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1921年纳博科夫带着网球拍、拳击手套和优异的考试成绩返回柏林老家，当时柏林是俄罗斯流亡者的聚居地。他的小说《考验勇气》也发生在20年代的流亡者环境中，发生在剑桥和瑞士之间，主人公马丁·埃德维斯像纳博科夫一样，一生最美好的时刻就是担任三一学院的守门员的时候。文学史也总是一部命运多捉弄的历史。当纳博科夫业已离开剑桥时，克利斯托弗·伊舍伍德开始去那里读书了，他随后去柏林生活，在那里他们曾经相遇过，但彼此没有很多接触。伊舍伍德的柏林小说，电影《歌厅》②的原著，同纳博科夫作品中的柏林有着天壤之别，就像纳博科夫的剑桥场面不同于伊舍伍德的一样。在他的自传小说《狮子和影子》（1938年）里，伊舍伍德设计了一个和死亡城市剑桥相对立的无政府世界，并称之为莫特迈，居民们是怕死鬼、色情狂、暴发户和食粪者，这是对他不太幸福的学生时代的一次超现实主义清算。他的朋友斯蒂芬·史班德回忆说，“考试时，伊舍伍德用双行押韵诗和无韵诗回答所有的问题。他这样做最终达到了目的—他被开除了学籍。”也是在剑桥，作为圣凯瑟琳学院英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马尔科姆·劳里创作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深蓝色》（1933年），他的主人公希利奥特听到他的导师讲道：“你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是个天才！”不过幸运的是，劳里的导师至少允许他用这部小说顶替一篇论文。据一位朋友讲，劳里一个月里至多有一到两小时是清醒的，他会躺在酒馆的桌子下面弹奏动听的四弦琴。在短暂狂躁的流浪者生涯中，在去往墨西哥的途中，“在火山下面”，对这段学院岁月的“虚假回忆”总是浮现出来：“唉，剑桥的码头钟声啊！”
剑桥的战后文学始于一则结局极其悲惨的爱情故事。在1956年2月的一场舞会上，泰德·休斯和西尔维亚·普拉斯首次相遇：“然后他吻我，快速地吻到我的嘴……当他吻我的脖子时，我用力咬他的脸，他走出房间时，脸上淌着血。”30多年后，在给亡妻的《生日书简》里，泰德·休斯提到了这初吻的咬痕，“它在我脸上印了一个月／永远地印在我心里”。西尔维亚·普拉斯，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富尔布赖特助学金领取者，她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伟大的疯狂爱情”，一个“难以置信的”男人，她给她母亲写道，“一天到晚穿着同一件黑毛衣，同一件灯芯绒夹克，口袋里塞满了诗歌、新鲜鳟鱼和算命天宫图。”泰德·休斯是彭布罗克学院毕业生和大学射箭比赛的冠军，他本来是想移居澳大利亚的。后来便成了“剧本里的男主角”。
他们1956年6月结婚，搬进格兰切斯特草地边缘的一套公寓（埃尔斯蒂利大道55号）。泰德·休斯在柯勒律治小学任教，西尔维亚·普拉斯则在纽纳姆学院准备她的文学考试，两人都从事写作，主要创作诗歌：“我们在文字里尽情发泄我们的情感。”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剑桥日记透露出了他们共同制造的幸福，但她也热切渴望着一切成就，获得学识、文学和家庭的成功。5年后她彻底输给了她的迷惘，不是因为泰德·休斯，而是尽管有泰
德·休斯。她的自杀使她成了牺牲者，而他成了魔鬼—女权主义扭曲了这段不是在圣博托尔夫晚会上才开始的极其复杂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学生动乱也波及到了剑桥。但是，这种特权环境中造就的是改革家，而不是革命者，澳大利亚作家克莱夫·詹姆斯对此太熟悉了，虽然他当时表现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你像萨尔曼·鲁什迪一样来自孟买的上层社会，在国王学院学习历史，你就不会奋起反抗，而是去电影院，去看戈达尔和安东尼奥尼，听鲍勃·迪伦、米克·贾格尔，或者像鲁什迪一样读书。这样的大学生除了赫伯特·马库斯之外，还有个“机灵的小伙子，以马克斯恩格斯出名的格拉斯①的读者”。戴维·黑尔的剧本《牙齿和微笑》（1975年）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冲突，发生在耶稣学院闹哄哄的舞会上。除了戴维·黑尔，剧作家霍华德·布伦顿和彼得·谢弗当时也在剑桥学习，还有导演彼得·霍尔和特雷弗·纳恩，演员德里克·雅各比、伊恩·麦克凯伦和艾玛·汤普森。
毫无疑问，世界感谢剑桥的是远比革命者令人高兴的事情—喜剧演员。从《秘密眼睛》到巨之蟒喜剧团名星，剑桥的大学生剧场对20世纪60年代讽刺作品在舞台上的繁荣做出了最奇妙的贡献。这部年年不断的滑稽剧至今仍是五月周的高潮之一，像迈克尔·弗雷恩、弗里德利克·拉斐尔、乔纳森·米勒这些作家，像《天生疯狂》的斯蒂芬·弗赖伊、艾伦·贝内特这些演员和作家，尤其是像约翰·克利斯、格雷厄姆·查普曼和埃里
克·伊道尔这些喜剧明星，他们在剧中都是首次亮相。“巨之蟒喜剧团”自1969年在BBC首播以来就成了一部全球性的偶像连续剧，这个角色荒诞、无政府主义的幽默来源于大学生戏剧的诙谐传统。该演出始于为一家剑桥精神病院的病人举行的一场表演。战果如此辉煌，学生们于1883年创办了一个戏剧俱乐部，剑桥舞台剧俱乐部。他们将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哑剧和歌舞剧搬上舞台。男人也反串女性角色（女大学生直到1957年才可以登台），但不同于牛津，那里的男演员不可以穿女装，而剑桥大学的这些女生打扮得妩媚动人，使得这一缓慢传统成了舞台特色。
汤姆·夏普的校园讽刺作品《蓝色小酒店》（1974年）更是一部笑剧而不是长篇小说。读者们对那些被捉弄的教员、不受欢迎的改革派校长和乖僻的门卫负责人斯库利翁哈哈大笑，但大学却不高兴了。“自战争以来学生们就没有活力了。今天他们有助学金，可以打工。谁听说过战争时候打工的酒保？他们更多的是忙于喝酒和赌马。”必须问一问，谁是表现英国学院曾经辉煌的怀旧漫画上的模特儿？汤姆·夏普曾经就读于彭布罗克学院，但小酒店的形象很像彼得豪斯学院。让我觉得更有趣的是：绝大多数的校园小说发生在牛津，而不是在剑桥大学，尽管作者以剑桥人居多。至于校园犯罪小说，他们在牛津的背境中也找到了更有名的例子（这里更容易犯罪？还是更富有诗意？）。而真正让人不安的问题是：福尔摩斯是在牛津还是在剑桥学习的？可以肯定的是，出身于剑桥官员家庭但出现在牛津大学的詹姆斯是以达尔格利西夫人的名字给她的侦探亚当·达尔格利西取名的，这位夫人是她就读剑桥郡女子高中时的英文教师。
让我们再列举几位在剑桥学习的杰出的当代作者吧：图书奖女得主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和安东尼娅·S·拜厄特，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抒情诗人汤姆·冈恩、杰弗里·希尔、约翰·霍洛韦、迈克尔·霍夫曼，小说家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罗伯特·哈里斯、尼克·霍恩比、格雷厄姆·斯威夫特、霍华德·雅各布森，还有艾伦·博顿，我们还在拭目以待他的《剑桥如何能改变你的生活》呢。国王学院24岁的毕业生扎迪·史密斯在她的考试年1999年推出了她的长篇处女作《皓齿》。
自从阿瑟·奎勒锌馄婺芯*1912年被聘请到尚年轻的英国文学教师席位上以来，不断有重要的文学史学家来剑桥教课，从莎士比亚研究的权威乔治·赖兰兹和弗兰克·克莫德男爵到热情奔放的女权主义者杰曼·格里尔。有些人成了一代代大学生们的文学偶像，如F·R·利维斯和乔治·斯坦纳这样有着独特魅力的教师。当代伟大的歌德传记不是德国的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写的，而是莫德林学院的院士尼古拉斯·博伊尔所著。剑桥大学1867年授以文学荣誉博士称号的第一位作家是牛津人约翰·拉斯金。至今只有两位德国人获此殊荣，那就是1953年的托马斯·曼和1991年的斯蒂芬·海姆。“分别获得牛津和剑桥博士学位的双料博士很少。”托马斯·曼当时在日记里写道，他还附上一句，“晚餐微薄，住宿寒伧。”
在英国新闻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仍起着很大的作用，例如尼尔·阿舍森、约翰·辛普森、罗杰·斯克拉顿、马丁·贝尔、西蒙·霍格特和佩皮斯的女传记作者克莱尔·托玛琳这些社论作者和记者，《伦敦书评》的创办人和出版人卡尔·米勒，像戴维·弗罗斯特和杰里米·帕克斯曼这样的电视明星，这里列举的只是些最有名的。1874~1932年间，传奇式的漫画杂志《笨拙》的所有出版人都来自剑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先前在《剑桥学生周报》挣到过第一顶新闻记者的桂冠。为这份大学生报纸画插图的是左撇子罗纳德·瑟尔，1920年生于剑桥，他最早的漫画有一部分是为这份大学生报画的；他用稿酬支付他在剑桥艺校的学费（达尔文的孙女格温·雷夫拉特是他的绘画教师）。《剑桥学生周报》于1979年被比尔·比福德接管，国王学院一位24岁的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助学金领取者。他善于发现文学新人，使1888年创办的这份大学生报成了国际知名的、英国销量最大的文学杂志。1990年比尔·比福德连同《剑桥学生周报》迁去了伦敦，1995年他成了《纽约客》的文学评论主编—这是剑桥大学的又一次成功。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8节 智者之石：建筑与城市规划（1）
她想，这座城市里的石头、彩色玻璃、溪流、草地、树木和花朵被安置得如此错落有致，以便于更好地学习，面对这么一座城市时，你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詹姆斯，《不适合女性的职业》，1972年
仅靠建筑或者仅靠渊博的学识都无法解释剑桥大学的魅力。让这所地方如此吸引人的必定远不止它的众多学院，它在美学上是一个整体，不同于国王和傻瓜、激情的无韵诗和粗俗散文穿插其中的莎士比亚剧本。老城的胡同通向庄严而拘谨的国王学院，反过来看也是如此。剑桥大学的魅力跟标准和物质的变化有关—在那里，精致和宏伟、石灰岩和砖头、桁架结构和钢筋水泥并存。它的美存在于古典式的列柱和剑河畔的草地，存在于风格的对比反差和延续性；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美在后花园、在这座学院后面的公园里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克莱尔学院的文艺复兴风格、国王学院礼拜堂的后哥特式、吉布斯楼的古典式、威尔金斯浪漫的新哥特式—这些后花园草地里具有代表性的静态模特儿，它们不无自豪地屹立在那里，像是站在一座步桥上。
剑桥建筑主要是学院建筑。这座城市没有大教堂，但有一所学院礼拜堂，比牛津大教堂更富有王室气派。差不多就在国王学院礼拜堂竣工的同时，学院师生和市民一起在街对面修缮了大圣母玛丽亚教堂。这是座朴素的教区礼拜堂，然而仅有的一座学院礼拜堂就将它比了下去—这一对比直接显示出当时的力量对比。许多学院都有富裕的、爱好建筑的资助人，但这所大学一直很穷，没有十分明显的个性，几乎不能赢得从前的成员作为资助人。直到1730年起它才建起了一座用于举行活动的代表性建筑，议事堂。当自然科学家们亟须实验室时，这所大学到19世纪之后才开始较大规模地大兴土木。那么这座城市呢？撇开它的教堂不谈，剑桥本身对建筑史的贡献不如一个沙漠国家。
尽管这些学院在建筑上各有各的特性，但都遵循着反映其学院生活的基本模式。食堂、礼拜堂、图书馆、院长楼、院士和学生们居住的配楼分布在一个四角形的内院周围，这个内院在剑桥叫做“court”，而不像牛津叫做“quadrangle”。食堂和厨房之间有一条过道通向第二个庭院，过道两旁挂满布告，如果布告太多，这个过道就会通向第三个庭院。学院的庭院前后排列，庭院后面是花园，花园里长着果树和供学院厨房用的蔬菜，后来花园变成了院士们打保龄球或板球的草地。这是最典型的建筑模式，也有其他很多变化，但总体上是延续了贵族的建筑形式。
牛津大学的平面布局直到1448年修建女王学院时才得以在剑桥大学实现，剑桥的老庭院（也是基督圣体学院的大院）是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内院的一个最佳典范。在这里你能感觉到一种舒适感，还有它的宁静、安全和隐秘。房间的尺寸更像是牛津大学新学院大院的简式版本。与十四五世纪的地主庄园一样，食堂正对着大门，紧挨着院长的住处。和牛津大学不同，剑桥大学的食堂和礼拜堂不是十分有条理地排列在一起。早期学院的房间规划，即那种楼梯单元格局遵循的是牛津大学的模式。多名院士或学生同住一个房间，每人有一间单独的小书房；中间是高度不一的滑轮床，为了节约空间，可以将它们像棉娃娃似的套在一起。楼梯单元至今仍是各成一体，由一两名院士负责几个房间—后来的导师制产生的根源。
“流着汗的梦幻城市”（Thisisthecityofperspiringdreams）：这句剑桥的笑话是弗里德利克·拉斐尔针对马修·阿诺德的牛津标志“如梦似幻的尖塔城市”（thecityofdreamingspires）的讽刺。就算牛津大学早期时的学院建筑更加壮观，剑桥大学突出的是都铎时代的大门楼，这代表着学院的胜利之门，还有从女王学院、基督学院和三一学院到圣约翰学院的神化纹饰。这些门楼都配有塔楼、城垛、防御性的大门、威严的徽章，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中世纪的那些令人敬畏的城堡建筑。这些门楼似乎在告诉我们：注意，这里是科学的堡垒。不过，这些学院门楼从前的确保护学生免遭世俗的引诱，免受妓女、异教徒、凶悍市民的影响。学院的银库和资料保管库以前就设在这些门楼里，如放在女王学院的门上方。如今的门卫比远古的吊门更有效，只要站在门卫的小屋前就知道这一点，他会礼貌地告诉你，“对不起，我们关门了。”
剑桥郡是砖的王国，而剑桥大学是一座砖的城市：学院门楼大量采用了这种廉价的建筑材料。1500年前，剑桥大学的建筑差不多使用的都是黏土，就是伯爵领地东南坡的那种软石灰岩。黏土容易采挖，在沼泽地附近到处都是；它容易加工，我们从艾利大教堂内的阿尔科克主教的制作精美的墓室可以看出这一点，但它经不住风化侵蚀。在17~18世纪，很多学院重新修缮了它们的石灰岩旧墙，使之焕然一新。最常用的是乳白色的凯顿石灰岩，国王学院礼拜堂、克莱尔学院、三一学院及其他建筑都使用这种材料。最好的凯顿石是一种侏罗纪的鱼卵石，来自北汉普顿郡和拉特兰的采石场，它价格高昂，因而用得也很节约。彼得豪斯学院、基督学院或三一学堂的中世纪墙壁上的凯顿石贴面只有5厘米左右厚。另一种选择是缸砖，女王学院是最早大量使用红砖的学院，它的墙心用的是粘土。缸砖艺术的鼎盛从都铎时代的门楼建筑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纹饰派，如纽纳姆学院。鲁滨逊学院1977年大规模的修缮继承了这一剑桥大学的传统，使用了斯旺西的多色砖和一句纪念性名言放在门楼上。
只要在牛桥大学城里闲逛，你稍做比较就会发现，两所学校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建筑材料的不同。剑桥大学的许多学院朝剑河敞开着，而大多数牛津学院却被夹在高街和宽街之间，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