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他就这样在人造假神话的迷乐声中走向了政治绝路。1890年后袁克定也效法古之成例，印假报纸伪造万民拥戴袁世凯称帝的民意，以欺骗其父，终使老袁走上了不归路。其称帝也与王莽代汉一样成了一个历史大笑话。
同王莽受禅失败不同，后代的奸雄却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他们从王莽的失败中得出了教训，靠女人可以得到荣华富贵，甚至也可以权倾一时，但永远得不到江山。在宫廷内部经营的权力体系，就如空中楼阁，看上去巍峨壮观，却由于没有根基而很容易在政治风雨中瓦解冰消。像王莽，其权力取得全来自王氏家族的一个女人，虽然这个女人现在贵为太后。因此他的权威基本上只局限在庙堂之上，并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能号令天下，全靠扛着汉朝廷这面大旗和太后的支持，一旦没有了这个“橡皮图章”，其权力合法性的大厦马上就坍塌了。所以他代汉自立，马上就遭到社会中上层的坚决抵制。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他厉行新政，以上古圣贤的名义改革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企图取悦中下层老百姓。可他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一场正确的改革，糜烂的政局和崩溃了的经济，使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行，所以他的每一项新政都遭到整个社会的抵制；在一个错误之后，他又接着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企图用暴力强行推行改革，结果使得各种反对力量形成合流，以致政局鱼烂河决，终于不可收拾。其新朝也随着他被民军所杀而夭折。
撇开其他原因，王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不是自己一刀一枪挣来的，靠妇人女子九曲深院里的因缘际会去偷盗别人的江山，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儒家正统时代，天然地就缺乏合法性。所以，王莽之后，谋求禅让者多是能将能相的权臣，其身边聚积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并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其夺得天下虽然是通过禅让，却也经过多年甚至数代苦心经营，也是刀口舔血、出生入死而来。
曹氏代汉而立就是这样。曹操靠收编黄巾残部起家，在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和屯田的经济政策之下，再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终于荡平中原，打下自己的一片基业。但他还有自己的道德包袱，还没有代汉的政治勇气，“使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终其一生，曹操虽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心，但一直还是安安份份地做着“周文王”，奉汉正朔，做着汉臣，在魏王和汉丞相的位子上死去。
新魏王曹丕继位后，他要兑现其父要他做周武王的期权。其时，虽然有孙权、刘备的不断犯边，但基本不成气候，中原腹地的和平已成定局。除旧布新，建立新朝，已经是人心所向。各种力量都在推动曹丕采取行动，而曹丕本人也没有乃父的道德包袱，年轻人的勇气和虚荣心也在激荡着他朝皇帝的宝位冲击；那些曹氏部属也在设想着如何弹冠相庆，如何分新朝一杯羹。于是自有小臣去逼去劝汉献帝效唐虞旧例，把帝位禅让给魏王。“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公元220年，曹丕终于逼迫汉献帝把帝位禅让于他，建立魏朝，是为魏文帝。他追尊其父为魏武帝，封逊帝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曹丕还同时给刘协留了句客气话：“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但刘协是不是共到所谓天下之珍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后来活到54岁死去。
不过刘协聊以自慰的是，那个逼他禅让的曹丕并不长寿，只活了36岁就死了，其子魏明帝曹睿也只活了30多岁就扔下了孤儿寡母，遗命司马懿和宗室曹爽辅幼主曹芳继位。最高领导人频繁更迭，而且继位者年龄越来越小，这就为权臣的诞生准备了现实条件。司马懿是曹操时的旧臣，辈份很高，是小年轻的曹爽难以望其项背的，朝政大权很自然地就落到司马氏手上。
同曹操一样，司马懿也有他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他都是魏臣，并不遗余力地为魏东征西讨，顽强抗击西蜀的军事冒进，并彻底地遏制住了诸葛亮的北伐努力。堪称魏朝的柱国之臣。但正如后来唐末的一位诗人有感藩镇之祸所言：
中原莫遣生强盗，
强盗生时不可除，
一盗既除群盗起，
功臣多是盗根株。
司马懿成为魏朝柱国之臣，多年手执兵符，统率百万大军，屡屡打退外敌的侵犯，这奠定了他在魏朝廷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这对一个主弱臣壮的政权来说，并不是好事，其可怕远甚于强盗和外敌，事实上司马氏后来也确实成了魏政权的掘墓人。生杀赏罚之权不再出于朝廷，而渐渐下移至司马氏之门，司马氏在魏廷也渐渐获得了曹氏当初在汉朝廷的地位。
历史又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出戏，准确地说是演员照抄了前人的旧作。司马氏第二代司马师开始主宰魏朝廷，甚至径行废立，他竟然把乃父当年受命辅政的对象曹芳废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耄为帝。司马师后来疯疾暴死，继其位者是他弟弟司马昭。这个司马昭表面上没有其兄那样霸气，骨子里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他名义上的皇上曹耄对他的的切齿之言。
这个曹耄少年气盛，不忿司马氏专权，想做真正的皇帝，可他除了身边的几个太监并无一兵一卒，就是身边的太监也保不准是司马氏的耳目。这也不能怪他们，凡夫俗子总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为了生存也讲不了什么君君臣臣的大义了，何况你曹氏当初也是不君不臣过来的。曹耄在发了那一通不知死活的怨言后，竟然仗剑冲出后宫，摆出一副与司马氏拼个鱼死网破的架势。可他的匹夫之勇碰到真匹夫就立马完蛋。司马氏的人也挺剑迎上来。当大家还慑于君臣之义时，司马氏的鹰犬贾充高呼：司马家养你们多日，就为的是今天。以致宫闱惊变，血溅宫墙，曹耄被当场刺死。这个贾充也算与司马氏有一段孽缘，《晋书》“武帝纪”称他“贾充凶竖”，一个凶恶的小人。其女后来嫁给晋朝的第二个皇帝惠帝司马衷，就是那个乱晋政的贾后。这个据说又矮又黑的贾后精于权谋，又有政治野心，一手挑起了“八王之乱”，从而使短暂统一了全国的晋朝，不得不在“五胡”的凌厉攻势下成为偏安江左的割据政权。这个惠帝就是天下饥馑时问百姓“何不食肉麋”的那个蠢材皇帝。他们也算是一对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天成佳偶，或者叫一对真正的狗男女。当然，这是题外话。
曹耄死后，满朝文武，只有司马懿的弟弟、老臣司马孚抱尸痛哭。按说，就是要做做表面文章，司马昭最低也应该弃车保帅杀贾充以谢他弑君之罪，从而维持君臣的起码体面。但司马昭连这一点体面也不要了，贾充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如果司马昭忍痛杀了贾充，恐怕就没有后来晋惠帝时贾后专政的惨祸了，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没办法，魏明帝的老婆、当今太后只得下发诏书斥责高贵乡公曹耄，并将横死的皇帝贬为庶人，以民礼下葬。做皇帝、做太后做到这个份上，真不知悲哀两个字怎么写了。只能说，前有行者，后就有跟者；你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十五。恶的示范效应从来比善要来得快来得猛。
司马昭很快又立了另一个宗室子弟曹璜来当新傀儡，就像当年王莽为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改名孺子一样，司马昭也把新君改名曹奂，其潜台词是取其光明、换新之意，要他与前任曹耄划清界线。这个曹奂在司马昭手上基本上还挺过来了。等到司马昭一死，其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曹奂的皇帝日子也到头了。公元265年，司马炎效曹丕故例，逼迫15岁的曹奂禅位于他。于是夺汉天下的曹魏也在45年后被司马晋夺去了天下。也算是“前人田土后人收”了。
但是，“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司马炎登上帝位15年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全国，从而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但他在做了真正的中国大皇帝10年后就一命呜呼。他死了以后，晋朝又落入权臣内斗的恶梦之中。司马衷继位后，皇后贾氏与太后杨氏为干政事大打出手，在她们的背后分别是皇后父亲“凶竖”贾充和太后父亲“豺狼”杨峻，这两个外戚权臣又联结着宗室亲王和朝中大臣。权力斗争很快发展为生死之搏，亲王们都进行了军事动员，以致晋王朝陷入了近30年的内乱，史称“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在持续的“军阀混战”之后，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以致被“五胡”所窥伺，长安、洛阳沦陷，晋室被迫南迁。中国在短暂统一后再此陷入分裂。
晋室偏安江东，在淝水之战后顶住了胡人的南下攻势，但后来又几乎命丧权臣内乱，最后靠刘裕击败了篡位的桓玄。但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一盗既除，更生一盗。而这后进的虎、新生的盗就是当初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刘裕就是晋室的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但他也自然地成为后进的虎、新生的盗。
《资治通鉴》说刘裕在再造晋室之后滋生了政治野心——
宋王〔刘裕〕欲受禅而难于发言，乃召宋臣宴饮，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战，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惟盛称功德，莫谕其意。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还外，乃悟。而宫门已闭，亮叩扉请见。……亮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
刘裕想跟前辈受禅的曹丕、司马炎学习，却一时自己说不出口，所以他召集部属喝酒，希望他们提出来。但他绕了个弯子，先说自己如何再造晋室，如果没有他，晋朝早灭亡了，现在虽然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但位极人臣，恐怕不是好事，所以想辞去晋朝廷的一切爵位，到京师养老去。刘裕向自己的部属暗示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晋朝其实20年前就已经灭亡了，是我刘裕让它又活了这么些年，就算我现在代它而立，也不算盗取他人江山社稷；第二层意思是，我现在已经位极人臣，皇上已经赏无可赏了，从来功高震主，当皇帝无可赏时，通常就意味着要杀了，我担心这样下去要出大事；最后一层意思说的更直白，我刘裕不想再要晋室的爵位了，我想去京师养老。从来戒慎恐惧的功臣功成身退都退归林下，唯恐离权力中心不远，岂有往政治漩涡里去的道理？刘裕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无论从仁义还是自我保全的角度，我都要去京师去皇宫度我的余年。
可惜一干部属都不明白老刘的心思，只有傅亮喝完酒出门后被风一吹，觉得刘裕好像话里有话。终于风吹酒醒，脑子灵光一闪，突然看出了端倪，明白了刘裕绕这么个大弯子原来是想受禅当皇帝。他自觉立功的机会来了，就回头敲门进去跟刘裕请假说要去京师走一趟，两人彼此心照不宣。傅亮出了刘家的门后，天已经黑了，只见长星划过中天，傅亮认为这是天意显示，世间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了。天人感应学说认为，长星过天是改朝换代的神示。没有其他旁证证明这一天文现象，这段神话很可能是出诸刘宋的官方正史，用意在证明刘裕的奉天承运，应天顺人。借禅让主谋傅亮之口说出这段神示，还特意点明他本不信天人感应，目的是强调天要灭晋，非刘裕之罪。
紧接着，傅亮去京城，带着起草好的禅位诏书去找晋恭帝，叫恭帝手抄一份。前朝逊帝在这非常时刻总是哭哭啼啼，明知大势已去还要恋栈不已，结果徒然弄得正准备登基的人心里不痛快。这个人不痛快，别人还能痛快得了？马上要退位的皇帝又怎么能痛快得了？这个晋恭帝倒不像他的前辈，他不但痛痛快快地答应禅让，而且还说早该禅让了。刘裕碰到这么个知趣的人，少不得要多浮几大白。这个达观的逊帝高高兴兴地誊写了一遍傅亮起草的禅让诏书，还对身边的人说：“当年桓玄作乱时，晋已经失去了天下，我家的江山能延续20年，都是刘公所赐。今天我把天下禅让给刘公，我心甘情愿。”刘裕受禅后改国号为宋，史称南朝刘宋。晋的末代皇帝晋恭帝被封为零陵王，所有待遇比照晋初。
这个晋恭帝也算一个看透时势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不是生不逢时，一定也是个权谋高手。当此之时，如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发泄自己的悲愤和仇恨，岂不扫了人家的兴？虽然人家能理解，那对你今后的人生又有何益？晋恭帝此番言辞的效果简直可以同那个乐不思蜀的刘阿斗比美。千百年来人们都在嘲笑刘禅的不知亡国之恨，嘲笑他的“此间乐，不思蜀”的名言，却不知道这可能是他在司马氏的恐怖之下自保的一种手段，是故意示愚和养晦，从而借此保其天年。否则以其当初对诸葛亮如对仲父的姿态，虽然昏聩，却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让对手鄙视的童真之言。晋恭帝也算顺时随命，与时俱进，用一句惠而不费的漂亮话，换来后半生的平安，说起来还有很大赚头。用现在的国与国间的外交辞令来说就是，在被迫签订这份不平等条约时，晋恭帝通过外交手腕最大化地争取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可是刘宋的末代皇帝宋顺帝刘准就没有晋恭帝这份从容，不过刘准还是13岁的孩子。他在权臣萧道成的鹰视虎眈之下，在帝位上呆着的最后时刻，被萧的杀机所镇慑，几之魂不附体。当萧道成的大臣王敬则逼他出宫时，小皇帝——
“不肯出，逃于佛盖之下，王敬则勒兵殿庭，以板舆入迎帝。太后惧，自帅阉人索得之，敬则启譬令出，引令升车。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宫中皆哭。”
可怜惊吓过度的刘准害怕被抓走杀害，竟然躲到慈悲菩萨的塑像下面不肯出来。但太后知道，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死只在对手的一念之间，如果惹恼了他们怎么得了！太后赶紧领着太监把小皇帝找出来了。即使在知道不会被杀之后，这个小皇帝还是说出了千古亡国之君的伤心欲绝：希望后世转世投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在刀斧面前，13岁的宋顺帝下了最后一道诏书，禅位于齐。萧道成也像宋顺帝的祖先刘裕一样受禅登上了帝位，史称南朝萧齐。从而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短命王朝。
历史之轮很快就转到萧齐的末代，大司马萧衍崛起，统领大军的他心中也萌生了受禅的想法。其追随者沈约察言观色，就进行劝进：
“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历数所在，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
沈约关于天道人心的漂亮说辞，无非是要打消行将篡夺者的最后一丝君臣之义的顾虑。萧衍终于改元称帝，当时合法的皇帝不在京城，所以萧梁是称帝在先，受禅在后。过了些日子才由齐之末代太后颁令使改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