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8-历史的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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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8-历史的灰烬-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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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验,那代价简直就是不堪回首。可是,历史竟真的是那么残酷。    
          
                        尧舜禅让的政治谎言    
      最早对尧舜禅让提出质疑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了一句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在政出于曹氏的现实面前,当了多年政治傀儡的汉献帝,再也无法与没有道德包袱的曹丕并立于世了。曹丕以己心度舜禹之腹,一下子就击碎了尧舜禅让的美丽政治神话。    
      一部有别于正统的异类史书《竹书纪年》也支持这种说法: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直说就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和太子丹朱,夺取了帝位。舜一上台就进行政治肃反,迅速铲除忠于帝尧的政治势力。透过《尚书》的正统文字,我们依稀还看到这之中的残酷和恐怖:“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演了受禅的一出戏之后,舜就迫不及待地诛杀了忠于帝尧的前朝重臣,用杀猴给鸡看的策略,来警告任何敢质疑其权力合法性的异见人士。也只是在这种屠杀的恐怖之下,天下人才被威服。《尚书》的意思很明显:“四罪而天下服”——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而坚决的手段,如果不放弃妇人之仁,也就是说,不对帝尧的“四大护法”下重手,则天下是不能服的。    
      现在让我们剥下儒家描在舜身上的美丽文饰,看看真实的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舜起自田间,躬耕历山。一个乡下的穷孩子,在和平年代又怎么能有那样大的造化呢?从一个普通村民,数十年间竟能先娶帝尧二女,成为朝廷重臣,再为摄政王,最后践天子位。这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也不能说舜没有过人之处和独得之秘。    
      在和平年代,获得政治地位自有它的一定程序,比不得乱世,王侯将相多出于草莽。因此,和平于小百姓是福气,但于政治野心家却不能不说是个限制。但对于真正有手段的政治高手,和平未必就是障碍。我们知道,科举时代通过考试获得进身之阶;在科举之前,选拔官员是征辟。所谓征辟,就是朝廷听说某人有贤名,就下诏调他为政府效力,就是让他出任官员。因此,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要想进入政治轨道,就不能默默无闻,就必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可是怎样才能博取名声呢?无非是德行或才能出类拔萃,但以才能显名于世,不如用德行获得名声来得快。因为,才能要到为官用事时才会看出来,可德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现,所谓大德只在细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彰显一个人的高尚品德。所以呢,世上有志“兼善天下”、等待朝廷征辟的人,就在德行上猛做功夫,不是以隐逸山野来彰显自己淡泊名利的高行,就是以事亲至孝来获得孝子的美名,或者以仗义疏财获得一方善人的荣誉称号。这在征辟制度实行得比较积极的汉代最明显。    
      舜的独得之秘就是他的作秀功夫一流。舜所以被帝尧征辟用事,就在于他在德行和才能上都获得了非比一般的社会声誉。他在隐逸、孝行和才能上都下了一番功夫。他首先在孝上着力,不过这也得力于他全家的配合,他们甘当负面的配角,为了舜的政治崛起,落下千古骂名。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舜的“军功章”上怎么着也有他父母和弟弟的一半。史载舜“父顽母嚣弟傲”,他的父亲、继母和异母弟,为了杀害他,费尽了手段。这里有些让人不明不白,舜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舜在家庭里面的对手为什么屡屡要对他赶尽杀绝?甚至更不可思议、不合情理的是,在舜已经做了帝尧的女婿之后,他的家人还在继续进行对他的种种谋杀活动,在舜修谷仓时火烧谷仓,在舜穿井时落井下石,种种都志在杀之而后快。虽说有后妈就有后爸,但舜的父亲也未免太冷酷无情了吧。要说杀舜是他弟弟象为了独得家产,但在舜贵为驸马后,对于自私的象来说,攀附哥哥比杀害哥哥更能获得利益。儒家的史书对此有一个解释,象在这时候之所以还企图谋杀舜,是为了兄终弟及,继承舜的琴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公主嫂子,自己做帝尧的驸马。这种说法很牵强,因为杀害驸马的政治风险太大了。试想,舜的非正常死亡,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是象母子,因为之前他们就有种种对舜不善的恶名传于外。象难道不明白,骄傲的两位公主会跟杀夫仇人结婚吗?她们会放过杀夫之人吗?以人心度人心,无论君子还是小人,规避危险是一样的。因此,正史关于舜与其家人的恩怨,不是执掌政权的舜的创作,就是他们合演的双簧。    
      但创作也好,双簧也好,反正舜通过它获得了孝子的美名,这才是最终目的。有了孝子美名后,舜就在历山地面上轰轰烈烈地演绎起他的德与能。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以致他到哪里,老百姓跟到哪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舜一到就迎刃而解;老百姓发生纠纷,也都找他均裁,他一裁还无有不服。当然,这也都是后来舜的御用历史学家所言。总之,他的名字很快穿越历山,上达天听,于是就被朝廷征辟,入朝用事。    
      舜到了帝尧的朝廷,很快得到帝尧的欢心。帝尧末年,灾害频仍,“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淮山襄陵”。共工、鲧、欢兜等一干名臣此时都在朝用事,这些人都是舜的前辈,舜想有所为,不能越过他们。但他们都没有舜的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舜是驸马,是帝尧在丹朱之外最信得过的人。也许就是因为这份相信,尧晚年不问政事,沉迷修道,对舜的奏请一概是圈阅同意。在舜用事20年之后,朝廷早已物是人非,昔日英华未经秋而凋落,舜之羽翼已成。政出于舜而不在尧,帝尧大权旁落后终被幽禁深宫,太子丹朱也被另处囚禁。但老奸巨猾的舜并没有马上取代尧,他只是摄天子政,在做了8年摄政王之后才惺惺作态一番,假意归政丹朱,但据说由于老百姓不同意,他才勉勉强强地登上帝位。    
      关于舜归政丹朱的作秀,司马迁这样写到——    
      “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试比较一下,一个是当政近30年,又是当今摄政王,满朝文武几乎尽出于他栽培;一个虽然是太子,却早被政敌加上了不贤之名,并被幽囚多年。一无羽翼、赤手空拳的太子又怎么能与积威积权的摄政王抗衡呢?只要脑子没进水,没有人会不朝舜而朝丹朱的。舜的摄天子政,在数千年后还有王莽的居摄和假皇帝相比美。有趣的是,舜假惺惺地叹气:“天意如此”,王莽后来废汉时也有样学样地说是迫于“皇天威命”。不管是不是王莽东施效颦,但起码王莽看清楚了尧舜禅让的实质。从来惟大英雄能识英雄,也惟大奸雄能识奸雄。后文要说的王莽、曹丕、司马炎、刘裕等,都是舜数千年后的私淑弟子和知音。    
      这种政治权谋就怕有了开头,坏的先例一开,就免不了骨牌效应。舜费尽心机地登上天子位,却也同时坐上了政治火山。帝尧留下的烂摊子要他去收拾,天下虽然一时被他恐吓住了,但他接收的只是个泽国,洪水泛滥经年,人民几为鱼鳖。要想真正坐稳天下,当务之急是把水治好,只有先服了水,才能真正让人心服。没办法,舜只得起用出于治水世家的禹。在此之前,舜杀了禹的父亲——治水的鲧。杀人父用人子,舜难道不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吗?可是除了禹,没有人有能力治水,舜不得不控制性地使用禹。禹后来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除了表明他敬业外,也许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不想让帝舜抓住他的一丝一毫的缺失。如果他治水过程中过家门而入的话,帝舜完全可以因此下诏斥责他“疏于职守”、“为家忘国”,甚至扣上更严重的政治帽子:“罔顾圣恩,不体朝廷拳拳爱民之心,为儿女私情而忘君臣大义”。大禹后来以俭朴著称,恐怕也与他所处的百般猜忌的政治环境有莫大干连。    
      对于大禹来说,怀抱血海深仇,在仇敌手下讨生活,只能是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颇得大禹遗风,当他哥哥被所谓的更始帝刘玄杀害后,刘秀没有逞匹夫之勇,而是继续面不改色地效忠于刘玄,终成大业。大禹的行事低调,使得他在极具心机的帝舜手下没有出什么差错。也许是人算不如天算,怀抱原罪的大禹后来竟因为治水这件苦行而最终夺得天下,并顺利传位于子而成就了夏朝的帝业。当然这是后话。    
      而当大禹奉诏治水时,洪水已经成了国家的心腹之患,治水也自然成为国家压倒一切的任务。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所有的衙门、所有的资源和所有的人都要为治水让路,在此过程之中,国家的权力中心无形中就与治水指挥部重合起来。国家的生杀予夺,人事上的升迁进退,都可以凭对治水的态度“一票否决”。这在帝舜是不得以为之,但在大禹来说,却是个天与的莫大机会。最终,大禹疏通九河,引江入海,建下旷世之勋。也因了这一德被万民的震主之功,更主要的是在治水过程中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掌管了整个国家的人财物,大禹的光芒盖过了帝舜。在伯益等部将的拥戴之下,禹受舜禅也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在此又简单地重复了一下。禹受舜禅,也照抄帝舜当年的旧作——    
      “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不过大禹不像舜当年那么做作,没有说什么天命不天命的。虽然也是辞辟了一番,那也是程序的需要。大禹虽然也是逼退了帝舜,强行当上天子,但同帝舜全靠沽卖孝名来获取政治资本相比,毕竟建立了惠泽苍生的不世奇功。其践天子位,也算实至名归,天心所向。    
      起自田土的帝舜,终被玩水的人所取代,最后去南方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就地为陵。可怜一个苦孩子出身的退位天子,演了一辈子的戏,到最后收场时,只有娥黄、女英双美哭陵。也许这所谓的巡狩就透着蹊跷,一个被迫退位的前天子还南那门子巡?何况那时所谓的南方可不能与现今的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南方可比,那个听起来就恐怖的蛮荒瘴厉之地原是最好的流放地。舜之所谓南狩,恐怕只是政治流放的代名词。不然,他的两位遗孀怎么哭得那样伤心,以致血溅青竹,洒泪成斑,最后殒为湘妃,魂绕九嶷。帝尧二女一辈子荣华富贵,父亲和丈夫先后贵为天子,晚年却迭遭政治打压,最后竟然还蒙尘南荒,怀着不尽的愤懑而去。其情其景真正是“人何以堪”!    
      不过自帝舜始,禅让也形成了一个规矩,受禅天子也不逼人太甚,还保留了退位天子及其继承人部分特权,允许他们以客礼见天子,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正如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仍允刘协在封地奉汉正朔,并言,“天下之珍,我与山阳共之”。但实际上,他们彼此都从内心不想见到对方,一个怀着道德上的愧疚,一个受不了君臣易位的尴尬,所以是以君臣之礼相见还是以客礼相见,从一开始就是不会成为现实的事;退位君主虽然保有封地,其实就是被监视居住,被软禁在封地。到此之时,即便继续享有天下之珍,又同嚼蜡何异?    
      ―从舜禹受禅的被历史神化,我们就明白了什么是政治神话,什么是政治谎言,明白了为什么谎言被一再重复后,就成了绝对真理和不可颠覆的神话。    
          
                  
              汉魏晋南朝禅让的恶性循环    
      辽人有首《伎者歌》这样唱:    
      百尺竿头望九州,    
      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以此诗比之汉末魏晋南朝的政局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汉失其鹿,天下共逐数百年,真正是王朝兴替如走马,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政权轮替并没有采取革命的形式,而是和平交接,即所谓禅让。禅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激烈,但其文质彬彬的面具下同样充满了血泪。    
      在舜禹之后,其始作俑者应推西汉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王莽慕古成痴,其改制内容不在此专论。这里就说他怎么让刘氏江山改姓为王。西汉自大将军霍光辅政以后,政局就一直被外戚权臣所笼罩。等到王莽出任掌管军政大权的大司马时,王氏一门已先后有10人封侯,其中五侯更是权焰熏天,轮番出任可比拟摄政王的大司马。“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就是王家的炙手可热。作为王家侄辈的王莽所以能从“一门俊彦”中冒出来,靠的就是他非凡的作秀功夫。王莽的谦恭使他成为外戚中的一朵亮丽的奇葩,以致获得了大学者桓谭和宗室刘歆的推崇和拥戴。    
      王莽在经营权力多年以后,就不再满足权臣的名分,开始步步紧逼,欲问汉鼎之轻重。他先毒杀了自己的女婿、那个还是孩子的平帝,立两岁的宗室子弟为帝,并把他的名字改为孺子。立新帝使自己16岁的女儿一跃而为太后,改新帝名字是在向天下表白,自己只是在效法周公。周公当年辅政时,管、蔡二人就曾散布流言,诬周公企图篡夺成王的的江山:“其将不利于孺子乎!”。王莽此举意在昭告天下,自己会像周公那样尽心辅佐孺子,最后功成身退,还政于天子。    
      当翟义拥戴宗室刘信用武力向他提出抗议后,史载王莽闻之“惶惧不能食”,竟然“日抱孺子祷郊庙”,会群臣时还满腹委屈:“昔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并效法周公当年作《大诰》讨伐管、蔡,也作《大诰》表明自己的正义和无私。    
      但他最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权力的持续浸染使他不再满足于大司马,不再满足于摄政王和“九锡”的同天子仪礼,甚至连假皇帝和摄皇帝名号也不足以餍其心。公元25年,他终于背弃了自己对天下的庄重承诺,一日之间否定了自己半辈子的事业,他废汉建立了自己的新朝。“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可笑的是,此时他仍然作秀成癖,走下金銮殿,紧握孺子的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哀叹良久”。意思是说,我本想以周公为楷模,辅佐你到亲政为止,无奈天命不可违,上天一定要我代汉而治天下,其奈何!其奈何!    
      这“皇天威命”就是当时嚷嚷不休的图谶,所谓天降符瑞言称王莽将代汉而立。其实,这一切做作都是王莽或者其追随者造出来的。不知道王莽是真相信这些图谶还是被自己人蒙骗了,反正他就这样在人造假神话的迷乐声中走向了政治绝路。1890年后袁克定也效法古之成例,印假报纸伪造万民拥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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