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罗西克（签字）”。
1945年5 月17日，美国大使墨菲到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来找我。他是艾森豪威尔司令部中的一位美国政府的政治代表。我同他进行了会谈，主要是谈了我对于德国东部的担心和我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法律依据，我还告诉他，我派人寄了一份关于命令帝国法庭调查集中营罪行的文件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了使帝国法庭尽可能迅速地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我请墨菲大使帮我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跟前说几句话，以便能采纳我的请求。
由于德国国防军和德国人民对我们现在所获悉的集中营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认为有必要通过向德国国防军发布下述命令公开地说明真相。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海军元帅邓尼茨）。
1945年5 月18日于大本营。
德国武装部队！
在我们的祖国遭受失败面临严重考验的日子里，我们要能维持秩序和安全并能履行由于投降而加在我们身上的义务，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把那些重要的刑事犯和违反道德犯关进牢房去，从而使他们不能再犯罪作恶。
我以深恶痛绝和不胜遗憾的心情了解到在集中营内对待和处置囚犯时那些损害人类尊严的情况。
我知道，德国士兵包括我们队伍中履行军人义务的武装党卫队的普通成员，对以下的事件是一无所知的，这就是发生在集中营里的主要是由于战事所造成的那些事件，这些事件严重地违反了道德和法律的一般原则。
对于那些正直而又公正地战斗过并履行了他们义务的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和阵亡战士来说，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士兵与违背军人意志和荣誉感的暴行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对这种暴行深恶痛绝。
如果穿着灰绿色军衣的人们由于干了一些卑鄙无耻的勾当而玷污了德国军人制服的荣誉，那末，我们就要自己来清洗这种污点。因此，我将立即遣人追查所有逮捕和审讯囚犯的事件以及把他们关押在集中营和虐待他们的种种罪行，只要这些事件违反了普遍有效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或者违反了已经公布的法律规定，那就要尽快地给肇事者以法律制裁。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武装部队作战部总参处。
（1945年第16号）。
1945年5 月18日于大本营。”
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依据投降以后仍然有效的命令，相应地向弗伦斯堡米尔维克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代表、美国陆军少将洛厄尔·Ｗ·鲁克斯呈递了一份我给德国武装部队的命令，并请他批准和公布这一命令。约德尔上将把我的命令送给了鲁克斯，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禁止公布这一命令。
为了维护德国士兵的正直和纯洁，而首先是为了对英勇阵亡的将士表示敬意，我认为我的命令是必要的，可是它却不能贯彻执行。
同样，我请求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关于帝国法庭追查集中营犯罪事件的命令，也是杳无音讯。
显然，盟国当时认为，由我们德国自己的法庭来追查这种犯罪事件是不合适的。也许他们认为，只有战胜国才能主管这类事。我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如果由当时德国法庭对上述违反人道的罪行立即进行追查的话，那就更为正确。这是我们德国的应尽义务。立即弄清这种非人道的暴行，也许对德国人民恢复道德上的名誉是重要的，这样做，也许不会给我们带来由于后来战胜国追查犯罪事件而必然产生的政治上的不利，而这种政治上的不利对联邦德国来说迄今依然存，在，这全是因为当时盟国拒绝了我提出的立即由德国法庭追查犯罪事件的建议所造成的。
对德国人中的一小撮人犯下的罪行问题，我想用纽伦堡审讯的回忆来作解答。在那里，我们看到了由美国方面拍摄的一部影片，它向人们展示了德国投降后，魏玛城居民接到美国占领军的命令，要他们从魏玛到埃特斯山去观看那里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恐怖景象。这些魏玛城的德国人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集中营的附近。人们在电影里看到他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带着无忧无虑的脸部表情向埃特斯山公路走去，接着出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可怕镜头。影片结束时，魏玛城的居民又在镜头里出现了，他们在看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情况后又返回魏玛去。在回去的路上，这些人的脸部表情个个都充满着恐怖，无一例外。看来，这次参观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清晰而又抑郁的印象。纽伦堡法庭审讯时的美国医生，在电影放映时站在我的附近，放映后他立即向我走来并对我说：“魏玛人在去参观的往返途中脸部表情的变化，最有力地证明了他们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内幕是一无所知的。”
我认为这位心理学家、有名望的精神病医生的看法是正确的。
三十、您对1944年7月20日的谋刺事件当时有什么看法？现在有什么看法？
对这样一件谋刺国家元首的重大事件，当然是不能脱离德国当时所处的政治形势来看的。如果人们只是根据以后所认识到的那种观点来作判断，那末，当时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自然是不值得赞扬的了。
那末，在我看来，当时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1944年7 月，德国正处于同外来敌人进行严重搏斗的战争状态。德国军事力量已支离破碎。我们的陆军在同日益增强的优势敌人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
在海战中，德国的潜艇也同样处于失败的边缘：为了继续牵制英美迄今用在大西洋战场上的雄厚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潜艇在同具有优势的防御力量的敌方作战中尽管战绩很小，损失巨大，但它仍然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
德国海军和陆军的士兵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同外来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之中。那些军事长官们，不得不要求自己部队的士兵以忘我的献身精神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德国人民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不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个德国军事长官，必须防止发生任何可能削弱士兵在同外来敌人作战时的斗志的情况和事件，因为他要对那些忘我地作战的士兵的生命负责。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军事长官们在某一事件中采取某些行动的原因，就必须考虑作为一个军事长官的这种职责。毫无疑问，如果谋刺成功的话，势必会在德国内部引起分裂，因为当时大多数德国人还是支持希特勒的，而且即使希特勒死后，他的国家机器仍在有力地提防颠覆国家的活动。
同样，谋刺者也不可能期望得到国内和前线战士中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样，如果谋刺成功，结果就会导致内战，并且会大大削弱前线与敌人作战的战斗力。
如果谋刺成功，我们的对外政策也是丝毫不会改变的，盟国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请看第二十八个问题的回答——仍将不变。就是说，战争仍将不得不在一个德国新政府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下去。
当时我所知道的关于1944年7 月20日谋刺事件的形势就是如此。这一天，因为考虑到海军对外部敌人的战斗力，所以我想应尽快地努力消除士兵中产生的任何怀疑。因此，？月20日这天，我明确地声明反对这一谋刺事件。
这可以说是一种负责的决定，是一种出于良心、出于对那些信任我并正在战斗的士兵的责任感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保持他们的战斗力，同时也是为了用这一方法防止由此可能造成的更为重大的损失。
我认为，当时作为一个军事长官必须这样做。特别是在他对于那些多数在德国国境外东部所发生的、背着德国人民在干的、大规模的杀人罪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行动。
我主要根据这一观点，讲一下今天我对7 月20日的谋刺事件的看法。
我今天认为，如果德国的男女公民们经过良心上的深刻反省并且相信，走上反抗的道路乃至实行叛国和采取谋杀行动能够抵制不法行为的话，那末这样做在道义上是合理的。
由此我认为，这是关系到双方两种不同观点但对双方而言却又都是道德观的问题，以及关系到相应地在良心上作出决定的问题：谋杀者的道德观和军事长官的道德观。
所以我认为，不谴责任何一方都是对的。这涉及到一个人指导自己行动的伦理上的动机，只有依据这一动机才能作出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如果双方都有这样的伦理上的动机，并且根据这一动机而作出良心上的决定，那末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要尊重双方，并且设法使当时两种不同观点沟通起来。
三十一、您对波罗的海战场是怎样评价的？当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对德国的作战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时，您在海战方面得出了哪些结论？
波罗的海对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和军备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一点没有人比丘吉尔看得更清楚了。在回答第二十二个问题时，我已经引述过他的话，当他在1939年9 月初出任海军大臣时曾经十分确切地阐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制海权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德国北部和东部漫长的海岸线免受敌人的入侵，从而防止敌人在德国的领土上建立一条新的陆地战线。这种制海权就需要我们使用军事力量保证波罗的海入海口的安全，从而使敌人不能从西面侵入波罗的海。此外，我们封锁了芬兰湾，使俄国的海军以及运输部队的船只不能从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进入波罗的海。
我们掌握了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那就毫无问题，只要波的尼亚湾化冰后，就可以立刻从中立国瑞典越过波罗的海得到矿砂的供应，这对我们的战时经济具有决定意义，通过波罗的海，也同样可提供其他的瑞典商品。不言而喻，我们在俄国的东方战线也可以通过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得到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支援，我们的部队及其武器装备也可通过波罗的海调回西线。
1942年，几艘俄国潜艇成功地从芬兰湾侵入了波罗的海。尽管我们用水雷和其他封锁方法封锁了芬兰湾，但并未能阻挡它们这一入侵。为了防止俄国潜艇的这种入侵，1943年春，我作为海军总司令下令铺设一层通过海底的钢索网，这样芬兰湾就被完全封锁住了。俄国的潜艇再也不能进入波罗的海。1943年至1944年9 月我们的各种运输船只，无论是矿砂船和其他商船，还是军用的运输船，都畅通无阻了。
同样，新投入使用的德国潜艇和新型潜艇可以在波罗的海东部的安全区域以但泽、皮劳和美美尔为根据地进行演习和试航。此外，为了准备作战而需要进行的重要活动在这一海域里也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可是，1944年夏天，我们在俄国东线的形势有了变化，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遭到了俄国人的突破。
为此，1944年7 月9 日，我们在元首大本营与希特勒一起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如何设法改善我们战线上出现的严重局势。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莫德尔陆军元帅、弗里斯纳将军、冯·格赖姆上将和我。紧靠中央集团军群北边的是德国北方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保卫着直至列宁格勒、并从列宁格勒北上直至芬兰湾的陆上战线。由此制止．了俄国对巴尔干国家的突破，并封锁了俄国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
参加会议的莫德尔陆军元帅、弗里斯纳将军和冯·格赖姆将军都不同意象被迫撤退中央集团军群那样撤回北线的北方集团军群，因为那次夏季撤退中的教训告诉人们，这样做，不付出极大的代价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敌人在夏天也有可能在公路以外的广阔地区进行追击，他们能够追上正在后撤的德军，并切断他们的退路。因此这些军事专家们得出结论，较好的做法是给中央集团军群的突破区继续增援兵力以阻止俄国的推进。会上希特勒问我，俄军对广阔的波罗的海的突破会造成哪些后果。我在回答中指出说，在经济上有决定意义的瑞典矿砂的运输很有可能中断，因为我认为瑞典人不会冒风险与目前正在波罗的海的俄国人发生政治冲突。同样这也会给我们新潜艇的建造和训练带来严重后果，当然，还必须估计到，我们部队的运输也会受到干扰。
因此我解释说，对于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重要的一点是：最西面的阵地置于雷维尔的东部，通过海上封锁就可能封闭芬兰湾。因此，这是北方集团军群能够撤退到最西面的一个据点。但是，如果敌人能继续从南面推进到立陶宛和东普鲁士，到达波罗的海，那末，雷维尔以东的北方集团军群的阵地对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就毫无价值了。所以，整个问题的核心——撤回北方集团军群必须从属于这一核心——就是阻挠俄国人向波罗的海突破。
但是，情况却朝着另一方向发展。1944年8 月，俄国人在里加湾附近进入了波罗的海。海军部用已经作好战斗准备的大型战舰“欧根亲王号”、“吕佐夫号”、“舍尔号”和‘希佩尔号”组成了一支战斗队，从波罗的海出发配合陆上战斗以支持我们陆军作战。但是这也无法防止上述后果的发生。
俄国人一直推进到波罗的海的这种政治后果是严重的。
1944年9 月中旬芬兰投降。这样，我们过去对芬兰湾的封锁就丧失了作用。俄国潜艇能在芬兰湾北部通过芬兰领海从西面侵入波罗的海。尽管俄国的成果开始时也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政治上却发生了我们曾担心的情况：1944年9 月26日，瑞典停止了对我们供应矿砂。很清楚，这个中立国家在波罗的海想尽量避免同俄国发生任何哪怕是极微小的冲突。
在我们德国东线特别紧张的形势下，我们通过波罗的海的海上运揄，对前线的供应和相应的撤退来说就更为重要了。
1945年1 月12日，俄国人突破我们的东线，进入西里西亚，后又抵达库斯特林附近的奥得河中段和法兰克福，这一局势对我们的海上运输威胁很大。
为了能在俄国人冲进之前逃出来，德国人从这一地区潮水般地涌向西方。这就给海上的军事运输增添了额外的大量的运输任务，人们必须把这些难民从东、西普鲁士港口运往西部去。
人们在今天很容易提出这个问题：在1945年1 月军事形势极为恶化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在这最后时刻投降呢？对此只能这样回答：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不能让德国东线的三百五十万德国士兵在寒冬日子里成为俄国的俘虏。就算俄国人发善心，但是要把这许多人接收下来给予照顾和安置，在组织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德国的被俘人员就不得不露宿野外，他们的死亡率无疑会变得可怕。
但是现在已很清楚，潜艇战对海军来说，已经不是主要任务了。这是由于上述训练新潜艇场所的丢失，海军不可能迅速和大量地建造和使用潜艇，因此海军不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这时海军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在跨海支援东线，把难民、伤员和士兵送回西方。为此，我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尽可能地把海军从北海和挪威海域撤出，用来保卫我们在波罗的诲的船只运输。我要求希特勒把还可使用的商船归我管辖，因为现在海军必须把它们的船只尽可能编入护航队，在战舰的保
护下统一行动，从西到东，从东到西地往返行驶。因此有必要由我来统一指挥海军和商船队。出于同样原因，我要求国家元首委托我对德国北部调配全部的煤和燃料，这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