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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 月20日，一艘德国潜艇在英国周围的准许攻击敌舰的封锁区遇上了美国战斗舰“得克萨斯号”。迄今为止，美国军舰一直是绕开这一封锁区的，因此，德国潜艇指挥官怀疑这艘军舰如同美国的五十艘驱逐舰那样是交给英国的。他对这艘军舰进行了攻击，但未击中，同时他向我报告了这艘军舰在封锁区的详情。我接到了这个报告后，为了慎重起见，就马上按照希特勒的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冲突的决策，发布了命令：“美国军舰即使进入封锁区也不得对它们进行攻击。因为我觉得，尽管准许攻击的命令仍然有效，但已与元首的政治意图不相适应了。”（潜艇司令1941年6 月20日的作战日志）
由此可见，德国潜艇想尽量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
第二天，7 月21日，遵照海军作战部的一项新的指示，给潜艇发出了关于如何对待美国军舰的电报：“元首已命令，在以后几个星期中，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要在一切可以设想的情况下，按此精神行事。此外，在另有命令之前，只许攻击封锁区内外确属敌人的驱逐舰、战斗舰和航空母舰之类的军舰。军舰熄灯航行，不能被看作是敌舰性质的证据。’因此，根据这一命令，德国潜艇不得再对它的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即驱逐舰、护航舰和巡防舰———也包括英国的——进行攻击。如果这类敌舰侦察到一艘潜艇，接着就以深水炸弹或火炮对它进行攻击，而潜艇却不得对之进行自卫。
于是，德国潜艇在战争中就落到了这种从未有过的境地，即旧敌和新敌都可以凭借一个破坏了中立的“中立国”得以进攻潜艇，而潜艇尽管受到敌人的进攻面临被消灭的危险，也不得进行自卫。
只是后来下达了一道补充命令，才准许德国潜艇在受到持续攻击时，可以为了自卫而进行抵抗。
但是，情况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1941年9 月4 日，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和德国潜艇之间发生了一起意外冲突事件。美国历史学家威廉·Ｌ·兰格和Ｓ·埃弗雷特·格利森在他们的著作《世界危机和美国外交政策》中的《1940—1941年的不宣而战》这一卷的第743 页上提到了这件事（书名本身就说明了许多问题！）：“格里尔号’事件的真相，简单地说，是这样的：美国的一艘驱逐舰载着旅客和邮件驶往冰岛，这时，一艘英国巡逻艇通知它说，有一艘纳粹潜艇潜伏在前面十涅处。于是，‘格里尔号’侦察到了这艘潜艇，跟踪了达数小时之久，与此同时，它与潜艇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发出无线电报。潜艇指挥官迫不得已，终于发射了两枚鱼雷，都未命中。驱逐舰放了两枚深水炸弹来回敬，结果情况不明。这一起意外的冲突事件发生在离冰岛约一百七十五涅处即德国人宣布为战区的区域内，而距离美国军舰受命进攻和消灭水上作战的舰艇的活动区还有一大段路程。“格里尔号’指挥官在潜艇发射鱼雷后作出的反应是理所当然，无可指责的。但另一方面，有关这次事件的消息在美国官方和私下场合所引起的愤懑情绪却是很难理解的。请想一想，当‘格里尔号’发现了潜艇，紧紧地跟踪了数小时，并通过情报使英国飞机便于进行攻击，而面临死亡的人们最终却不对他们的跟踪者进行抵抗，岂非咄咄怪事！”
从这两个美国历史学家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潜艇由于美国驱逐舰的跟踪，受到了威胁，有理由出于自卫而发射没有命中的鱼雷。接着，德国潜艇就不止一次地受到从‘中立”的美国驱逐舰那里获得关于潜艇方位情报的英国飞机的轰炸。
这两个美国历史学家在最后一部分的叙述中，讲到了正义在德国潜艇一边的这次意外事件在美国公众中产生的政治上的后果，罗斯福总统应对此后果负有责任。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利用这次意外事件企图使美国人民相信：从现在起，必须结束美国人在大西洋的“不参战”状态，美国军舰现在也必须攻击和消灭德国潜艇。在1941年9 月Ｕ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罗斯福总统对美国人民谈到了这一意图的理由：“大家务须认清，需要我们冷酷无情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告诉那些妄图征服世界、建立永久的世界霸权的惨无人道、贪得无厌的冒险家们：‘你们企图把我们的子孙后代，置于你们的恐怖统治和奴役之下。
你们现在已侵犯了我们的安全。
到此为止，不许你们再继续下去！’”
接着，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于1941年9 月15日向美国舰队发出命令：“对轴心国所有袭击商船的舰艇，不管它们是水上海盗还是水下海盗，都应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予以捕获或歼灭之。”
在美国总统发出这一“开火令”之后，从1941年9 月起，美国在大西洋战场上就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了。
但是，德国政策的原则，仍然是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战争冲突。尽管罗斯福发布了新的“开火令”，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相应地限制德国潜艇的命令依旧不变。
美国的这种非中立的、战争的行为，当然使德国潜艇和美国驱逐舰之间的进一步冲突成为不可避免。
对此，兰格和格利森这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上述历史著作中写道：“令人奇怪的不是击沉一些美国船只而是没有击沉更多的美国船只。”
1944年3 月27日，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金在他向美国海军部长写的报告中，谈到了他的部下在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对这种不仅非中立而且是战争的行为所持的态度：“尽管人们可以用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待形势，而美国海军对大西洋上发生的事件则持一种现实的态度。”
美国的这种在战争史上和国际法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行为，至今未受到任何一个国际法庭的调查，更不用说惩罚了。
但是，与控告者的愿望相反，尽管我们在1941年12月 11 日由于我们的盟友日本参战而对美国宣战，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却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德国对美国发动了一场进攻战。在最后一场美德战争中，进攻者毫无疑义地正是美国。
十七、对美国宣战后，您认为出现了什么样的战略形势？
1941年9 月17日，我作为当时的潜艇司令，陪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去同希特勒进行一次会谈。雷德尔根据海军作战部的建议，试图通过元首发布一项新的命令，来改善德国潜艇在大西洋的困难处境。这些德国潜艇只有在受到他们的主要对手驱逐舰、护航舰和巡防舰的直接攻击时，才可以实行自卫。
但是，在谈话中，希特勒似乎仍然想坚持他的观点，避免一切可能导致同美国海军发生意外冲突的事件。因为罗斯福总统肯定会充分利用这些意外冲突事件，在政治上采取其他措施来对付德国。
不过，希特勒在作出决定之前问我，如果他放手让潜艇攻击驱逐舰的话，潜艇能击沉多少驱逐舰。我回答他说：“恐怕连一艘也击沉不了！”——因为不言而喻，潜艇的基本战略任务在于击沉英国的商船，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所以，德国潜艇只有在需要保障安全的时候，才可对敌方的驱逐舰采取战斗行动。我回答了之后，希特勒作出了最后决定，依然维持原先我在回答第十六个问题时已经讲过的对德国潜艇的命令。
在1941年9 月17日的谈话中，商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尽管我们尽了一切相应的努力，而仍将出现同美国的正式战争状态，到那时，我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遇到这种情况，我要求能及时地得到这方面的指示，以便潜艇在战争一爆发，就进入美国的海域。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领海是非常有利于进行潜艇战争的。
但是，形势却急转直下。1941年12月7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使德国大为震惊。之后，日本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而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认为有义务向美国宣战。
1941年12月9 日，海军作战部通知我说，取消一切以前关于克制地对付美国船只的决定。于是我要求立即派十二艘潜艇进入美国海域去进行一次有准备的“重点打击”。
这里，我必须就我在这段时间内所拥有的潜艇数字作一点补充说明。在我的作战日志1942年1 月1 日那天对此有一个精确的统计。
在这时期，德国在前线作战的潜艇总数为九十—‘艘。其中二十三艘在地中海，另外两艘根据海军作战部的命令还得进入地中海，六艘布置在直布罗陀海峡西面，四艘在挪威海域。用于吨位战的其余五十五艘潜艇中，由于严重缺少造船工人，有百分之六十还停泊在港口进行修理。
因此，在海上的前线作战的潜艇只有二十二艘，其中一半左右在往返途中。
在这场具有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的吨位战中，全部潜艇实际上只有十至十二艘在接近敌人，以便击沉商船。
即使在这种形势下，我在1941年12月9 日提出派遣十二艘潜艇进入美国领海的要求，也被海军作战部拒绝了，而只有六艘潜艇被允许在美国沿海进行初次“重点打击’。海军作战部在这方面的理由是：它认为，不能承担削弱地中海的战斗力的责任。与此相反，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让潜艇进入美国东海岸。我的基本原则就是：经济地使用潜艇，也就是说，尽可能地提高每艘潜艇在每个航海日中的击沉率。在这些航海日中，当然也包括往返航行的时间在内。因此，即使象美国东海岸领海这样遥远的海域，我仍然把它看做是德国潜艇能取得辉煌战果的战区，其原因也正在于我认为这个海域的防御能力——尽管经历了两年多的战争，尽管美国人在1941年大西洋战役中支援英国人时得到了教训——仍然是极其薄弱的。
这一估计得到了证实。为了进行初次的所谓“重点打击”，1941年12月间，只有五艘潜艇能驶离比斯开湾海岸进入美国领海。为了使这支微弱的力量尽可能有效地进行“重点打击”，当他们越过大西洋后，我就命令这五艘潜艇全部在同一天出击。
估计美国船只只会单独航行，而不会编队派护航舰队护送，因此，我把五艘潜艇也同样单独地布置在较大的、最有利于作战的海域。
“重点打击”成功了。潜艇出击获得了辉煌的战果。在美国海岸，潜艇看到的几乎是一派和平景象。等到美国改变这一局面和开始适应这一战争形势，还得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1942年4 月底起，美国人在他们的盟国英国人的强烈的催促下，才在美国的东海岸建立起第一批护航舰队。
这里，我想引述一个参加第一批“重点打击”的潜艇指挥官在他的作战日志里写的关于这艘潜艇的战斗情况：“真遗憾；当我驶近纽约的那个夜晚，除我而外，没有再增加两艘大型布雷潜艇一起全力攻击。更遗憾的是，今天夜里没有十至十二艘潜艇来替代我。我相信，一起出动定能大获全胜。我看见大约二十艘轮船，一部分船熄了灯，其间还有几艘大型运货船。它们全都紧靠在海岸边。”
对此，我在1942年2 月8 日我的作战日志中写道：“从指挥官的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能拨给德国潜艇司令部用于这场战斗的不只是六艘而是它所建议的十二艘大型潜艇的话，则‘重点打击’就会有力得多。这样难得的机会虽然利用了，并取得了令人喜悦的成果，但却未能取得在这次机会中实际上应能取得的东西。”
从12月中旬起，在我可以派第一批五艘潜艇前往美国海域之后，我又在以后几个月把所有可供使用的潜艇全部派往这一海域。所以，1942年2 月那次重新抽调二十艘潜艇投入挪威海域是一次严重的失策。我在回答第十五个问题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因此，由于所有这些潜艇用于其他方面，其结果是：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只能使十至十二艘潜艇同时在这极为有利的美国海域内作战。
对此，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描述美国船只当时在美国东海岸航行，由于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而受到严重损失时写道：“1942年初美国沿海遭受破坏，大约十二艘以上的潜艇在这一海域同时作战，这是从未有过的最惊人的事件之一。”
（罗斯基尔：《海战》第2 卷第96页）。
按照我的经济地作战的原则，在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中，我觉得，在使用潜艇时，也要经常让它们调换海域，并按照我对情况的判断，把它们派遣到运输频繁而防卫力量最为薄弱的地方去，以期取得最大的战果。这一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因此，在1942年6 月，鉴于建立了上述的护航队而使在美国东海岸一带的战果日见缩小，我就着重把一支潜艇队投入加勒比海，这一调动措施收效极大。
那时担任加勒比海地区海军司令的美国海军上将胡佛在我从施潘道获释后于1957年5 月6 日给我写了下面这封友好的信：亲爱的邓尼茨海军上将：我对您的健康和您在1945—1956年德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期所持的从容冷静的态度表示祝贺。对您来说，这是一种精神折磨，就如我在1941—1943年所经受的精神折磨一样。那时，我们正在加勒比海战场全力以赴地抵挡您的潜艇的惊人的猛烈袭击，这一战场的指挥官就是我。’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海军上将约翰·霍华德·胡佛。
1957年5 月6 日，美国海军（退伍军人）。
（华盛顿第八哥伦比亚区西北邮区三十四条街2732号）。
当时，这封坦率而又充满幽默的信使我高兴非凡。
我想扼要地总结一下德国潜艇在1942年上半年所取得的战果，以此来结束我对第十六个问题的回答。
根据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的统计，在这段时间内，轴心国的八艘潜艇总共击沉船只五百八十五艘，总吨位为三百零八万九百三十四吨，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域击沉的。
在这几个月内，所有在大西洋的德国潜艇平均每天——往返航行的大量时间也包括在内——取得的战果是：1942年 1月为二百零九吨，2 月为二百七十八吨，三月为三百二十七吨，4 月为二百五十五吨，5 月为三百十一吨，6 月为三百二十五吨。这一统计数字也包括那些同一时期为了挪威的安全而调去那里的潜艇根本就没有击沉或者只击沉极少的船只的数字在内。如果不把这些“哨兵”的航海日计算在内，那末上述每艘潜艇每日的战果还要多五十吨左右。
这就证明，由于被罗斯基尔称之谓“无利可图”的调动致使在击沉吨位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是多么重大。
由于在使用德国潜艇方面的战略错误，在上述这段时间内，在击沉数字上至少减少了五十万吨。
十八、到1943年春季为止，潜艇战获得了哪些成绩？
我现在得回答这一问题：到1943年春季为止，德国潜艇在对盟国商船进行吨位战中，取得了哪些战果。我想就这方面扼要地归纳一下，同时只想列举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1956年在他的英文历史著作《1939—1945年海战》中当时的一些统计数字。在罗斯基尔的统计数字中，还包括由于所谓“原因不详”的其他船只损失数字在内，这也可能是为潜艇所击沉的。
根据上述的1956年的统计，被潜艇击沉的计有： 1939 年：一百十四艘，总吨位为四十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六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