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获释前不久，1956年10月土日，一个美国｛ 己者在一本美国周刊中写道：“狮子①颇为自在。”——“为了保持工作能力和清醒的头脑，他毫不后悔，满怀憎恨地做着体操和阅读书籍。”
①指邓尼茨。——译者。
一个英国记者对我作了如下的描写：“海军元帅邓尼茨一直没有后悔的表现，他仍然是施潘道最危险的人物。”
在信仰和宗教方面，我们在施潘道受到法国神父们十分合乎人道的照顾。神父尼古拉评论我时写道：“他是一位完美的君子，显得有点谨慎。人们往往由于他政治上的狂热和对待盟国监狱看守人员十分谨慎的态度而谴责他。看来，退休的海军元帅邓尼茨愈来愈表现出怀有新的政治野心。”
法国教士尚茨在谈到我时说：“我一直很同情邓尼茨，虽然他还是所有人中最狂热的一个，不过他不象赫斯①那样是病态的，而是有理智和有自卫意识的。他被监禁以来就竭力使自己具有顽强不屈的精神。他肯定会想，你们从我身上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我是不会屈服的。”
①鲁道夫·赫斯，德国纳粹党魁之一。——译者。
以上所引的法文是我从米歇尔·Ｃ·韦瑟尔的重要著作《纽伦堡的脱险》一书中摘录出来的。
米·韦瑟尔在这本书中说，我这种十分谨慎的举止会使人们设想，我在释放后会重新有政治企图。对此，他写道，人们在作这样假设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在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继承人（这件事使全世界都感到惊奇）之前，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
韦瑟尔说对了。我在施潘道时期，以及早在。1945年5 月 22 日作为国家元首被拘捕后，根本没想到重登政治舞台，因为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及从战后的形势发展来看，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施潘道的克制态度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野心，而是由于我个性方面的原因。首先，如我在前面已讲过的那样，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什么罪。因此，我认为，我之所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受到无辜的判决，不得不在施潘道坐牢，可能是盟国的政治家们认为，作为国家元首希特勒的继承人在战后的德国是不容许有自由的。
在施潘道时期，我个人的观点是，让一切照原样保存着。
如同在战争结束时一样，我也曾这样命令过德国海军：不要销毁任何文件，因为我们的行动一直是光明磊落的、崇高的、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在纽伦堡受审时，我一直坚持这一看法，在审讯结束时，我还是这样明确地表示，我是被非法监禁的。
——这里我想引用我的辩护律师考茨比勒在公布判决之后对记者所作的解释。他说：‘在我看来，纽伦堡法庭对一个被证明为无罪的人判刑十年要算是最轻的惩罚了。”——这同我在施潘道时期对我罪责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因此，我并不感到有任何义务由于对我非法的监禁还要去为“款待”我的“主人们”效劳并对他们表示亲热。这就是我采取克制态度的主要原因！可是，这一态度对看守人员和监狱管理处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看守们显然尊敬我。即使不是全部也是极大部分的监狱长也这样。例如：如果我向一个看守打破沉默而向他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时）那末这个看守——多半是个老兵——总是马上很好地满足我的要求。当然，看守们的这些举动偶而也被监狱当局发觉，以致我由于在监狱里胆敢使用“命令权”而受到两次警告。——对此我当时只能报之一笑，因为，天晓得，这种权力不是我，而是监狱当局才配有的。
’但是，促使我采取克制态度还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从性格上来说，我不会在监禁后同看守们闲谈，同他们建立任何较亲密的关系，或者试图成为取悦于他们的人。如果一个人把精力耗费在这种地方，那末，他一定会象俗话所说，带着一只“空锅子”一事无成，毫无价值地活在世上。因此，我的自我克制是完全合乎我的天性的。也许，这种克制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我相信，如果我能反躬自省并力图使自己独善其身，那末，我就能十分顺利地度过监禁期。我尽可能地充分利用为监狱处所允许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那些东西，追根究源或者深入探讨，把它们弄清楚。我努力从我所能看到的那些书本中认真吸取精神上的东西，并尽可能地把它们化为自己的东西，因为自我修养是指人们把那些根据自己的观点从精神上加以“消化”了的东西变为属于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指人们仅仅读过一下稍稍记在脑子里的那些东西。
这样，我就打算按照歌德在他的《西东集》这本诗集的《苏莱卡》中的原则度过这几年生话，歌德写道：“人若不计得失，生活随遇而安；如欲一成不变，就会丢失一切。”
最初几年，我们是单独监禁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庭园里一起劳动时互相不能讲话，当我们离开单人牢房去洗东西或领饭时，更须保持沉默。——这种庭园劳动是在监狱围墙之内的一片沙地上进行的。在最初的“沉默期”，特别在往后的几年里，我们七个施潘道的犯人在共同的劳动中都找到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在庭园劳动中，我同前德国外长冯，牛赖特男爵相处了多年。今天我还满怀敬意地、衷心地思念着他。我认为他是我一生中有幸结交的一些最好的友人之一。我认识他是在1915年，那时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大使冯·汪根海姆男爵手下的一名参赞。有一次他应我们的长官海军少校克诺尔的邀请偶而来到“帝国布雷斯劳号”作客。当时我是克诺尔的副官，因而我也能荣幸地参加会见。——三十余年后，我们又在施潘道朝夕相处，我们在一起回顾往事和一生的遭遇。
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那几年的庭园劳动使我们常在一起，这方面他懂的东西当然比我多，因为在此以前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海上度过的。布这方面我也是要向他学习的。
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我们互相帮助，共同度过这些岁月。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健康状况坏极了，他已经年逾八十，感谢上帝，他总算在1954年 11 月被释放了。——我和牛赖特仅仅发生过一次争吵。牛赖特原是个好猎手，相反，我曾有二、三次应邀去猎小鹿，然而每次都是一无所获。（刚才我忘了说，有一次，我在非洲伴随一位熟识的农夫去捕鳄鱼。那条鳄鱼本来是可以被我猎获的，然而在关键时刻我却射偏了，于是，这条鳄鱼使劲地甩着长长的黑尾巴一头钻进水里去了。）在施潘道，每当牛赖特断定有田鼠在我们的沙畦里挖洞时，他就猎兴大发，在田鼠溜出来时，他总想扔它。我对待田鼠却同他不一样。我们发觉，田鼠特别爱吃水芹的根，这样，我们的水芹就枯萎了，这使牛赖特很伤心，因此他决心要消灭畦中的这些田鼠。当他能打到一只田鼠时，他就猎兴勃勃，双眼熠熠发光。有一次，我把两块面包放在鼠洞口，紧张地等待着，看看是否有田鼠跑出来吃面包。果真不出所料，一只田鼠爬出来东嗅西闻，小心翼翼地找面包屑吃。正在这个时候，牛赖特跑过来了，我们发生了在施潘道的唯一的一次争吵。他对我说：“邓尼茨，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在这里是干什么的！要末我们干脆在这里搞个动物园，要末我们在这里好好种植青菜和水芹。我们再也不能纵容这些危害园内作物的动物了。”这就是在我们之间发生的唯一的一次半真半假的不睦。我深深地怀念牛赖特！
上面我提到了关于我们单独监禁的事。只要还有一个象鲁道夫·赫斯这样可怜的人在施潘道坐牢，我就不想在此继续发表关于我们待遇的意见。
三十六、您今天对于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和功绩有什么总的看法？您是怎样被任命为德国海军总司令的？
1942年12月，我们的重巡洋舰在挪威北面对一支为俄国运送军需物资到摩尔曼斯克去的英国护航舰队发动袭击，没有取得成功。我们巡洋舰这次出击不利，促使希特勒下令立即让海军大型舰只退役并加以拆毁。海军元帅雷德尔表示反对并提出辞职。这一行动使希特勒感到意外，但他还是接受了雷德尔的辞呈。希特勒委托雷德尔物色一个继任人。没有多久，1943年1 月14日，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希特勒递交了如下报告：“我的元首：遵照您的命令，关于选择我的继任人，我建议如下：我认为海军元帅卡尔斯和海军上将邓尼茨最为合适，后者在战争中屡立战功，我曾三次予以优先提拔，晋级很快。海军元帅卡尔斯（五十八岁）在军官团中由于一些人先后解职而居于首位。根据他的人格和他在指挥作战以及其他方面（船舰型号，组织）的丰富经验，我认为他特别合适。由于军官虽立有战功，但不能越级提拔，所以任命卡尔斯，看来不会有什么困难。邓尼茨也同样合适，任命他，有利之处甚为明显，即特别突出潜艇战对于战争的决定意义；不利之处则在于，任命邓尼茨上将为海军总司令后，他就不能象现在这样全力以赴地直接指挥潜艇战了。这一不利之处也许可以采取组织措施得到弥补。我的元首，谨请您据此做出决定。”
在1939至1942年间，我是潜艇指挥官，按当时的军事组织系统是隶属于德国舰队司令之下的。因此，在人事管理以及有关的规章纪律方面都受制于上级，但在作战时，我是独立的并且直接对海军总司令负责。
在上述这段时期内，舰队司令官有伯姆上将、施尼温德上将、吕特晏斯上将（后来阵亡于“俾斯麦号”舰上），他们作为我的军事上级，都对我作过鉴定。在这些鉴定中写道：一个“拟可授予最高领导职位的旗舰司令”，一个“可于日后担任舰队司令或海军总司令的军官”，“根据我的看法，这是一个可提拔到最高领导职位的合适的人物”。
为什么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要提这些事情呢？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1．自1942年年底以来，我作为潜艇司令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之间在公事和私人关系方面发生了分歧。分歧的原因是，在我看来十分迫切的建造潜艇问题在装备方面没有得到优先重视，这样就使得我长期以来忧心仲忡。我担心，尽管德国潜艇在数量很少的情况下取得了战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顽固的防御力量和英国、美国所增添的商船终将打败德国的潜艇战。由于在总战略方面我和雷德尔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致使在海军作战中并没有把重点坚定地放在我认为是正确的潜艇吨位战上面。例如，把潜艇调遣到收效不大的地方去，从而使击沉的数字从1941~1942 年总吨位约为一百万吨的高度降下来，如我在回答第十五个问题时所说的那样。
雷德尔和我之间的分歧当然在海军中保不了密，不言而喻，上面提到的几位舰队司令对此是知道的。
尽管这位海军总司令和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上面提到的几位舰队司令在关于我的鉴定中还是坚持了他们自己的看法，认为我当海军总司令是合适的。同时，尽管雷德尔和我有分歧，但他本人在给希特勒的信中还是推荐我当海军总司令。在我看来，这充分证明了海军高级军官具有尊重客观的正直的作风，他们都是非常客观地看问题，而不是从私人分歧来决定他们行动的，这种分歧对他们的行动可说是毫无影响，最好的证明就是雷德尔本人。他在辞呈中对我做出了十分客观的结论而没有考虑到多年来他和我在公事和私人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分歧。
2 ．为什么我要引用雷德尔的信和三个舰队司令对我的三种评语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力图使本书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方面有助于说明历史的真相。有一些人片面而轻率地声称，希特勒任命我为雷德尔的继任人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与海军元帅雷德尔的愿望和想法背道而驰。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所以，我引证了1943年1 月14日雷德尔海军元帅的信，这封信现在存放在弗赖堡的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里。
这样，在1943年1 月30日，我当上了海军总司令。我要满怀信心地强调，雷德尔交给我的那部分国防军在思想感情、同志关系和遵守纪律方面都是团结一致的。根据1917和1918年兵变的经验以及1920年卡普叛乱的经验，德国海军对于内部协调一致，无疑特别重视，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到这场艰苦战争的最后一天，德国海军的战斗力始终没有被摧毁。结果是：1939年9 月大战突然爆发后，德国海军在对付英国这个海上强国时，虽然作战力量很弱，但却无疑取得了比预期大得多的战绩。就这样，为数不多的、比起英国来居于劣势的大型兵舰在雷德尔的英勇而尽职的指挥下投入了战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沉了敌舰三十三万四千吨。
同样，以敌军吨位作为战斗目标的辅助巡洋舰击毁了敌人舰艇八十五万七千吨。
1943年春天，战争已进行了三年半，德国潜艇数字还未达到1939年计划的四分之三，这一计划对英国在大西洋上的生命线进行适合时机的决定性的打击，我认为是必要的。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德国潜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沉了盟国商船二千八百八十二艘，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五十万吨左右，约占盟国在战争中损失的二千二百万吨总吨位的百分之六十五。这个数字足以显示德国潜艇武器的巨大威力，并且证明，德国要是能够及时地把重点放在潜艇装备的建造方面，大西洋的战局将会别开生面。
这里还要提一下，海军大型军舰和鱼雷艇在占领挪威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德国海军在战争最后阶段往返频繁的运输任务中也经受了考验，它率领一批商船穿越波罗的海，把二百多万士兵、伤员、难民、妇女和儿童，从东方运到西方。德国海军竭尽全部力量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战争末期为支援陆战而成立的若干海军师，尽管缺少陆战经验，却英勇地经受了考验。
我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会称颂和肯定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同时，历史将会证明，德国海军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它的总体战略任务：如果我们至迟在战争爆发初期加速建造潜艇，使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以较大数量的潜艇投入战斗，如果我们在作战方面把一切措施都完全服从于意义超过一切的潜艇吨位战，那末，这场海战，这场以攻击英国生命线为目标的大西洋战役将会出现另一个局面。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第4 卷第110 页有一段简短明了、十分确切的话：“潜艇战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灾害。德国人本应把全部力量放在这上面，好好地干一下的。”如果我们能照丘吉尔的话，也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去做，该有多好。
毫无疑问，心理方面的因素对这种错误也起了作用：一些只习惯于水面作战的海军军官对潜艇战抱有怀疑态度。德国潜艇能在大西．洋卓有成效地进行吨位战这一铁的事实，证明他们迄今为止的对海军战略的看法过时了，然而要使他们抛弃这种看法却是困难的。这种矛盾难免发生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它表明，有名望的人物对于政治军事事件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正是这样的人物在改变着历史。
三十七、您今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的政治发展是怎样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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