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少不得就为觊觎神器者所用，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什么“十八子当有天下”，什么“大楚兴，陈胜王”啦……等等之类谶纬谣言纷纷出笼，播散天下，搅乱民心，如薪就火，势必燎原。若遇上年成不好，就要酿成社会动荡，朝代更迭就快了。
当然，谣言的危险性统治者比谁都清楚，从“造谣”、“诽谤”这两个词被永远囚上恶意就可看出。为杜绝它们滋生流播，历代统治者宣布的禁书谤书不知多少，从秦始皇焚书到清代文字狱至那段著名的以言治罪；数不胜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禁止民谤，以致人们道路以目；为了彻底消灭潜在反动派，有人的策略是以言者无罪为饵，引蛇出洞，一网打尽。可是结果呢？民口之溃甚于河崩，厉王南巡，做了汉江之鬼；民众揭竿，崇祯上了煤山。总之是自掘陷阱，一个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说来说去，还是要有大禹宜疏不宜堵的战略，采取高压政策，似乎一时风平浪静，安定团结，其实民怨郁结于心，不发则已，一发就地动山摇，势决死生，因而我们就不应高垒大坝堵截汹涌的民众激流，而应给他们分水沟，给他们“出气阀”，让他们有意见就在 “诽谤之木”——报纸上提出来，在部落会议——人代会上讲出来。官员们应像古代酋长那样立即接受民众意见，马上改进工作，如果官员们将民众意见当耳边风，或者敷衍搪塞、避重就轻，甚或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的说，那么人代会就应对之行使弹劾权直至罢免。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上下沟通、政治公开、民主法治的秩序，那么民众就觉得诽谤造谣很无聊，诽谤造谣也就没有那么大的煽动力了，江山也就铁桶一般，万年不易。
第三部 只是想说说话
宋代有不杀文人的律例。历来对此颇有訾议，或曰，蔡京、秦桧赖此不死。我则曰，蔡秦固奸，罪不容诛，若无此律，定杀无疑。但同时，乌台诗案的苏轼，变法的王安石，反变法的司马光等都有被诛杀的可能。相比之下，宁让一两个秦、蔡苟活，以免一大批苏、王、司马之不免，算起来还不太吃亏。这一宁纵不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妥协原则，颇有百家争鸣的味道。后来成为明清显学的程朱理学，在韩垞胄时代曾被称为伪学，其时理学代表朱熹在朝只有四十日，实在没有用政治权力搞学术霸权的资格。他的学术尽管被当权宰相鄙弃，可他并未因此沦劫。这岂不仰不杀文人律例之佑？
好文人、坏文人都自由地活动，总比好文人遭殃、原则上坏文人也遭殃的所谓机会均等要好。所以善良的人宁愿让少数坏文人不死，以便让大多数好文人得活。与宋代相反的是明代，有明一代是知识分子少有的几个黑夜之一。明太祖腰斩高季迪，世祖诛方正学十族，剥皮景清，油炸铁铉；魏阉时杀左光斗、黄遵素；严嵩时残害沈炼等。文人地位何其低也！然而坏人仍很猖獗，严氏父子、刘谨、魏忠贤等制造的冤案、残害的忠良甚至比嘟一代都多，弄得知识分子镇日提心吊胆，不敢说话。正气下沉的同时必然是邪气高张。
宋明两代在对待文人时奉行的政策尖锐对立，而两者的结果也挺耐人寻味。宋室南渡，虽是半壁江山、斜阳草树，犹可苟活一百五十年，及至大势去时，尚有文天样慷慨燕市，陆秀夫背帝蹈海。人心恋宋，天下士子习惯了赵氏的知识优越论，断断不敢去捧粗鄙暴虐的胡狄的饭碗。宋室善待士子，以致有此厚报。而当金人遗孽满清南下中原时，弘光仓惶南渡，其时若得贤人相助，上下精诚团结，犹可戮力王师，苦撑一个小南明，不让南宋专美于前。可实际上呢？贤人归隐，内哄不已；大敌门前，兄弟阋墙；前线流血，后方歌舞。等到最后的忠良史可法死后，大明王朝的臣子纷纷开城揖让，剃发留头，鲜亮的花翎顶戴替去了颤悠悠、轻飘飘的乌纱帽。
不诛文人，言者无罪。殷鉴在前，岂可不照？批评就是批评，不分善意恶意，不分建设性的破坏性的。批评只重事实，就是不符事实，也可闻者足戒。大不可先定框框，所谓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就接受，反之不但不接受而且还要抡起大棒。因为善意的批评与恶意的批评、建设性的批评与破坏性的批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客观标准，批评者本人对此也把握不好；而被批评者也很容易认为，批评我就是恶意，就是破坏，甚至上纲上线，认为批评就是反政府，损害国家利益，就是煽动内乱。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我劝这些人回头看一看，血写的历史还没有干。当年马寅初以一颗知识分子忧国心建议全民计划生育，他自认为自己的批评是善意的而且是建设性的，可有人从他的思维出发认为马寅初想阻止一大批未来的革命小将出生，是断绝革命的后备军，不但是恶意的，而且极具破坏性；“右派们”响应号召提意见，自认丹心可表日月，可有人却认为毒蛇出洞，资产阶级发起了猖狂进攻。塞人之口，势同堵川，洪峰过后，一片死寂。“恶意的”马寅初沉默了，新增的几亿张口嚷嚷着要饭吃；“破坏性的”右派们去劳改了，中国的科学文化停滞了二十年。
俗话说，刀子嘴豆腐心。那些外表似恶意的、破坏性的批评，其中心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亦未可知；而有些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辈则很有可能内怀奸诈；至于一些四平八稳之徒，满口都是一些关联词，什么“虽然、但是”，“毕竟”“当然”等等，隔靴搔痒，被批评者往往视若不听，无有丝毫触动作用。因此为天下苍生计，为被批评者计，凡批评就必须是严厉的，恶意又何妨？谁让你贻人口实？有自由的恶意批评存在，主局者才有惕悚之心，千方百计不犯错误。至于说严厉的批评容易引起混乱，且不说不会，就是会，其责任也应是犯错误者负，岂能倒果为因，让揭错者承担犯错者的错误引发的后果？其实这不过是借口，这一借口一则是抵制批评，恫吓批评；二则是愚弄人民，不让人民知道他们的颟顸无能胡作非为。
批评就是批评，何分善恶。言者必须无罪。
第三部 自我神圣的悲哀
人死如灯灭，遗下一具臭皮囊，活着的人不忍其暴尸荒野，或葬之以土，或葬之以火，这由不同民族的文化决定。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印度人却注重火中涅盘，本无所谓谁科学，谁愚昧。可时下却有一种风气，认为人死火化是科学进步，土葬就是封建迷信；本人就糊涂，难猜其立论根据。本来嘛，土葬火葬只是一种习惯，现在我国耕地紧张，不能让死人占子孙的耕地，提倡火葬于情于理都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此这般地将事情说明白就得了。何必偏要将它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来厚此薄彼，把自己所干的一切都涂上一层神圣、正义的色彩？
还有一件事说来也很可笑，这些年时兴选美活劫，社会生活日益丰富是时代潮流，人们终年忙碌于紧张的物质劳动中，有空来点软性文化的调剂，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可举办该类活动的人却偏要说是选什么心灵美，是为年轻姑娘处世立身进行咨询指导。本来选美就选美，人孰不爱美？女人的美有自然美的特点，让日益都市化的人们欣赏一下自然美的折光，实在有益无害，又何必假借动听、时尚的名词来遮遮掩掩呢？好像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好像这样一来，这一似乎无关道德高下的选美活动就具有了道德教化的意义。
我们做事情往往喜欢自我神圣，喜欢从中找出可圈可点的价值意义来，实在找不出也要附会一点上去。好好的一个“关关睢鸠”的爱情故事，偏要附会成后妃之德，明明是男女构精之事，却要说是天地交泰，云气氤缊，就像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所讽刺的：自己贪淫好色，却要说与天上的某颗星星运转有关。人就是人，何必说自己的灵魂是天上的星星下凡而成！造出这种天人感应来，无非是为了神化自己。刘邦本是无赖子弟，后来侥幸得了天下，你说你有本事，你有福气，你他妈的比项羽强，都可以，成者王败者寇，历史从不惩罚胜利者；但你又何必要侮辱你父亲——那可怜的刘老头子呢？凭空送给他一顶绿帽子，说自己母亲与一条龙野合而生了自己（虽然是龙，毕竟还是兽），生怕人家不服你统有天下，造出自己是龙子的神话来吓唬人。后来的大臣很明了这一点，于是纷纷神化皇帝，说什么皇上所作所为都能干涉自然，行善则凤凰来仪，风调雨顺，行恶则天雨血，山陵崩。言下之意，皇上有呼风唤雨之能，感天格地之力，一举一动都有关天和，都很神圣。作为大臣，你怕天下倾覆，你就不如老老实实地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行善能保土安民，遇祸不惧；行恶则民心思亡，不攻自破。何必神秘兮兮地又是老天爷，又是鬼神呢？
说穿了，自我神圣是一种自信的缺乏，它是自卑的反向表现，是内在的底气不足。故意涂上一层油彩，想掩饰一下内心的胆怯，可实际上往往自打嘴巴。你提倡“科学”的火葬，可骨灰最后还是“愚昧”地土葬了，你鼓吹心灵的选美，可选出的还是越国西施，并不是齐国无盐；你号称龙子神孙，可洪秀全也说他是耶稣的弟弟，是上帝的小儿子，你得了绝症同样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断气死亡，并不能得到神龙的庇护，干涉自然，对抗自然……。
我们老是追求一本正经，神圣和伟大。这本也没什么；凡人总是尊崇高出自己的人，愈是平庸者愈是爱与圣贤套近乎，不少姓孔姓孟的都喜欢自称是圣人第几十几代孙，这样套得久了，身上似乎就沾上了点圣气。但是，应该看到，一味地自我神圣，弄得不好，发展下去就会变成虚伪。特别是要警惕， “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身上披满了圣香，可是又有谁知道他们白天比马克思还正经，晚上比隋炀帝还荒淫呢？翻开几千年历史一看，假道学｜伪君子比比皆是，偏偏就是那些拼命叫嚷“神圣”的人，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这真是自我神圣的悲哀！
第三部 没有悲哀的挽歌
甲：回首近代史，心头不由自主地涌起一缕忧患情绪来。那停在国门口的庞然的铁甲军舰，那毁灭了中国城池和土兵的西洋大炮，那点燃圆明园漫天大火的罪恶的手……魔鬼般的镜头反复出现在屏幕上，它的阴影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沉重的。于是有些人说，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毁了古老的华夏牧歌，碎了天朝帝国的无边之梦。一句话，西方的船坚炮利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
其实，在第一艘英国战舰轰开中国大门很早以前，中国文明已几度中兴，几度衰退。当海寇大股来犯的时侯，满清入主中原打在中国文明肌体上的最后一剂强心针也由于内在因素，而渐渐失效了。潜力已经挖尽，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地衰退苍老，西方的入侵，正恰时机地送来了一块裹尸布。
乙：文明的衰退早就开始了，古老的华夏文明经过雄汉盛唐的鲜花着锦之后，在文弱的赵宋王朝时期就渐渐显出了下世的光景，无论是王安石还是朱熹都在谋求儒家文化的修正，革新也好，复古也好，都是在六经注我。
可是蒙古大军的铁蹄粗暴地打断了哲人学子的文化寻根与改革之梦。后来朱元璋廓清宇内，文化复古主义正式成为潮流，现实的压力迫使儒家文化的传人们正本清源，寻求真正的儒家精神。当时，作为立国之本的现实儒家文化已经发展变形到这个地步，它那禁欲的形式和纵欲的内容已经很巧妙地结合为一体，道德礼法日趋严峻，可纲常败坏人欲横流确也是一日甚似一日。物质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更促使了儒家文化的腐烂，这个腐烂的文化只能产生它的叛逆的怪杰和愚蠢的奴才，张居正和海瑞就是他们的代表，张居正放纵欲望却颇有革新之才，海瑞追求道德的纯洁，面对现实却束手无策。显然，儒家文化已失去了它的杰出传人和一惯的号召力，“三言两拍”所代表的市民文化的崛起又加速了儒家文化的崩溃。
可就在这个时候，天崩地解，白山黑水间剽悍的八旗大军挺进中原，这给日益昏愦老朽的儒家文化带来了点原始的生命力，可由于种种原因，康熙乾隆的盛世之梦却很快被叛乱的云板声惊醒。在乾隆死了几十年后，天理会的小股人马竟然闯进皇宫，这以后内部的叛乱就没有停过。王朝末日的气象伴随文明衰老的气喘似乎已经经受不住一丝一毫的打击了。也就是几十年后吧，就是1840年的大变。
甲：因此我们不能被民族主义狭隘的私愤然惑住心智，而忘记了历史的事实。而事实上，1840年后旧文明还一直保留着，文明的主体一直延续到今。暴力是消灭不了文明的，文明只能从内部烂掉，外力的作用只不过为未来文明转向提供了一个罗盘针。
乙：可是现在最权威最流行的观点并不是民族主义私愤，而恰恰是民族自卑；对传统的彻底抛弃。他们认为建立在土地和农业基础上的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保守和怯弱—－
“我们的祖先永远无法超越土地和农业，他们最奇伟的想象和最大胆的举动，都只能是修长城！”
“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能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
“（他们）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黄豆，喝的是黄泥汤的水……死了统统都赴黄泉。”
言下之意，这个民族天生就是上帝的弃民，这个文明天生就是劣等货，似乎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浩劫都得由儒文化负责，这种文化决定论等于将历史中人的作用全部排除。
甲：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偏激观点，它身上烙上了百年民族屈辱的印记，是一种从极大的自信跌落的极度自卑。其实中国文明是一种和平主义的文明，这不完全表现在它的防御性和非侵略性方面，而且表现在它的哲学上，表现在它人与自然一元化的世界观上。这种哲学主张人与自然的同一，反对对自然的掠夺榨取。人生活在自然中要尽量保护自然的纯洁，绝不能急功近利地破坏自然；因而形成中国民族的诗意特质和恬淡情怀，他们绝不会像亚历山大那样东征西讨，绝不像希腊人那样航海去异方去追逐财富。当然为了这种悠哉的生存，中国民族牺牲了物质发展．中国这种和平主义文明稍加改造不见得就不是未来文明的一个参考选择
。
乙：不错。西方文明发展到现在也面临着选择，美国历史学家林·怀特指出，基督一神教战胜多神教是西方文化史上最大的心理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化。在这种二元化文化中，进步就意味着工业科技对环境的剥夺，产生西方文明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两极分化、都市爆炸。人生活的环境已被毒化，这不见得不是西方文明的天生劣点。其实，文明亦是有机体，有机体就有自然的兴衰，因而反复诘问，这样一个灿烂的文明何以会衰败如斯？并进而自说自话地得出这个文明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