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贝壳，开心不已，而真理的大海横亘在他面前，未被探索过。”
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
他不仅将他的私人图书室留给了他的母校莫德林学院，而且也留下了那部使他扬名的不下3000页的速记而成的日记。大学毕业后他在故乡伦敦担任一支强大舰队的组织者。佩皮斯是航船专家、皇室俱乐部主席、议员、艺术爱好者和“快乐的人”，热爱生活、见多识广、好奇、虚荣—写一本经典日记的理想条件。佩皮斯细致入微地记录了婚姻和国家事件，是一位异常坦率、诙谐的编年史家。他多次访问剑桥，日记中经常重复的话语似乎他生命的诠释：“我们非常幸福。”
吉姆·菲尔比（1912~1988）
他本名叫哈洛德·阿德利安·罗素·菲尔比。人们叫他吉姆，这个名字来自吉卜林的小说《吉姆》中的主人公，他具有类似的当间谍的天分。吉姆·菲尔比生于印度，1933年在三一学院结束了他的学业。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完美的绅士叛徒，英国情报部门和克格勃的双料情报人员，并于1963年逃往莫斯科。在他身后莫斯科印了一枚邮票纪念他，他是惟一享此殊荣的剑桥间谍。他的终生好友是格雷厄姆·格林，其间谍小说《人类代理人》读起来很像吉姆·菲尔比的故事。
罗素（1872~1970）
先后四次结婚，最后一次是在80岁那年，三次参加议院选举失败，两次因他的和平主义信仰坐牢，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写过引起轰动的《婚姻和道德》一书（1929年）。他在三一学院就读并教学，在那里发明了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逻辑学，但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很快就将它推翻了。他几乎在不停地写作：约6万封信、数百篇文章、71部作品。他的《西方哲学》成了一本畅销书。这位“当代伏尔泰”（戈洛·曼语）在回忆时声称，当他蠢得不能搞数学时，他转到哲学去了，当他蠢得不能搞哲学时，他转去搞政治。口叼烟斗、银发苍苍的罗素是反对越南战争和支持核裁军的代表人物，性解放的先驱者之一，使他成名的还有他过度的床闱生活，“此人头脑聪明，体力旺盛，两腿之间也不比别人多什么”（简·邓恩语）。伦敦的一位出租车司机介绍了这位著名的罗素勋爵有一回坐他车的情形：“我问，‘哎呀，伙计，我们为什么来这儿？’你知道吗？他回答不出来！”
乔治·斯坦纳（1929~）
一位犹太出身的维也纳银行家的儿子，生在巴黎，1940年流亡到美国，在三种语言中长大，一个文学和思想的偷渡者。他的比较文学论文遭到牛津的拒绝，那是他的首部成功作品《悲剧的死亡》。20世纪60年代，斯坦纳在剑桥崭露头角，后来去了日内瓦，1994年回到牛津，成为首位比较文学的客座教授。一些狭隘的知识分子对这位官员全球性的漫游持有怀疑态度。斯坦纳像是个局外人，典型的牛津两性人。他的生活是艺术和野蛮、语言和沉默的结合，出于对不安的精神的永远探索，对犹太教的顶礼膜拜，反对中庸的偏离。
艾伦·图灵（1912~1954）
在剑桥学习数学，是“国王学院众多女王中最有才华的一位”（克莱夫·詹姆斯语）。他的老师之一是维特根斯坦。1936年，他从是否问句（一个当时广为讨论的数学逻辑问题）出发，设计了所谓的图灵机。在布莱奇利·帕克的密码破译小组里，图灵为破译德军的军方密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破译自己的社会密码却失败了。1952年他因同性恋受到起诉。图灵使用一只氰化钾浸泡过的苹果代替使用女性荷尔蒙的强迫治疗（“我在丰乳！”）。
维特根斯坦（1889~1951）
一位维也纳钢铁巨头8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长在一个犹太教行陆碳彝ァ*1911年遇到伯特兰·罗素之前，他在曼彻斯特学习航空技术。第一学期结束时他问他的导师：“你以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吗？”罗素回答道：“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因为如果我是，我就要做个飞行员，如果不是，就做个哲学家。”1914年他作为志愿兵加入奥地利军队，完成了《逻辑哲学论》，赠送掉了继承来的数百万财产，先后做过修道院园丁、乡村学校教师、建筑师。1929年他返回剑桥，声称他以前所做的一切全错了，又在这里度过了18年，如他所说，是来“将一整块哲学的云”冷凝成“一小滴语法”。“既然一切就像耳光一样的响亮，就别来先验论的聒噪。”维特根斯坦生前发表的作品不足100页，他的弟子们认为他是个哲学巨星，在思想和生活中都是位绝对主义者，有偏狂癖，自我折磨，给大学领导层惹麻烦，不善交际，是三一学院一位宁愿读美国的犯罪小说而不愿读《思想》这样的哲学刊物的教师！维特根斯坦一再地从逻辑学的黑洞里逃进电影院，前往爱尔兰、挪威，逃出词义载体的世界。1947年他放弃了他的教授席位，几年后在剑桥去世。这位语言思想家的伦理原则、优美剖析至今吸引着人们。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2节 印刷和祈祷
我感觉来剑桥极其重要……我不想被深深地感动或感染，但我担心我已经被感动和感染了。
—劳伦斯致罗素，1915年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一座名叫集市山的非常平坦的广场。中世纪以来，农民们就在剑桥市中心的周围摆起了货摊。这里弥漫着丁香、奶酪、鱼的气息，这里有新鲜水果、蔬菜、书籍、古董—这里偏偏没有一座山。这块开阔的广场，曾经一直向东延伸到三一学院的教堂和圣安德鲁教堂。跟别的小城一样，总是什么都集中在集市广场周围：市政厅、教堂和咖啡馆、银行和商店。在这个相当分散的建筑群中，集市街21号的青春派①建筑的陈列橱窗显得几乎毫无希望。
集市广场北侧，在玫瑰月牙呈轻微的弧形绕过角落的地方，有一块纪念培根烟店的铜牌。这是家自1810年起就很兴旺的剑桥家族公司，它的老顾客包括艾尔弗雷德·丁尼生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大烟鬼。查尔斯·金斯利这些教授也喜欢在培根烟店里买烟叶、磁烟斗和久经考验的符山石火柴。这座蓝色烟缕的庙宇于1983年关闭，只留下了几行诗句，浇成了铜字，成为了查尔斯·斯图尔特·卡尔弗利的《烟草的颂歌》。这是卡尔弗利1862年担任基督学院院士的时候写的。卡尔弗利是位杰出的讽刺作家，他将英国古典名著译成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他还是一位热情的运动员和烟民：“史密斯，吸一支新鲜的雪茄／琼斯，来一盒烟叶／这是钱，培根！”
小屈里街始于集市，这是剑桥最早的路，18世纪时铺上了沥青。两旁是胡同和后院，这是一个老城区，进步很晚才光顾这里。政府未对这个城区加以维修，而是将它拆除了。1975年，一座索然无味的购物中心将它取代了。市建筑部门承认：“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狮子院中央，有一头狮子立在底座上，这是曾经的红狮子旅店的标志。购物中心背后，停车房和地方法院使内城彻底遭殃了。路边的迈克尔·艾尔顿的青铜像《塔劳斯》真是极大的讽刺：塔劳斯是神话中的守护者。
在市政厅背后、旅游咨询中心对面，是一座1874年建的砖式长建筑—谷物交易所。维多利亚时代的这座粮食交易所如今被用做多功能厅，很适合摇滚音乐会，但音响效果太差。绕过豌豆山—那里没有豌豆，只有鱼，就是艺术剧院所在地。大腕们也在这座小剧院里演出，而不光是马洛俱乐部年轻的学生明星。国民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起和资助了这座艺术剧场。1936年，落成典礼时，他的妻子、俄罗斯芭蕾舞演员莉迪娅·洛卜科娃在这里演出了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这对有着艺术眼光的夫妻的双人肖像悬挂在休息厅里，是一位先锋派画家威廉·罗伯茨所绘。作为收藏家和资助人，凯恩斯知道值得为什么花钱。像牛顿
《原理》初版的这样的珍品，他在1904年上大学时就买了。你在剑桥也能发现这位国民经济学家喜欢的地方，离艺术剧场只有几步远。在圣爱德华公墓旁胡同里的大卫古籍书店，图书收藏者们仍然可以获得意外的惊喜。
印刷和祈祷：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大圣玛丽教堂
因为剑桥人难得一笑，市侩、矮胖、狡猾。
—鲁珀特·布鲁克，《老神舍，格兰切斯特》，1915年
大卫古籍书店的位置十分偏僻，剑桥大学出版社及其书店所在的位置却是远近闻名，就在议事堂对面。虽然剑桥大学出版社直到1992年才将它的陈列橱窗迁进圣玛丽街拐角的大砖房里，但很早就在那里卖书，至少从1581年就开始了。因此三一街1号以最高级形式的修饰语“英国最古老的书店所在地”来美化自己。
和牛津一样，剑桥最早的印书工也是个德国人，来自锡格堡的约翰·莱尔，人们称他约翰·塞伯希。1521年，他带着他的手摇印刷机来到剑桥，印了10本书，第二年就回德国去了。图书审查使得印刷行业成了一桩风险生意。塞伯希的印刷所是个私人出版社，不是大学出版社。他走后剑桥整整60年没有印书。虽然亨利八世1534年颁给了大学印刷和销售各种图书的许可令，但有关机构阻止它印太多的书，因为图书出版直到1584年都由伦敦图书印刷工行会所垄断。之后，剑桥大学印刷工托马斯才得以出版他的第一批书—比牛津的竞争对手早一年。
最早出版的《圣经》采用的是1591年的日内瓦《圣经》版本，这本《圣经》在剑桥也带来了数百万的生意。这是首版《圣经》，莎士比亚使用过它，英国最早的移民带着它去了美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它的牛津同行共同享有出版《圣经》和祈祷书的这一特权。19世纪早期对宗教书籍的需求带给了大学出版社巨额的利润，它们用它资助自己的学术项目。当然它不会出版一切。剑桥大学出版社拒绝出版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罗素和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将他们的《数学原理》长达2500页的手稿摆到出版社面前时，剑桥大学出版社叫苦不迭，直到作者们同意自己出钱支付一部分亏损。后来罗素承认，没有人完整地读过这三册书：“我认识6个阅读过本书后半部分的人。他们当中有三位是波兰人，我相信，他们已被希特勒杀害了。另外三人是得克萨斯人。”
在大量的剑桥大学出版人中有一位特别值得提及，约翰·巴斯克维尔，18世纪伟大的欧洲文字创造者之一。他的名字成了由他发明的字体的名称—巴斯克维尔字体。作为经验丰富的书法家和铸字工，他努力追求一种纯凸版印刷的书型。在剑桥工作的短短几年里，巴斯克维尔印刷了古典名著，希腊文的《新约》和著名的1763年版对开本《圣经》。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伊拉斯谟、弥尔顿、牛顿和约翰·邓恩的作品，出版过通俗的文学选集和高深的百科全书，它为整个的英语世界印刷课堂讲义、试题、专业刊物、祈祷书籍、教科书和词典。剑桥大学出版社早就是一家在近60个国家设有分店和办事处的国际企业了。1981年这家出版社的印刷厂的大部分搬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主厂房—特兰平顿街上的皮特楼，搬进了植物园对面的新楼。如今，近100个国家的2。4万名作家的图书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它每年出版新书2400种左右—足以将我们一再地吸引到三一街1号去。
来自苏格兰的两兄弟，丹尼尔·麦克米伦和安德鲁·麦克米伦，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前身的一部分。1845年以来他们就在这里当书商，不久就成了出版商。1857年这里出版了托马斯·休斯的《托姆·布朗的学生时代》，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本描写公立学校生活的畅销书。伦敦著名的麦克米伦出版社就是这样在剑桥起家的。
在书店里，在集市上，我们每隔一刻钟就可以听到大本钟的钟鸣。什么？亨德尔的《救世主》的音乐第一次作为时间标记在剑桥响起，从大学教堂大圣玛丽教堂的塔楼里响起。1793年，三一学堂的一位法学教授约瑟夫·乔伊特发明了这一曲调。那曲调深受欢迎，1859年新议院的塔钟也采用了它。剑桥的敲钟表演以威斯敏斯特的钟声响遍全球，美国各大学的钟楼甚至悉尼的市政厅大钟都纷纷效仿它。
大圣玛丽教堂是1478年后在早期的一座教堂旧址上重新修建的，拱廊又高又长，建有垂直线条的窗户和城齿。都铎雕饰的支撑脊椽梁顶使用的是亨利七世1505年捐赠的100根栎树树干。石匠们在拱肩的软石灰岩里刻下了花格窗图案。这座大学教堂很早就是剑桥的市教堂了。直到15世纪创建老学堂之前，院长和院士们都是在大圣玛丽教堂开会，而剑桥大学将它的资料保存在这里，可以说，这里是行政中心。一直到1730年，辩论、授予头衔和大学的其他重大活动都在这所教堂里举行。大学生和市民们拥挤在1735年修建的侧厢廊台上，聆听邀请来的著名传教士布道。
数个世纪以来，惟一的一座学院礼拜堂将这座大学教堂比了下去—国王学院的礼拜堂。可怜的圣玛丽教堂，假如它没有那洪亮的、无与伦比的钟声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么讲。这座教堂的12只钟比它的建筑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如果你还不懂变换鸣钟这一优美的英国艺术的话，这里就是培养成钟的爱好者的地方，而且是成为钟楼爱好者。如果运气好，你就会赶上剑桥大学的变换鸣钟手俱乐部正在进行完整的敲钟表演，不过这可能会持续数小时。敲钟人房间里的木板上记着变换鸣钟谜一样的记录，我们由塔里的盘旋楼梯爬向望景楼时会经过那块木板。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3节 大学心脏：议事堂和老学堂
“人们到了剑桥就只想工作，如果他们到了剑桥的话。”
“真的吗，每个人都这样吗？”
“对，每个人。”
—尼古拉斯·蒙萨拉特，《生活是四个字母的单词》
在大圣玛丽教堂的钟声陪伴下，美丽如画的游行队伍由国王大街前往议事堂，这种仪式每年举行一次。学舍管理员高举权杖走在最前面，大学校长（或副校长）走在他后面，身穿带金丝尖角的长袍，再后面是德高望重者、院长和院士，他们的长袍是各自院系的标志颜色，五彩缤纷，像是科隆狂欢节游行时的民族服装队。颁授荣誉博士头衔是一学年的高潮。陆军元帅布吕歇尔、昆虫研究家米里亚姆·罗思柴尔德、柴可夫斯基、托马斯·曼、尤尔根·哈贝马斯，他们都在这里的议事堂里接受了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头衔。
当我们怀着事不关己的快乐感受那古典仪式时，大学生们在6月份挤在大门旁长长的名单前，他们的考试成绩张贴在那里，这既是荣誉榜，又是学院的耻辱柱。不久之后，在学位颁发日，他们跟随各自的导师和亲人走进议事堂，但不是按照各学院的字母顺序。这一仪式也反映了优秀人物的级别。星期五上午从国王学院、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那些规模大的、古老的、富裕的学院开始颁发，而在星期六傍晚，当议事堂前的草地已被踏平之后，则由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