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关于天道人心的漂亮说辞，无非是要打消行将篡夺者的最后一丝君臣之义的顾虑。萧衍终于改元称帝，当时合法的皇帝不在京城，所以萧梁是称帝在先，受禅在后。过了些日子才由齐之末代太后颁令使改朝换代合法化了。太后令说：“西诏至〔时齐和帝在建业之西还未回京〕，帝〔指齐和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归于别宫。”齐太后说，齐和帝效法前代旧例，要把天下禅让给梁，请梁派个特使来，明天我这个齐的寡妇就把传国玉玺送给你。
萧衍是为梁武帝，他奉齐和帝为巴陵王，优崇之礼，皆仿齐初。
梁末的权臣陈霸先也照葫芦画瓢，他派手下带兵入宫，把梁敬帝带走，把事先起草好的禅让诏书让末帝手抄一遍。陈霸先建立了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国号为陈，他奉梁敬帝为江阳王。可他这个王朝比他的前辈差多了，在其子陈叔宝手上就被北朝崛起的大隋所灭。
自汉末黄巾以来，至此已经400多年，中间虽然有晋的短暂统一，但分裂和动乱一直连绵不绝，在这险恶重重的政治黑夜中，人性阴暗的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历史从来没有像这样填满了无休无止的征战和杀戮，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阴谋和篡夺。
只要一个政权内忧外患不断，就离不开权臣，尤其是军事强人。一旦这个军事强人长期手绾兵符，甚至父子相传，而不幸的皇室又为孤儿寡母时，那君臣易位就是迟早的事。特别是在乱世，纲常的约束力衰微，篡夺和阴谋就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禅让不过是强附在这之上的一层涂色，半遮半掩，欲盖弥彰。
禅让的历史逻辑
我们同情弱势的君主，但我们也不可以责备代之而起的强臣，在历史面前，任何道德臧丕都无关紧要。禅让的例行化只是证明帝国旧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
按照帝国的创建原则，君强臣良，君臣的力量对比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但绝不可以出现凌驾君主的强臣。一旦有这种不好的苗头，帝国内在的机制就会自动予以修复。要么是君主以神圣的名义，借助外力，通常是通过奇袭等阴谋手段，迅速制伏为首的强臣，从而重申君主不可侵犯的威权。像三国时吴主对付孙綝，清康熙对付鳌拜。要么是强臣效老庄之道，“功成身退，天之道”，故意示柔示弱，放弃权力，淡泊名利，甚至退归林下；或者广置田宅，多畜歌儿舞姬，以自清或自污的两种手段来表明自己的没有政治抱负，从而让心存疑虑的君主放心。中唐的郭子仪“功高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众不非之”，就是因为他办完事就走人，不贪权，不与人斗，广结善缘，征逐酒色；晚清的曾国藩挟平太平天国之威，拥兵东南，在关于他有异心的谣诼纷起时，没有引起慈禧太后的猜忌，靠的就是他“种菜养猪”的家书和“三省吾身”的日记。
但是，这种自我修复的机制有赖于帝国的向心力和纲常道德对臣下的软约束。一旦王室频烦发生权力交接，君主年幼，权力长期集中在个别权臣手里，君臣力量对比发生逆转，那么政权的平衡机制就被破坏。时日一久，这种失衡就被视作理所当然，往日不正常的东西也变成正常。到此之时，作为君主，要么承认现实，甘当傀儡；要么依靠另一种政治力量，采取秘密手段，以消灭权臣的人身为最终目的。东汉桓帝在大权旁落多年后，就依靠宦官的力量，有一天突然包围了大将军梁冀的府第，迫使梁冀夫妇自杀。当然，像汉桓帝这样，又使自己成为宦官手中的权力“人质”。而作为权臣，长期不行臣道，心里也存在着隐忧，既背负着纲常的压力，又得提防着君主的自我政变。因此，为了自我保护，他就不断加强对君主和其他大臣的特务政治，收买、监视、打压、暗杀，无所不用其极，只到把同情君主的势力消灭殆尽为止。像曹操杀汉献帝的伏皇后和皇后父亲伏完，杀持献帝衣带诏的汉臣，司马氏杀曹魏的皇后。这种诛杀通常都还是通过君主的诏书来进行的，这实际上也是权臣对君主不甘傀儡的一种报复，用这种精神摧残来对君主西西弗式的徒劳进行惩罚。但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权臣为了权力的长治久安，在适当的时机，就会采取非常手段，以神圣的受禅手段，废去旧政权的合法地位，建立自己的新王朝。但是只要没有解决好帝国的的权力平衡和修复机制，这种权力更替的先例一开，纲常和道德的约束也就成了秋后的稻草人，不再具有任何的约束作用，历代权臣们也都有了照猫画虎的便捷。禅让也就成为一个不断出现的政治常用语。
何以一些短命政权最后都以禅让来终结？在披览历史的纷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禅让的持续出现自有其内在逻辑，与任何个人政治野心没有必然联系。人在权力江湖，确实身不由己，要想不被别人收拾，就得收拾别人。这种内在的逻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中国这个黄土帝国，立于两河之下，其形成之因据说就是为了治水和救荒。为了维持帝国的有效运转，就必须有一个强势领袖和高效率官僚队伍。在强调强势领袖的同时，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持权威又保证效率。因此当这种平衡被打破以后，无论是皇帝过于独裁，还是皇帝成为傀儡，都会导致施政失误。在一连串的失误之后，社会就会走向崩溃，进入混乱状态。可是即使在乱世之中，帝国的残余影响和其当初形成的原始动机还在起作用，顺天理应人心，重造一体化，就成了政治演变的内在动力。因为有这个历史大目标的指引和驱使，各种政治人物都在企图成为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特定人选，即所谓“真命天子”，其所有政治行为甚至包括个人修为都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但是这一企图在其政治生涯刚开始时并不很清晰，一开始他们只是想成为那个高效率官僚队伍的一员，尽心辐佐君王，共造帝国的盛世。只是在君王成为强势领袖的努力迭遇挫折，最后变为不可能时，他们才接过这个传世的梦想，继续进行自己的努力。所以就有了禅让这个权力的和平转移。
唐尧末年，水旱连年，时间之长，旷古未闻，帝尧抗灾的乏力，极大损害了他的权威，一个长期在位的君主在他老年时展示了他威德和身体的同步衰弱。诸侯势力蠢蠢欲动，换个人做做看的呼声开始出现，所以才有了形象清纯的虞舜的崛起。虞舜所以能崛起，撇开其个人能力和手段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本身需要一个强势领袖来抗灾救济，重建帝国的信心。舜也明白这一点，他一上台就厉行新政，加强王权，诛杀妨碍其权威的代表性政治人物，即所谓“四凶”。但在抗灾过程中，灾情之大和最后的成功却凸显了另一个政治人物，其功勋之著和道德感召力使舜的细行小德显得暗淡无光。这个人就是禹。禹代舜而起是一种时势的必然，在救国救民的大实践中，人们发现勤勉能干、心忧万民的大禹比空有道德声名的帝舜更像一个伟大的君王。在汉末魏晋南朝时期，人心对统一和强势领袖的诉求，成为一种左右历史的内在力量。无论是曹操、司马昭，还是刘裕、萧道成，都是在想成为这个天命人物，也都是在朝建立统一帝国的目标迈进，其最终虽然都没有完成这一洪愿，但其行动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
这就要说到禅让成例的第二个原因了。越是朝统一和强势领袖的方向努力，反而越是走向分裂和君权的弱势，并在这过程中形成新的权臣，导致新的禅让。
比逢乱世，要想重造强势领袖，势必诉诸武力，这就无形中造就了军事强人，其政府也自然成为军政府。可是但军事强人成为权臣并最后受禅为新君后，他就成为全民首脑，而不仅仅是军队的首脑，军政府也有了转变为民政府的内在要求，他这个昔日的军政首脑也不得不朝着民政首脑进行角色置换。可是，大统一的局面还没有最终实现，内乱仍然需要军事强人。在其政权开始的时候，君主还可以凭借其固有的影响，有效控制军队，所以他虽然逐步转化为民政首脑，他依然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可当皇位传给其子孙时，政治情势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这些新君，经常还年龄很小，不比其开国之君是从基层做起，懂得社会的艰难和险恶，其个人威信也是在长期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他们则是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福禄来自祖德，与其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对政治的尔虞我诈和波谲云诡没有感受，与军队也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私人接触，更谈不上直接指挥了。他只是靠诏书同军队保持联系，所以对其本人来说，他实际上已经同军队脱节了。可另一方面，为了再造统一和强势王权，军队还在征战不已，其直接领导人的权威就在奉旨治军过程中日积月累地建立起来了，时日一久，终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其羽翼渐成后，他就成了新的权臣，并子孙相传，世代控制军队，民政府就这样又退回为军政府。但这个新的军政府首脑也有成为民政府首脑的欲望，在加上攀龙附凤之辈渴望弹冠相庆，从而恶性循环，禅让不断。
帝尧当年让舜管事，20年政出于舜而不在尧，权力渐渐向舜转移，政府的具体事务都由舜亲力亲为，客观上就造就了权臣舜，削弱了帝尧；
而当大禹在旷古的抗洪治水过程中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控制了舜帝国的人财物时，大禹就成了新的权臣。其取而代之后，所以没有重蹈前两任的覆辙，是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帝国的重造，建立了无匹的功勋，拥有了神圣的道德地位。再也没有人能撼动其历史地位，所以他能够子孙相传，成就大夏的千秋伟业。
但从曹丕、司马炎到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他们的政权却不能像大禹那样逃脱禅让的历史宿命，其本人是禅让的作俑者和受益者，但传不了几代就被禅让的幽灵所困扰，走马灯一样地上演着悲悲戚戚的亡国惨剧。
还要说到第三个原因。在社会大崩溃过程中，昔日帝国的意识形态也土崩瓦解，君臣大义、纲常礼教都不再神圣不可侵犯。它对人性约束的趋缓，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个人自由，也算一种解放思想，如“竹林七贤”的隐逸高情和魏晋南朝的文化浪漫主义。但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丑恶一面的制约。一些政治人物一旦拥有权力后就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为了一己之私而放弃曾经奉为圭臬的仁义道德。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就存在一个悖谬，一方面，时代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是重造统一，再建纲常；另一方面又为了这一目的去败坏纲常，去弘扬仁义道德的对立面。
曹操为了在中原逐鹿中胜出，率先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战略，只要有一技之长，其个人品德不在考量之列。他在那篇著名的人才招聘广告中特意举了“陈平盗嫂”的典故，意在说明，本官要的是人才，只要有真才实学，个人品德再坏都没关系，绝不影响封侯拜将和升官发财。所以他虽然知道司马懿“鹰视狼顾”有异心，也就是政治上不可靠，但他还是舍不得其大将之才。事实上，曹魏后来也只有他能挡得住诸葛亮的“七出岐山”、“九伐中原”。曹操唯才是举，不讲政治，司马懿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曹操的见人之明。司马氏后来的篡夺，原是曹操养痈遗患。曹耄后来血溅宫墙，曹奂愤怒“司马昭之心”，也都是拜其祖先曹操所赐。只能说天下是阿瞒打下来的，天下也因为阿瞒丢掉的，得之不必喜，失之也不必悲。
司马昭欣赏贾充充当了篡夺急先锋，司马炎不但任命他为宰相，还同他结为儿女亲家，明知“贾氏种妒丑而黑”还是聘他的女儿为太子妃，司马炎的老婆杨皇后只为贪图贿赂，就在丈夫面前猛吹枕边风，这一对富有四海的夫妇，就这样为未来的皇帝娶了这么一个丑而无德的媳妇。等到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即位，贾家的丑女儿就成了贾皇后，这个出身奸佞小人之家的女人，马上联络诸侯王和父舅从兄，合纵连横，翻云覆雨，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权力斗争，导演了一场全国动员的内战，这就是史称的“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晋朝对全国的短暂统一也随后解体，晋室也只得东徙江东成为一个小朝廷。可笑的是，那个贪图贿赂的杨皇后后来成为太后，结果竟死在自己力主聘进门的儿媳之手，还带累自己的父亲杨峻被杀于马厩；那个弄权的贾后也在内战中被杀，其昏聩的丈夫也被人毒死。
这些恶的示范作用又加速了帝国残余意识形态的瓦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篡夺和阴谋，即使不戴禅让这顶美仑美奂的帽子，也不会令人惊讶。在这个道德希缺的时代，不仁不义成为常态，继续遵循传统道德礼教反而是变态。
篡夺也好，禅让也好，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重建帝国，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在标上做功夫，并未触及根本。自汉末形成的流民潮造成整个社会的巨幅动荡，并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由于有这些庞大的流民潮存在，只要给饭吃，则任何一个政治野心家登高一呼，就可以随时拉起一支队伍；但是这些队伍都是乌合之众，社会又处在一个整体道德失控的状态，所以只要又有一个野心家出价高，则变节和叛变就会随时发生。再加上游说之士的合纵连横，则吕布可以一叛再叛，蔡瑁张勇可以投降曹操，姜维也可以背叛曹魏，诸葛亮可以连蒙带骗强借了东吴的荆州，孙权自然可以背叛孙刘抗曹同盟，杀了关羽。
这个时代之所以与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阴谋、权术和计谋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就因为这两个时代同样都是旧的社会结构已经崩溃瓦解，而新的结构又没有形成。在这一特定时代，人性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都竞相走向前台，不遗余力地表演，并声嘶力竭地招徕着自己的追随者。而一大批被饥饿所驱使的盲目的流民，就成为这些野心家手里的棋子，他们被帷幄之中的将军们所运筹，为了一碗饭，或者还为了想象中的荣华富贵，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一场接一场旷日持久的杀戮之中，以致血沃中原，白骨成山。
而统一的和平帝国的梦离他们越来越远，儒家所梦想的政道合一的清明盛世则更加渺茫。我们在儒家标榜的尧舜时代看到的是阴谋和篡夺，在魏晋南北朝的漫漫长夜里，我们看到的则是阴谋和篡夺更加猖獗的魔影。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连神秘的预言家也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起码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的“U”字型隧道里，我们看不到一丝尽头的亮光。
〔本文参考书籍：《史记》、《汉书》、《竹书纪年》、《资治通鉴》〕
第一部 政治与隐士
隐士是相对于庙堂而言的，本来就是山野村夫，一辈子都在耕牧渔樵，是谈不上隐与不隐的。有谁会在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