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的是，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附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去世。
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像，无不尽归笔底。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李白是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韩愈也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在死因上后人却存在着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李白是病死的。李白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在他的文集《草堂集序》中写道：“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唐代李华《故翰林学土李君墓志序》云：“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李白〕年六十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李白死后二十九年，刘全白在唐德宗贞元六年（791）作《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也说：“君名白，天宝初诏令归山，偶游至此，以疾终，因葬于此。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墓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李白死后一百多年，著名的学者皮日休在《七爱诗》中也曾说过“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古代文献所谓“疾亟”、“赋临终歌而卒”、“以疾终”，都明白地告诉人们，李白是病卒的。
现世学者郭沫若从文献记载的“腐胁疾”得到启发，从医学角度进行研究推测，认为李白六十一岁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决计从军，可惜行至金陵发病，半途而归。此为“腐胁疾”之初期，当是脓胸症。一年后，李白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化，向胸壁穿孔，由“腐胁疾”致命，最终死于当涂。但是，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
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李白不是病死，而是醉酒后溺死。李阳冰《草堂集序》说“疾亟”，刘全白《李君碣记》说“疾终”，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卒于此”，都不说得的什么病；到了皮日休《七爱诗》中才突然冒出个“腐胁疾”，李白自己也从未提起，为他撰集序与撰墓碑者也从未言及，皮日休生活的年代离李白死去已有一百多年，他从何得知李白是死于“腐胁疾”呢？郭沫若据此推断李白的死因是不妥当的。
李白一生嗜酒成性是出名的，因有“醉仙”之称。玩读李白诗作，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诗人的《将进酒》有“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叙赠江阳宰陆调》有“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赠刘都史》有“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训岑勋见寻就元丹邱对酒相待以诗见招》有“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月下独酌四》之三有“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李白的死会不会与他喝酒有关呢？
五代时期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记载：“（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捉月而死。”这种说法认为李白是醉酒溺死的，此说正史虽然没有记载，但屡见于文人歌咏。
北宋初期梅尧臣《采石月下赠功甫》一诗说得最为明白：“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醉中在船上爱江中皎洁月影，以手于江水中戏弄月影而翻身落水溺死。这不是比兴，而是实写。那么，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持何看法呢？宋朝陈善《扪虱新话》记道：“坡（苏东坡）又尝赠潘谷诗云：‘一朝人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可见，他也认为李白是醉入水中溺死。元朝时候的学者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说：“（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元代祝成辑《莲堂诗话》也说：“宋胡璞，闽中剑南人，曾经采石渡题诗吊李白：‘抗议金銮反见仇，一坏蝉蜕此江头，当时醉寻波间月，今作寒光万里流。’苏轼见之，疑唐人所作，叹赏不置。”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五《太平州…祠墓》在研究了李白病死与溺死的两种说法后提出疑问：“而捉月之说，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耶？抑小说多妄而诗老好奇，姑以发新意耶？”那么，李白可能不可能像这些人记载的那样是溺死呢？假若是溺死，为何时人并不加以记载？
近代学者郭启宏力主李白是溺死的，他在《李白之死的考证》一文中写道：“溺死在封建时代被认为‘横死’非‘善终’，依古礼属不祥，亲友不能吊唁，还有碍子孙前程，为了掩饰真相，往往当作病故。于是，既顾及忌讳又不甘造假的亲友提笔行文之际未免踌躇，不得已而闪烁其辞。”刘全白于李白死后二十多年撰写《碣记》，当时，李白的儿子伯禽仍然在当涂，于是刘全白恐有碍伯禽及子孙前程，为他避讳而写作“疾终”。其他的人也因为这个原因闪烁其辞。
学者安旗的观点与之相同，他在《李白纵横探》“李白之死”一节中写道：“稗官野史就完全不足凭信吗？从李白当时近乎疯狂的精神状态来看，这种情况（指溺死）是可能的”。在他的著作中，他还描绘了李白临终的情景：“夜，已深了；人，已醉了；歌，已终了；泪，已尽了；李白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了。此时，夜月中天，水波不兴，月亮映在江中，好像一轮白玉盘，一阵微风过处，又散作万点银光。多么美丽！多么光明！多么诱人！……醉倚在船舷上的李白，伸出了他的双手，向着一片银色的光辉扑去……船夫恍惚看见，刚才还邀他喝过三杯的李先生，跨在一条鲸鱼背上随波逐流去了，去远了，永远地去了。”
正像安旗描写的那样，在传说中，李白不仅是溺死的，而且在死后，他“骑鲸升天”了，骑鲸之说，最早见于晚唐诗人贯休的《观李翰林真》：“宜哉杜工部，不错道骑鲸。”到了北宋，文人歌咏便将骑鲸与捉月连起来。如梅尧臣在《采石月下赠功甫》中还写道：“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郭祥正《采石渡》中写道：“骑鲸捉月去不返，空余绿草翰林墓。”金代李俊民《李太白图》：“谪在人间凡几年，诗中豪杰酒中仙。不因采石江头月，那得骑鲸去上天。”当然，这只是文人墨客的美好想象，我们不必信以为真。
对于李白有可能溺死，杜甫在冥冥之中仿佛有预感。他在“三夜频梦”李白之际，作《梦李白二首》，反复提出自己的担心：“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杜甫深知李白嗜酒，也知李白晚年正“病起暮江滨”。但醉与病都不使他担心，唯担心有舟楫失坠的可能。这种担心不能说事出无因。起码可以说是杜甫在往年与李白交往的实践得出的体验。李白之死难道真的被杜甫的担心所言中吗？
对于李白是否是病死或溺水无论肯定或否定都无法加以确证，他的死因只能成为千古疑案了。
第三部分 宋太宗弑兄悬案
中国古代社会自夏禹传位于子启，即开始了帝王子承父业、世代为君的先河。从此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社稷永存，福绵子孙”成为历代封建帝王恪守的信条，很少发生既有子嗣而拱手将皇位传与他人的事件。但是宋朝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自己有儿子，却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赵光义。
公元976年（宋开宝九年），赵匡胤年方五十，正当年富力强的年龄，就在国家需要他大展宏图时，赵匡胤却病倒了，十月二十晚上，卧床不久的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突然去世。赵匡胤有子嗣，按照前朝的皇位继承制度，皇帝之位传给儿子理所当然。可是赵光义却最终继承了皇位，巧合的是，赵匡胤驾崩的那天夜里，只有赵光义一个人在场。
关于赵匡胤之死，官修的宋史均是语焉不详，原因可能是自宋太宗赵光义以后北宋皇帝均是由太宗一支人继承有关。直到南宋才在孝宗朝史官李焘所编录的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里简单地记录了一下，不过说法也是极为简单模糊，后人根本看不明白。野史倒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然而记载说法不一，不经推敲。赵光义即位，成了历史上一宗离奇的悬案。
在宋朝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中曾经记载了关于宋太宗即位的“烛影斧声”的故事，宋代有个叫文莹的老僧写了一本书，名叫《湘山野录》，其中提到了赵匡胤之死。说赵匡胤听信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召赵光义入宫安排后事。当时赵匡胤患病已久，他把宦宫和宫女撤走，自己与赵光义对酌饮酒。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留宿寝宫，第二天天刚刚亮，赵匡胤不明不白地死了。赵光义受遗诏，于灵前继位。这种说法是最传统的观点，但是也是最受非议的观点。按照宋朝的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也许这是一场妻先策划的血腥谋杀，“烛影斧声”只不过是宋太宗登位的一种粉饰。
《烬余录》对“烛影斧声”的故事又进行了深化，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之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起身调戏花蕊夫人，但是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到了地上。于是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逃回府中。这一记载好似赵光义杀死其兄是迫不得已的，事实上掩盖了他蓄谋已久的篡位野心。
《涑水纪闻》里记载：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却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这一记录也存在疑点，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么？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史学家们透过这些当时的野史记录，大致认为太宗与太祖积怨深久，太宗篡位夺权的事情是属实的。当时太祖在后周做武将，东征西战，功绩极大，受到了将士们的广泛拥护，所以太祖做皇帝，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只是在太祖“龙袍加身”的事件中，宋太宗与赵普是主谋，功劳确实很大。当太祖临终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时，野心很大的宋太宗一想到自己跟着太祖南征北战，对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心里便有一万个不愿意和不甘心。尽管传说杜太后临终有遗言命太祖先传位太宗，再传位弟廷美，子德昭，并立下“金匮之盟”，在正史中也记载着太祖说赵光义“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不管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史学家们分析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太祖不愿从母愿立弟，但是没有果断立子，并且就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单独召见太宗赵光义，于是使得赵光义夺权称帝，也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的疑案。
宋太宗在即位做了皇帝之后，马上就施展伎俩逼死了弟弟廷美，侄子德昭、德芳（太祖第四子），为自己皇位的稳固免除了后顾之忧。另外宋太宗为了防止前朝大臣怨恨激愤，就下令让他们去修《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让他们天天沉没在纸堆中，不让他们有时间发牢骚；对于范质、王溥等朝廷重臣，太宗采取了威逼利诱的策略，牵着这些老臣的鼻子走。另外他还发动了两次对辽战争，将朝野内外的注意力转移到边防上去，同时乘机巩固了兵权。宋太宗在不用旧臣的情况下，不断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他在位二十余年，常常几天几夜地亲自阅卷选拔官吏，先后选士达到数万人之多。另外在选拔的这些士人之中，宋太宗还比较喜欢重用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苏轼就曾在《东坡志林》卷三中尖锐地指出“西汉风俗谄媚，太宗朝也有谄媚之风”。在旧臣修书，新臣谄媚的情况之下，那些五代遗臣入宋任史官的沈伦、李穆、扈蒙等人时时刻刻谨慎言行，平日里那些著述的文章也大都销毁，连腹诽都不敢，哪里又敢提到太宗的不是。所以太宗的“烛影斧声”的原委在朝野没有人敢议论半句，正史中也没有记载。
为什么太祖时期的起居注没有提到“烛影斧声”的事件呢？按理说从周代产生史官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遵守着天子不看起居注的规定。当年宋太祖在世时，与其弟赵光义的斗争十分激烈，怕有些内容泄露出去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对宋朝的统治不利，于是议事常常回避史官，史官也就不能记录到什么实际的内容，只记一些君臣见面辞谢等无关痛痒的事情。到太宗朝时恢复了正常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制（它是唐高宗时设下的由宰相记录的皇帝与君臣的奏对即时政记），可是偏偏在宋太宗朝时，太宗一反皇帝不看起居注的规定，命令参知政事记下的时政记必须先送太宗审阅，然后再送史馆。还有当时的起居注院所编著的起居注也必须先送太宗审阅后再交给史馆，如此一来，在太宗与大臣的对话中，凡是不利于太宗的，宰相和史官都必须回避粉饰，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太宗后，宋朝历代所修的时政记、起居注都要先拿给皇帝看再送交史馆，这样皇帝的言行就无法保证全部如实记录，所以宋代的正史是有很多疑点的。
太宗还亲自挑选了一批官员来修《太祖实录》（皇帝实录是撰修一代国史的基础材料），虽然《太祖实录》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不过从后代所撰修的《宋史》来看，《太祖实录》并没有提供充足的事实，不是一部信史的素材。
所以说宋太宗是用权势来治史，虽然这样使得宋朝正史对太宗夺权一事记载不多且多有隐讳，使我们不可尽知太宗的篡位之事，但是太宗皇帝毕竟有他鞭长莫及的地方，当时辽国的史官就在《辽史》中记载了宋太宗篡位的事。而在北宋的正史中也做过曲折的表述，太宗晚年想传皇位给他所钟爱的长子楚王元佐，可是元佐却要父王遵守那个“金匮之盟”来成全叔父，以免陷君父于不义，可是太宗不听，元佐一气之下假装发疯，来表明自己不做皇帝的决心，这实际上也在暗示着宫中的昔日往事。而宋高宗赵构由于无子，传位给太祖的七世孙，即宋孝宗，之后，孝宗朝的史家李焘马上就在他所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提到了“烛影斧声”这件事，孝宗还赞扬他记事真实可靠。不过这些记史由于缺乏当时的史料，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