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一位挣脱了文艺复兴所有标准的文学奇才。早在剑桥大学时他就创作了他的首部剧本—悲剧《恶作剧》，并动笔创作《铁木耳大帝》，这部超人的剧本，无韵诗里充满了雄辩的人物、教育才华、激情和怪异，是他在伦敦舞台上的首场胜利。作为诗人和间谍，马洛过着一种快节奏、多变的生活，受到观众的奉承，并得到枢密院的提携，其作品在剑桥一直上演至今。谁想看最好的大学生戏剧，应该去艺术剧场看马洛俱乐部的作品。鲁珀特·布鲁克1907年导演了首场演出，演出作品为马洛的《浮士德》。
17世纪的诗歌离我们多远？如果想想罗伯特·赫里克就很近，他在《在朱丽叶的衣服上》里仅用六行诗就表现出了抒情诗的全部魅力。“我的朱丽叶走路，宛如身着绸缎／那时，（我想）她的衣服／流动得多么美妙／然后，我闭上眼睛，看到／可爱的颤动打开每一条道路／噢，那闪烁令我心醉神迷！”赫里克是德文郡的乡村牧师，养有一头猪，他将猪训练得能从啤酒罐里喝酒，他描写乡村及其姑娘的歌曲很受教区的喜爱。他也是一位快乐的牧师和挽歌诗人，过着一种敬畏上帝的生活。“愉快地生活，信赖上帝的诗句”，正如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罗伯特·赫里克属于17世纪那群令人惊叹的英国抒情诗人，他们来自剑桥，以约翰·弥尔顿为代表，但其他人也值得认识认识。比如说乔治·赫伯特：三一学院的院士，公共演说家，詹姆士一世称他为“大学之瑰宝”，议院议员，但他未能在伦敦发迹，仅做了个乡村牧师，很早就去世了。他惟一的诗集《寺庙》身后才得以于1633年出版，这是内战和复辟年代清教徒虔敬运动的一本圣书。乔治·赫伯特的很多宗教赞美诗今天还在传唱。它们能够出版，要感谢尼古拉斯·费拉尔，他是乔治·赫伯特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朋友。
弗拉尔当时也远离成功，在伯爵领地西北部一个偏僻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宗教飞地，取名小吉丁公社。这个（如今又复苏了的）普通教徒组织将手工艺和默祷、集体荣誉感和集体祈祷结合在一起，提倡一种特别英国化的精神，它植根于实践和现实，寻找神秘体验。艾略特1936年从剑桥前去参观了这个最不可思议的圣地，小吉丁公社，他将他的《四重奏》的最后一部献给了它。当艾略特1926年应邀在三一学院的课堂上做关于“玄学诗歌”的报告并宣扬它的睿智复杂的形象化语言是精神和感官经历的合成时，那是从现代精神回返到17世纪。通过这些演讲，艾略特为重新认识理查德·克拉肖和安德鲁·马弗尔这些不太知名的剑桥大学玄学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我头一回读到的理查德·克拉肖的诗句是刻在剑桥大学的小圣玛丽教堂的玻璃门上的，不光书法优美，而且比任何其他选集都更感人。在清教徒们1644年将身为彼得豪斯学院院士的他赶走之前，克拉肖在他的学院旁边的这所教堂里担任圣公会牧师。保王分子克拉肖逃到欧洲大陆，皈依了天主教，1649年他在洛莱托去世，享年不到40岁。他的主要作品叫做《通向寺庙的台阶》，这是一部宗教抒情诗，充满反对改革的比喻和西班牙神秘主义的特征，激情洋溢、辞藻华丽—在加尔文教的清教徒们看来他真是个怪物。
站在新教对立面的是克拉肖的剑桥同学安德鲁·马弗尔。马弗尔是克伦威尔的宣传家，枢密院的拉丁语秘书，直到1678年去世他都担任着故乡赫尔市的议员。马弗尔是三一学院毕业生，约翰·奥布里说拉丁语诗歌里没人比得上他，马弗尔生前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共和分子和讽刺作家，作为抒情诗人却几乎默默无名。现代派最近才开始欣赏起他的嘲讽、晦涩的诗句，以及矫揉造作的高雅幽默。他如此勾引他矜持的情人：“坟墓寂静神秘／没有人躺在你身边。”马弗尔爱好奇特、性情荒诞。在他笔下，道貌岸然的灵魂、怀疑和希望、时代的冲突都戴上了语言游戏的面具。那个时代的强音是马弗尔的朋友和支持者约翰·弥尔顿。
对于今天的读者，这部作品的信仰品位和教育品位宛如一座屹立的高山，因而攀爬是值得的。只是别一下子就读这史诗般的长诗《失落的天堂》！理解弥尔顿早期的诗歌和十四行诗是最私人化的事情，但不一定是最容易的事情。他诗中充满丰富的拉丁文句法，大量的《圣经》故事、神话和文学比喻，这都是他在剑桥大学训练了7年的结果，当7年结束时，也就是在1632年，创作出了颂歌《伊尔·彭塞罗沙》：这位默念者站在学院“勤学者的回廊”里，在“一束朦胧的宗教灯光中”，被礼拜堂唱诗班和近乎幻想的希望包围着。虽然这所大学令他大失所望（“这些学习既不启迪又不指导也不促进任何普通人的善良”），但它是他一生的转折点。现在他要成为诗人，不再做教会人员。弥尔顿以其高亢的诗句、洪亮的管风琴声成了清教徒的传声筒，成了道德和诗歌的权威。当一位学友在一次沉船事故中淹死后，他于1637年写了《李齐达斯》这首诗，反映了生命的脆弱和自己身为诗人的命运，这是最优美的英语挽歌之一。
只要有诗人和宫廷，就有宫廷诗人。总共21位桂冠诗人中来自牛桥的就有12位—7位来自牛津大学，5位来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造就出的桂冠诗人更多，剑桥大学培养出的抒情诗人更好。国王于1668年正式授予桂冠诗人头衔的第一位英国人是剑桥大学的约翰·德莱顿。他创作出了非常成功的剧本、讽刺作品、教育诗、文学评论和翻译作品。德莱顿是克伦威尔的追随者，后来成为保王分子，转而皈依天主教，而且他还更喜欢牛津大学，总之一句话，你不必喜欢他。我更喜欢和德莱顿同时代的塞缪尔·佩皮斯，不是因为他更欣赏剑桥大学。塞缪尔多次去剑桥大学访问，最后将他的私人图书室，这座失落画作的宝库捐赠给了他的母校莫德林学院。跟德莱顿不一样，我们今天阅读佩皮斯的作品时还和从前的读者一样兴趣盎然，这是一位匠人之子的日记，他最终爬升到了海军领导机构的最高部门，他将日常生活描写得那样生动形象，我们仿佛看到他就活生生站在我们面前，看到他在1668年5月25日访问莫德林学院，“我在那里喝了一肚子啤酒，这让我开心，这也是我喝过的最好的啤酒”。
我们在18世纪遇到了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大作家，学时4年，他自己声称这段经历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延迟”。劳伦斯·斯特恩是耶稣学院的助学金领取者，他一直经济拮据，以懒惰出名，《特利斯脱兰·香代》这部长篇小说是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书里讽刺了他所处的那个沉闷环境中的假道学。斯特恩合理利用他的时间，阅读一切不在学习范围之列但使他兴奋的东西，比如塞万提斯、斯威夫特、拉伯雷等作家的作品。据说，他是站在第一庭院的一棵胡桃树下阅读拉伯雷的作品的，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评价了它的影响：“他的影子又深又长／因此他不时地／将大脑钻进黑暗／让它哪怕是预感光芒。”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6节 文学的剑桥（2）
就让我们追随这一不守本分的斯特恩原则吧，追随剑桥大学的诗人之树：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光是这样做能让我们不全部扑向弥尔顿的桑树就很有意义了。1656年，抒情诗人和三一学院的院士亚伯拉罕·考利为学友威廉·赫维之死悲歌道：“剑桥的土地啊，我们亲爱的剑桥，告诉我，／你没见过我们每天散步吗？／有哪棵树不知道／我们俩的爱情？”基督学院花园里的柏树是用罗马雪莱墓上的柏树种子栽培出来的，它的根完全是挽歌式的纠缠在一起。威廉·华兹华斯学生时代在月明如镜的冬夜凝望的那棵欧洲白蜡树，他在《序曲》（第六章）里描写道“茕茕孑立，在大地的鬼斧神工下”，如今圣约翰学院的花园里已经见不到“这棵可爱的树”了。相反，你会在学院的礼拜堂里看到盆栽的白蜡树，往后还会见到很多。不过，你还可以像亨利·詹姆斯那样，欣赏古老的七叶树，它们的繁茂树枝已延伸到地下，生根抽枝，又长成了粗壮的树干—来自美国的习惯了绿树葱茏的詹姆斯惊叹道：“这是三一学院花园里最动人的画面。”当樱树林里鲜花怒放时，你会在后花园见到剑桥大学最漂亮的诗人纪念碑，这些樱树是三一学院的院士们为纪念他们中的一位栽种的，他就是抒情诗人豪斯曼：“最心爱的树，这些樱树／枝头花儿怒放／站在林地周围／为复活节披着素衣。”
在这番偏离正题之后，一棵紫杉树将我们带回18世纪。那是托马斯·格雷和他的《墓畔哀歌》（1751年）中的树，那棵多愁伤感者和亡者的常青树。和哀歌里的乡村居民一样，格雷的生活也“远离狂人们不光彩的冲突”，作为彭布罗克学院的院士，他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剑桥是个快乐的地方，城里现在没人了。”他于1760年8月给一位朋友写信道：“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假如你知道没有居民时那是什么样子的话。我向你保证，是他们带给了这座城市不良的名声，败坏了一切。”除了几次旅行，他终生都在剑桥大学度过，是他那个时代最怪僻、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学院隐士。很少有哪位英国诗人写的诗像格雷这么少的。但是，虽然诗作很少，他的诗却是被传诵得最多的18世纪的诗人。格雷被视为浪漫派的先驱，他的墓畔哀歌在音调和形式上均十分完美，融合了传统的风格特点和浪漫派的自然的情感表现手法。
莱斯利·斯蒂芬认为，在乔治时代的剑桥，在学院好饮、虚荣、妒忌的学者堆里，格雷是个怪人，同事们的讽刺增强了他创作时的顾虑：“好像是一只鸟儿要在一个马蜂窝里孵蛋似的。”他极少的朋友圈中有他的同学霍拉斯·沃波尔，他在学院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古怪的克利斯托弗·斯马特，斯马特曾经讲过：“格雷走路好像尿了裤子似的，看东西好像在嗅它似的。”可是，抒情诗人斯马特不只配做格雷的配角。斯马特的诗作怪逸飘忽，激情时断时续，深受贺拉斯和其他赞美诗的影响，形式上高度艺术化，其节奏感和宗教狂热突破了格雷恪守的传统，格雷在生活和写作中一样缩手缩脚。克利斯托弗斯·斯马特，基督学院的诗人和疯子，他的生命终结于剑桥大学的对面：在疯人院里，在罪孽的监狱里。
1787年一个阴郁的10月天，一位新生喜洋洋地住进圣约翰学院的宿舍里。他，“一位北方村民”，从湖区的丘陵地带来到最平坦的平原上，来到“一个阴暗角落”，第一大院厨房楼上的一个阴暗角落。如今他的“拮据小房间”被扩建成了会议室，名叫华兹华斯室。1791年，威廉·华兹华斯刚离开剑桥大学，柯勒律治就来到耶稣学院学习了。4年后他俩才相遇，并成了朋友，创造了英国的文学史。英国浪漫派的这对孪生兄弟，作为《抒情歌谣集》的作者早已被封为圣徒了，但他们在学业上却是失败者。柯勒律治提前退学了，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华兹华斯“成绩平平”地通过了考试，而他的弟弟克利斯托弗却成了三一学院的院长。他俩都感到学院的规章制度束缚了他们的成长，每天去礼拜堂两次是难以忍受的义务。由于每犯一个错误就要罚两便士，柯勒律治总忘不了说：“我非常迷恋计划经济。”
剑桥大学对这些英国的浪漫主义者并无害处。国王学院礼拜堂和他自己的肖像激发华兹华斯创作了十四行诗，它们算不上是他的最佳作品。1847年，身为桂冠诗人的他所写的惟一一首应景诗—对阿尔伯特王子就任大学校长的颂歌，已经很苍白无力了，3年后华兹华斯就去世了。但《序曲》刻画了剑桥大学的一个特殊现象，全都是华兹华斯及一代代大学生的共同印象，期待、害怕、失望：“我是做梦者，一切都是梦。”他的诗篇的第六章有个美丽的标题—“剑桥大学和阿尔卑斯山”。事实上，是那些群山而非书籍让诗人首次睁开眼睛看到了幻想崇高的本性。《序曲》是英国浪漫派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是题献给柯勒律治的，在剑桥大学，他比安静的华兹华斯更受关注。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柯勒律治于1793年春天加入了抗议学生们的队伍，他们在学院神圣的草地上焚烧了“自由和平等”的标语。柯勒律治及其朋友们的国王雅各布二世形象已经吓坏了托利派上层社会—长长的鬈发，格子长裤而不是齐膝短裤，头抹发粉。他在第一学年还因为一首描写奴隶交易的希腊颂歌赢得了一枚金奖，现在他和他的牛津朋友罗伯特·索锡一道，出版了一部关于罗伯斯皮尔的诗剧。但让大学当局更气恼的是，为了逃避他在剑桥大学的债务，柯勒律治逃出学院，去了一个龙骑兵团，使用西拉斯·托姆金·库姆巴赫的假名在那里登了记。从那里返回后，学校将他在学院里软禁了一个月，要求他翻译90页希腊文以示惩罚。至于柯勒律治想和索锡一道移民国外，去美国建立一个理想的居所，也就不奇怪了。
拜伦勋爵是剑桥大学浪漫派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学院的民间英雄。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都是出身贫困市民阶层的助学金领取者，拜伦和他们不同，享受着贵族学生的特权。他身穿绣金长袍，坐在三一学院的教师餐桌旁用餐，有一驾四轮马车，还有穿号衣的仆人，而且，由于学院禁止养狗，他养了一头名叫布鲁因的性情温驯的熊。年轻的勋爵拿铁链牵着它散步，当有人问他准备拿这只熊怎么办时，他回答说：“它应该取得大学执教资格。”他又告诉他的导师，他既不喜欢数学也不打算“迷失在玄学的迷宫里”。毫无疑问，拜伦成了一代代古怪大学生的榜样。
剑桥大学的特点是“没完没了的消遣实在单调乏味”，拜伦于1807年写道：“噢，除了爱情、诗歌和给自己树敌，别的什么事也不做，这是多么的痛苦。”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在那里主要是学习拳击和击剑，献身于赌博、狩猎、游泳和那些带给他淋病的欢乐。不过拜伦不像他的诗集《闲暇的时刻》所暗示的那样闲散。在贵族的懒散面具后面隐藏着一位雄心勃勃的大学生，他翻译维吉尔的作品，写了一部长篇叙事诗，18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易逝篇》（1806年）。这些早期的抒情诗模仿蒲柏等诗人，诗作保守又轻佻，透露出那种忧伤的人世悲哀，它已成为拜伦的标志。几年后，于1814年，当他再返剑桥大学时，人们在议院里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这次回来的可是闻名全欧洲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浪漫主义者及其痛苦的长诗，海涅形神兼似地将它译成了德文。这就是拜伦的大理石像上手捧的那本书，雕像立在三一学院图书馆里的纪念碑底座上。
拜伦说，在剑桥大学，“也许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这些最幸福的时光很大一部分来自学院时一位15岁的唱诗班男孩，约翰·埃德勒斯顿。据他所写，他和拜伦保持着“一种强烈而纯洁的激情”。正如在学院的男人世界里，同性关系形成了一股自然的潜流（此类关系在后来的女子学院里一点也不减少），拥有一个唱诗班的男朋友是三一学院的传统。这个男孩早逝后，拜伦创作了挽诗《致赛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