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1996年，他在上堂里画了一幅巨大的壁画《泥泞圈》。剑桥的知识分子中对当代艺术很少有这么热心的，除了新学堂的女士们。耶稣学院的院士们成立了一个艺术委员会，定期在学院里举办当代雕塑作品展览并收购作品。由于园林委员会也一起参与，我们大家都从中获益。
1996年，在建院500周年大庆时，耶稣学院的新图书馆落成了，由泰特画廊的建筑师埃尔德雷德·埃文斯和戴维·沙莱夫设计。正面赭红色的砖墙上长出了绿柱子—围墙内的柱脚和柱头之间的攀缘植物。帕拉第奥式窗户，麦金托什的格状结构，现代派敷衍的铜绿为这座建筑涂上了太多的历史保护色。它需要和谐地屈从于这些老建筑，而不是随意地将它的风格延续。室内光线透畅，有浅色的美国橡木橱和阅读桌，台阶口是三一学院毕业生安东尼·戈姆利的一幅钢铸雕像《学习观看》。耶稣学院图书馆的宝贵收藏中包括最早在美国印刷的《圣经》手稿，是用莫希干人的语言写成的，1663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出版，翻译者是传教士约翰·艾略特（移居国外的一位耶稣学院毕业生）。埃文斯和沙莱夫也设计了图书馆旁边的居住区（2000年）。它和礼拜堂庭院的南配楼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庭院，和耶稣学院的所有庭院一样一边是空的。许多的体育场所使该学院给人一种宽阔和大方的感觉，它们像绿色花环似的包围着耶稣学院。
耶稣绿地，仲夏公园—单是耶稣学院对面的河谷草地的这些名字就能安慰我们在沥青路上走累了的脚。一条梧桐树林阴道，还有诸多条小路穿过开阔的草地，这是中世纪修道院的土地，后成为学院财产，至今没有任何建筑。在剑河北岸，仲夏公园对面，学院船屋排列在河畔上，一些还是维多利亚时代修建的，有着桁架结构的山墙，观景阳台，这里是体育活动基地。划船手们从这里出发进行训练，逆流而下前往切斯特顿和贝特比船闸，好在5月周的每年一度的比赛中，让他们的八人小组最终成为河流首领。6月中旬，迪顿沼泽的河岸草地上挤满了观众，草帽、香槟酒和酥油花，一个乡村风味的节日，剑河上小小的知识界狂欢着。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21节 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和基督学院
一所学院需要好教授，更需要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凯姆斯勋爵，1762年
耶稣巷里这座塔尖高高的教堂叫做众圣教堂，由于它刚好位于耶稣学院的大门对面，是其下属的教堂，那里的人也叫它圣奥普斯教堂。在剑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堂里，这一座最重要，并在1863年由乔治·弗雷德里克·博德利设计成新哥特式。墙壁和屋顶绘画系博德利和威廉·莫里斯所绘。博德利聘请了他的拉斐尔派朋友爱德华·伯恩－琼斯、福特·马多克斯·布朗和威廉·莫里斯来绘画主祭坛上方的大东窗（1865~1866年），和不久之后也绘制了耶稣学院礼拜堂玻璃画的艺术家是同一批人。教堂里光线朦胧、神秘，壁画色彩浓烈、明快，东窗发亮—众圣教堂是感受当年传道者的虔诚气息的最佳场所，尽管那是个凄凉的时代。
在我参观维多利亚时代的这部杰作时，一股阴冷的霉味扑鼻而来。自1972年以来众圣教堂就一直空着，由教堂管理信托公司负责维护，才不让它完全倒塌掉。国王街上的一位巴基斯坦店主给了我教堂的钥匙让我参观。“你们叫它神舍，”他说道，“我叫它荒堂，一幢空楼，里面住着很多无家可归者。”
在拆除街一侧的小屋、代之以乏味的行列式房屋之前，国王街曾经是条漂亮的街道。新大院的那一部分也特别难看，它使基督学院完全脱离了这座城市。但一些饭馆却保留了下来，因为它们，这条街才叫做国王街。我在一家饭馆门上方读道：“本店专接待以饮酒为乐的优秀院士，量不在多，满意就好，不管何种饮料，你都可以自取，自己享用，而且不失绅士风度。”
事情发生在11月的一天夜里，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礼拜堂院的南配楼里。约翰·埃姆斯利的房间里骤然变得寒气逼人，散发出腐肉的气味，那位大学生转过身来，看到一颗没有耳朵、摇摇晃晃、蜡一样苍白的头颅。次日，一位女生说她在房间里看到一只苍白、发紫的眼睛，只有一只大眼睛。在剑桥学习的人必须神经坚强。对于这种现象，专家们有一种透彻的解释：那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灵魂，他偶尔还回到他的学院里来，他是1616年开始在这里上学的。该学院非常清教徒化，遵守的是克伦威尔所代表的加尔文主义精神。克伦威尔坚信直觉、勤奋，他的使命意识和自以为是的根源就在这里，虽然他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总共只学习了14个月。不过我们还是返回这个骇人故事的史实部分吧。
在专制复辟之后，狂热的保皇分子为查理一世被处死大肆报复，惩罚已死的杀害国王的凶手。克伦威尔的尸体被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坟墓里挖了出来，割去了首级，将他的头挂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上方的一根柱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克伦威尔的头颅消失了，直到1960年3月25日经过防腐处理，被装进一只锌皮饼干盒，偷偷埋进了他的母校礼拜堂的前厅里，只有院长和财务主任知道确切地点—好像是怕保皇分子们还会再挖出那可怖的遗骸似的。
谁想看看克伦威尔的头颅，在西德尼·苏塞克斯的食堂里能找到他的肖像。“痣和全部”，塞缪尔·库珀按照他的愿望，画下了痣和全部的皱纹。该画画于1657年，在他去世前一年。画上是一张农民一样粗糙的脸，目光游移。这个英国东部的乡村无赖，发迹成了没有王冠的统治者，让人害怕，令人仇恨，连钦佩他的人也不喜欢他。他是一位民族伟人，却从未像纳尔逊一样成为一名英雄。剑桥学院食堂的所有肖像画中只有克伦威尔的肖像用帘布遮着。时至今日，每当在宴会上为王室举杯时，一位食堂服务员就会拉上那面蓝丝绒挂帘。但是，1999年，当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访问克伦威尔的学院时，这帘子是拉开的—领班说：“她有幽默感。”克伦威尔对于女王来说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乔治时代的食堂内装饰就像食堂大院一样，上大学时住在食堂大院里的克伦威尔肯定已经认不出来了。当时的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正面是红砖砌成，还没有这清教徒式的灰色水灰浆外墙，那是杰弗里·怀亚特维勒男爵1821年给学院粉刷的，讲得更准确些，是弄糟的。怀亚特维勒是伊丽莎白时代新哥特式的鼓吹者，今天的大门就是他修建的，后来增加的建筑也没有让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成为一颗建筑学上的珠宝。1999年，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创建400多年后，学院首次有了一位女院长：桑德拉·道森教授，女社会学家和法律学院的院长。
谁都不会天天跟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银行打交道。自1891年以来，它就坐落于悉尼街和霍布森街的尖角里，我仅仅是因为营业大厅才提它的：一座有着柱式回廊和马赛克地面的八角形建筑，周围是带花卉图案的淡绿色磁砖，即使是在汇率下跌时也有着较大的美学价值。这里，在商业区中央，坐落着基督学院。
1505年创建时，基督学院位于城市边缘。如果那些都铎式砖不在18世纪早期被石灰岩掩盖的话，我们要想不弄混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门楼，恐怕就会更加费劲了。同样都是长角神兽支撑着挑尖拱，同样都是火焰式的都铎徽章，吊门和兰开斯特玫瑰又一次出现在窗户上方，两侧是象征女保护人玛格利特·博福特夫人的标志。是她资助了这两所学院并向两所大学资助了教师席位。作为都铎时代的一位女强人，她12岁怀孕，13岁成了寡妇，后又两次结婚，在玫瑰战争中表现出其灵活的策略。她的独子、国王亨利七世脱颖而出，赢得了战争。“她大方慷慨，对谁都非常客气。”约翰·费希尔主教1509年在她的墓前悼词中赞美道：“全英国都有理由为她的去世痛哭，包括牛津和剑桥的学生们，她是他们的母亲。”
“经常想着我。”玛格利特夫人的座右铭装饰着院长室凸窗上灿烂的徽章。院长住所的楼上是供这位王室女资助人专用的。透过镶着木墙裙的祈祷室，她可以望进相邻的礼拜堂。20世纪初维修院长楼时人们发现了四只已成木乃伊的老鼠，它们死在了一个特别学院化的窝里—它由手稿碎片、四页贺拉斯的作品、一本残缺的卡克斯顿的书和四张1510年的扑克牌构成。
基督学院方院里的草地是圆形的。礼拜堂的一角长着一棵玉兰花树，院长楼旁长着一棵古老的、枝繁叶茂的紫藤。18世纪中叶，入口大院被翻修一新：木棂窗，门上方是古典式三角楣饰，正面采用的是凯顿石。这是约翰·弥尔顿和查尔斯·达尔文的学院。年轻的达尔文在剑桥未实现他的职业理想：做一名乡村牧师。他研究得更多的是植物学而不是神学和数学。他热情地收集甲壳虫；有一回，当他两手拿满了之后，他将另一只塞进了嘴里。约翰·弥尔顿的学生时代可不像达尔文这样无忧无虑。“夫人”是他的同学们给他取的绰号。在他1625年进入学院时，只是一个长发、柔弱、瘦小的16岁男孩。“为什么那些院士认为我非常女性化？”他暗自问自己。但他还是坚持了7年，直到他的硕士考试。他创作了拉丁文颂歌和意大利语的十四行诗。
食堂旁的一个小窄过道领我们进入第二座庭院。建于1640~1643年的这幢建筑引起过轰动，至少在剑桥引起过。这是一幢独楼，孤立园中，对于当时的学院建筑来说，这就像石制的十字架，是桩新鲜事物。和墙等高的爱奥尼亚式角柱，顶窗交替建有三角楣饰和圆楣饰，底层的石框—一个古典式题材的近乎做作的游戏。正面看具有对称性和韵律感，从前人们喜欢将它归功于伊尼戈·琼斯，因为不清楚是谁设计了这座院士楼。300多年后，德尼斯·拉斯登男爵的新大院（1966~1970年）也有着类似的创新：玻璃的住房，一座阶梯形梯田式建筑。拉斯登靠这种差别更大的密集结构成了后现代派水泥冷酷主义的先驱。
基督学院的院士花园里生长着很多梓树、柏树和花草。教师们在树下安放了蜂箱，他们也为他们的著名同事斯诺找到了一个好位置，在游泳池畔的一只骨灰盒里。离那儿不远长着弥尔顿的桑树，枝杈蔓延，弯弯曲曲，像一位功勋卓著的切尔西老兵。剑桥最有名的这棵树有可能确实是在弥尔顿的出生年1608年栽种的，是当年他的学院为支持詹姆士一世在英国创办丝绸工业的计划而购买的300棵桑树中的一棵。可惜栽错了桑树的种类，蚕儿死光了。不过，这座花园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弥尔顿的天堂。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2节 国王学院（1）
现在来谈谈剑桥的美丽，美不胜收，国王学院的礼拜堂！
—玛丽亚·埃奇沃思，1813
古老的剑桥高街原有四个名称：圣约翰街，三一街，国王大道，特兰平顿街。它北起都铎时代的门楼，南至菲茨威廉博物馆，国王学院雄伟的礼拜堂位于正中。这条街的核心部分是国王大道，一条真正的王家林阴大道，至少在非旅游旺季的时候如此。平常时拥挤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是小城风景如画的中心。议事堂，大圣玛丽教堂，国王学院礼拜堂—在这一建筑群落中，古典式和中世纪风格混合在一起。可是，如果没有国王学院礼拜堂的那棵大树，建筑再辉煌也是多么冷清呀。
那些用砖头和桁架建成的房屋，建于18世纪和19世纪。商店、咖啡店、住房—国王大道上没有一座出名的房子，但全部加起来就为对面的学院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背景。在国王大道上可以买到报纸、泰迪熊和长袍，在雷德和阿米斯公司可以买到各种颜色的领带，在普利玛微拉画廊里可以买到当今最好的手工艺品。从前人们一天中至少在国王大道上相遇一次，那是学院之间的新闻交易所，大学的政策在这里制定。“请记住这一点，”1908年，弗朗西斯·康福德在他的《大学教育微观学》里写道，“办事的人是2~4点在国王大道走来走去的人，一生中天天如此。”
最甜美的男童歌声：国王学院
敲掉国王学院礼拜堂两端的几座小塔，它的比例会更加合适！
—约翰·拉斯金，1849年
一条石墙沿着国王大道延伸，美丽的尖塔将它分成一段段，仿佛墙后是忽必烈汗的皇宫似的。透过花格窗的窗棂，内院绿草茵茵。就连门楼外维多利亚时代的邮箱都有一个小圆顶。倚放着自行车的墙上写着“禁放自行车”。燕子不顾每天潮水般的游客，在门拱里筑巢。这是国王学院的古典式门廊。游客当然改由礼拜堂北门进出。这里就连后门都很气派。约翰·贝奇曼说国王学院是所有剑桥学院中“和牛津最相似的”，他这么讲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是一个牛津人所能说出的最恭维的评价。
该学院全称为“被祝福的玛丽和圣尼古拉斯的国王学院”，它由亨利六世创建于1441年，比伊顿公学晚几个月。当年刚满19岁的国王创建这两所学院，是在效仿威廉·威克姆。在那之前70年，威克姆将牛津的新学院和温切斯特的一所高级预备中学联系在了一起。直到1861年，国王学院只招收伊顿公学的学生。精英们还享有既不必参加通常的大学考试也不受官方代理人的权威管制的特权。国王赋予了国王学院的人一种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这没有使他们更让人喜欢，而是增强了他们的假绅士魅力。
如今国王学院总强调它的不信奉英国国教的自由传统。它1973年就开始接受女生，是剑桥最早接受女生的学院之一。如今，偏偏是这块从前的伊顿飞地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比例最高（80％左右）。国王学院接受少数族裔学生也早于和多于其他学院。教师和学生同样重要，这是国王学院的风俗。这一自由和友善的精神也是使徒俱乐部及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特点，没有谁描写得比小说家福斯特更透彻的了，他是国王学院的院士，他说他宁愿出卖他的国家也不会出卖他的朋友们。如果在学院初建时说这句话会要了他的命。
章程里规定，国王学院应招收70名院士和学生，10名牧师，6名普通教徒，16名唱诗班男童和一位院长。院长不叫Master，而叫Provost。当时它是剑桥规模最大的学院，要创建这么大的学院需要地皮。整个城区被拆除了，包括它的教区礼拜堂—一下子拆光了，而计划的新建筑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一开始只建成了礼拜堂北面的老大院，也是后来的学堂。随着国王在玫瑰战争中倒台，也就没有资金建完他的学院了。1515年，这座礼拜堂奇迹般地竣工了，又过了200多年，国王学院才又大手笔地制定计划—又是只实现了一部分：正对大门的吉布斯楼。詹姆斯·吉布斯，议事堂的设计师，设计了这座空着的长形配楼，使用的是浅色波特兰石，符合古典建筑艺术的理性精神（1724~1732年）。石墙底层上方是琴室，平直、沉稳的檐尾，顶楼带栏杆—跟相邻礼拜堂异常灵活的、高耸的哥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凯旋门式的通道、三角门楣和半圆形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