弃了为儿子谋求皇位的野心。此时的郑贵妃见明功不行，便改变了策略。
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后，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他发内帑犒劳前线军队，解决了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还停止了民愤甚深的矿税太监的活动；起用了许多万历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遭贬斥的大臣；他还亲自考课大臣，破格提拔人才。种种作为，显示出光宗皇帝要做一代明君的努力。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而是随着光宗德突然驾崩，而变成一个历史的春秋大梦。
神宗驾崩之前，曾经留下一纸遗诏，要朱常洛继位之后封郑贵妃为皇后。但是，朱常洛三十多年来，受尽了郑贵妃的压制和打击，直到现在郑贵妃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现在，神宗遗诏竟然要他封郑贵妃为皇太后，这就意味着她还可以通过垂帘听政来控制自己。光宗怎么会同意呢？而且这种做法显然也不符合祖宗的典章制度，也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郑贵妃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便想出了一个更为阴毒的计策。她知道朱常洛在做太子期间受尽了压抑，更别提接触女色。由此，她打算为光宗进献几名绝色美女，然后通过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些心腹美女，来控制光宗。在朱常洛继位后不久，郑贵妃便挑选了八名绝色美女，并同大量的金银珠宝、珍奇玩物进献到光宗的寝宫之中。光宗的精神长期的处在压抑之中，此时作了皇帝，见连最恨自己的郑贵妃都对他那么好，不免一时飘飘然起来。在政务之余，开始贪淫纵欲，整天在后宫与美女们一起厮混，纵情淫乐。酒色掏身，光宗的身体本来就十分的虚弱，又经女色这番折腾，一时间元神大耗。不到半个月便一病不起了。关于这段历史，在文秉《先拨志始》中也有所记载：“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时。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由此可见，光宗的身体应该是本来就很弱，光宗在即位之初也确实是很勤政的。而且，郑贵妃向光宗进献美女也应该是事实。
光宗病倒之后，皇帝身边的太监召御医崔文升来给圣上把脉，光宗本是纵欲伤身，身体虚弱以致卧床不起。这个崔太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诊断为肾虚火旺，需要泻火，便给光宗皇帝开了一副药性很强的泻药。结果，光宗服药之后，一夜之间便泄了数十次。精神萎顿不支，口干唇裂，面色青紫。随时都有大行升天的危险。郑贵妃也昼夜派人前来闻讯，却不提光宗病情，只是一味的催逼光宗封她为太后，光宗无奈，在病榻上诏谕礼部准备大封。大臣们见皇帝突然病重，都认为是崔文升庸医误人，或另有阴谋。主张严惩崔文升。这个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朱常洛患病后，崔文升以掌管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奉一种药性极为猛烈的泻药后。朱常洛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缛之间，几近衰竭，可见这个崔文升是致使光宗卧床不起的主犯之一。并且联系到此前郑贵妃进献美女，可见这两件事情都是事先有预谋的。清人张廷玉所编的《明史…崔文升传》中也认为：“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但这只是后人的推测，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崔文升就是受了郑贵妃的指使。
第三部分 “红丸案”始末（2）
光宗病重之时，郑贵妃依然住在乾清宫，等待封她为太后。朱常洛的外戚王、郭二家发觉郑贵妃可能有异谋，便向朝中的大臣们哭诉：“崔文升进药是故意，并非失误。皇长子朱由校也常常私下里哭泣：‘父皇身体健康，何以一下子病成这样？’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包藏祸。”大臣杨涟、左光斗等人听后，立即上了一道奏折，分析皇上“圣躬违和”的原因，指责崔文升违反药理，故意用“相伐之剂”，致使皇上“圣躬转剧”，主张将崔文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并且建议皇帝收回进封皇太后的成命。让郑贵妃先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此时，光宗的身体已经有所好转，还同两位大臣见了面，交待了一些朝中的事情。
但是，谁会想到接下来光宗却神秘的驾崩了呢。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以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便在觐见奏事完毕后，向光宗提起李可灼进献红丸的事情。光宗听了之后，很感兴趣，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来了之后，为光宗把脉，并把光宗的病源和“仙药”的神奇说的是天花乱坠。光宗大喜，急切地要求李可灼速速服侍自己进药。光宗吃完药之后，顿时感觉浑身舒畅，全身暖润。说这果然是仙药，大臣们见皇上的病情好转也都十分的高兴，便从乾清宫退了出来，只留了李可灼及几个近侍的太监在身边。光宗皇帝服药后感觉十分的舒服，怕药力不济，就又向李可灼要了两粒仙药服下。此时，外官派人前来探问皇上的病情如何，李可灼说皇上服药后，病情已经稳定，大臣们认为李可灼为皇上诊病有功，令赏李可灼白银五十两，绫罗两匹。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凌晨，光宗的形势便开始急转直下。朱常洛服用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五更时分病情突然恶化。大臣们听到太监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时，皇上已经“龙驭上宾”了。
光宗从继位登基到突然死亡，满打满算才三十天的时间。有幸成了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同时，光宗皇帝的死因也是扑朔迷离，在他死后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并为历史留下了一个千古疑案。光宗到底是怎么死的？李可灼所进红丸究竟为何物？围绕这两个问题大臣们争论不休，相互攻击。有人认为，这件事与郑贵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