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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四月下旬，大顺军主力行进到距离江西九江不远的地方就被清军又一次追上。一通混战之后，清军攻入了大顺军的老营，将汝侯刘宗敏、军师宋献策、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襄南侯）以及一批将领家属俘获。这一突然事变使得大顺军将士的士气大沮。由于清军已经追击到九江一带，大顺军东下的路途就有可能在长江下游被截断，因为这时清军的东路豫王多铎部正在取道河南归德府、安徽泗州向南京迫近，随时有可能回师而上对大顺军实施包围。李自成于是很敏锐地觉察出这一点，改变战略，掉过头来准备穿过江西北部转入湖南。于是在途经湖北通山县和江西宁州（今修水县）交界的九宫山下的时候，李自成本人发生了意外。这一幕一定是惊心动魄的场面，在明、清两方的文书里面则都有记载。南明的五省总督何腾蛟在隆武元年所写的《逆闯伏诛疏》中就说：
“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闯果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连旬，闯逆困于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成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营内有臣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也。张参将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凶问至（指弘光帝被清军俘获），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得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
第二部分：短命归宿之谜（2）
何腾蛟的这份奏疏是关于李自成牺牲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的最原始文献之一。由于几个月以后李自成的部将接受了他的节制，他有充分的条件从大顺军将领及士兵的口中获悉李自成牺牲的经过。
而清军负责追击李自成的统帅阿济格也向清廷报告了李自成的死讯。他说，大顺军在九江地区失利后，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他们在山中到处搜寻，也没有找到李自成。降卒和被擒的大顺军士兵都说李自成逃走时被村民围困，不能逃脱，自缢而死了。于是找了认识李自成的人去认尸，但是尸体腐烂，无法辨认。李自成是死是活，还得继续察访。
阿济格的奏疏在主要情节上（时间、地点和牺牲经过）同何腾蛟的报告相一致，因为他的消息也是由当时原属于大顺军的兵卒所提供的，也具有相当的准确性。
清初的史家费密在其所著《荒书》中对李自成牺牲的经过作了如下的描写：
“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费密的这段记载相当详细，文中提到的牛脊岭则的确是当地的地名，而程九伯也确有其人，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有他的小传：“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另查《德安府志》职官志“国朝经历”条下第一人即“陈九伯，通山人，顺治二年任”。姓名虽稍误，但也证明程九伯确实得到了清政府的奖赏。
根据上面列举的史料，基本可以断定李自成已经过世了。但是为什么清廷和南明当时还要怀疑李自成的死讯呢？
其实多尔衮刚收到阿济格关于李自成困死九宫山的奏疏时是相信的，他曾郑重其事地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地方官员也纷纷上表庆贺。可是，就在阿济格班师回朝的途中，得到了大顺军重现江西的情报。由于阿济格并没有取得李自成的首级为验，多尔衮因此就开始怀疑李自成的死讯不可靠。七月二十日，他派人对即将进京的阿济格大加呵责。因为李自成牺牲以后他直接统率的那支大顺军主力确实进入了江西宁州、瑞昌一带。考虑到明清文献中“闯贼”一词既可指李自成本人也可指李自成起义军，因大顺军在江西而产生自成遁走江西的误传并不奇怪。所以说，所谓“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云”，“实据”其实应该就是指自成的首级了，这是清廷方面一直没有得到的，产生怀疑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和清廷的情况相类似，李自成的死讯在南明的隆武朝廷里也激起了波澜。何腾蛟上奏自成身亡的经过情形以后，南明的隆武帝朱聿键“大喜，立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师”。尽管何腾蛟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的消息直接得自跟随李自成的许多大顺军将领，其中甚至包括了李自成牺牲时就在身旁的养子张鼐，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但是，由于何腾蛟也未能献上李自成的首级，隆武朝廷内部表示怀疑的便大有人在。右副都御史郭维经就曾经上书，认为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五月死的，这些都是传言，而且是等到七月他的部下投降何腾蛟时才知道的，又是过了年以后上报的。就这样行大赏，似乎不太合适吧。况且李自成是生是死，是死在谁的手里都不知道。万一哪天杀李自成的人提着李自成的头来请赏，真不知道何腾蛟该怎么解释？而且万一李自成没死，以后在哪个地方出现了，到那时，皇上您可怎么办哪？这么一说，朱聿健也起了疑心，让何腾蛟再报一次，然后再宣布这一捷报。在这种情况下，何腾蛟又第二次上疏辨明“闯死确有实据，闯级未敢扶同，谨据实回奏”（即《逆闯伏诛疏》）。
这样，明、清双方虽然分别得到了李自成牺牲的准确消息，却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怀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谁也没有找到李自成的遗体，所以不敢十分确定。
第二部分：短命归宿之谜（3）
李自成首级为什么没有落入彼此双方之手呢？原因很简单。就南明来说，大顺军在安葬了李自成遗体后就转入江西和湖南，通山县已属清军的势力范围。何腾蛟当时在湖南长沙，不大可能派人前往清方控制区去发掘李自成遗体。其次，何腾蛟名为五省军务总督，实力却相当有限，只是由于大顺军将领的主动才建立了联合抗清阵线，“一时骤增兵十余万”。即便有可能派军队进入通山县，何腾蛟也绝不敢开罪于实力远胜于自己嫡系军队的大顺军余部，跑去把李自成遗体挖出来枭首“报验”。这个道理十分明显，但他在疏中不便明说，只好含糊其辞地解释说剿抚道阻音绝，没法拿到他的首级报验。
至于阿济格未能取得李自成首级的原因，大约是由于时间相隔稍久，农历五月以后南方天气已相当炎热，“尸朽莫辨”也是完全可能的。上引康熙《通山县志》记载大顺军在领袖牺牲后曾对当地的地主武装实行报复性打击，杀了几千人。而清政府真正弄清楚李自成被害的具体情节，还是在顺治二年（1645）七月十五日江西湖广等八省总督佟养和上任后，“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才找到杀害李自成的凶手程九伯。阿济格向清廷奏报的时候还没有找到这个线索，他派去实地查验的人在几千具朽尸当中瞎转，无法取得实证就毫不足怪了。
总之“闯王”李自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千古少有的传奇英雄，他发动和长期坚持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推翻了盛极一时的明王朝，但他却败在关外新兴的北方少数民族——满族所建立的清廷之下。无论是失误也好，即使有天生缺憾也罢，由于当世、后世都对于这次起义和与这次起义有关的历史资料的禁毁，致使我们今天对李自成一生中的许多问题已不可能充分地了解了。因此关于李自成失败后，直到最后归宿的疑案，至今也同样真相难明，虽然各方面各执一词，但诸多的记载与传说，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去澄清和发现。
李自成处在几方势力的纠葛中，于明于清似乎他都不得不死，也好让出师之人有了回复主子的理由，否则无法向各自的主子证明大顺已去，平叛成功。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他仍存在不死的可能性。明清两方派出的平叛大军都急于向主子结案，他的军队被灭就是一个绝大的战绩，无法东山再起也可以说就等于李自成已死。这样，也就可以给出李自成出家的机会，事实上，也只有出家才符合情理。其实，被杀也好，出家也好，李自成以一介平民出身，肩扛反明大旗，且能进京称帝，已然令人惊叹。可惜，他这个皇帝只当了14天。
第三部分：文杀庄氏史狱案
一部史书的编修，竟引出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大狱，不仅修史者本人被剖棺籍家，参与修订者也难以幸免，甚至刊刻的工匠、卖书的商人也被无辜牵连，丧失性命。究竟修史何罪？究竟史书内容有何违碍？案情本身的进展扑朔迷离，涉案人员的最终结局也匪夷所思。发生在清初的文字狱大案——庄氏史狱，笼罩着浓重的疑云。
第三部分：文杀死人脑袋站起来
一个以刻书板为生的工匠，被雇来刻印了一部史书，谁知这书竟是涉嫌违逆的，连这工匠也受到牵连，要被处死。在被行刑前，他向围观的人哭诉道：“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18岁的妻子。如今我这一死，妻子必定另寻他人而嫁，只可怜我那老母亲，谁来照顾她啊！”话音未落，刽子手举起了大刀，工匠的头颅应声落下，滚到了路边。就在众人掩着双眼，不忍心看这惨痛的一幕时，那颗脑袋却越滚越远，滚到了城门边上，忽然又自己立了起来，好像在张望着什么。就在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人群中一个似乎是认识这个工匠的人喊道：“他家！他家就在附近，他一定是想再看一眼他的老母亲！”
除非借助外力，已经脱离躯干的头颅自然不会再自己立起来。因此，这则故事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大概只是一个怪诞离奇的故事。您也许不会想到，这样一个略显怪异的故事背后，是一个发生在清朝初年，死者70余人，涉及到数十家的文字狱大案惨烈的真实场景……
第三部分：文杀清人为明唱挽歌（1）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清朝初年那一段动荡的年代。当时，来自山海关外黑土地上的满洲人已经来到北京，建立了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尽管在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时期，被赶到南方的明朝皇室的后裔们还力图恢复朱家的江山，一些尽忠于明朝的大臣和百姓也在拼死抵抗，也曾搞得所向无敌的满洲骑兵们焦头烂额，甚至连最高统治者顺治皇帝也一度萌发了退回东北老家去的想法，但是，到了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汉人所建立的明王朝，虽然经过几许挣扎，却已无可挽回了。
对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汉族士大夫们来说，他们虽然没有办法阻止满洲人的铁骑，挽救大明的统治，却能利用手中的一支笔为明朝保留它的历史，同时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国的哀思。
庄廷鑨的《明史辑略》一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编修的。
其实这部《明史辑略》，虽然署庄廷鑨的名字，也由他出钱编修并刊刻，但其最早、最重要也最庞大的一部分资料，却是来源于明朝一个大学士朱国祯的著作——《明书》。朱国祯系浙江人，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到天启年间，已经做到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是相当于宰相的高级官员。但他晚年的仕途却很不顺利，被奸党李蕃所弹劾，只好称病辞官，回乡居住。他仿照司马迁《史记》和明朝以前二十一部史书的体裁，编写了一部记录明朝历史的史书——《明书》，里面不仅记录了历史事实，还有他自己以“朱史氏”为名所发的一些议论的文字。遗憾的是，没有等到这部著作出版，他就去世了。朱国祯死后，朱家的境况
渐渐不如以往，由于贫穷，他的后人把这部《明书》的书稿以一千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同乡庄允城的长子庄廷鑨。
庄廷鑨，字子襄，湖州乌程（今浙江省吴兴县）人。他的父亲庄允城，字君维，是当地的一个富户，很有些钱财。庄廷鑨少年时代就很有才华，却不幸是个盲人。他听说先秦时期有一个大史学家左丘以一个盲人的身份写了一部名垂千古的历史著作——《国语》，于是自称“瞽史”，想仿效先贤发愤著书，也写一部流传后世的史书。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同乡，朱国祯的后人正在出售先祖《明书》的书稿，虽然价格很贵，庄允城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随后，他以这本书中所记载的时代史实和朱国祯抄录的当时的一些资料，同时参考本地一些老学者所编撰的《明末启祯遗事》等史料，招揽宾客，编纂新的记载明朝历史的史书，编成后，取名为《明史辑略》，一共一百多卷。
庄廷鑨为这部史书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就在书编成之后，他邀请本地的知名学者、明朝崇祯年间的进士李令皙为此书作序。为了扩大影响，他还邀请了当地的一些名人参与修订此书，并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在书的前面。经过这一番准备，顺治十七年（1660）的冬天，《明史辑略》正式刊刻出售。但庄廷鑨本人并没能看到这部书全部刊刻出来就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后嗣来继承自己的遗愿，但这部书由于他父亲庄允城的继续出资，得以刊刻完成。
第三部分：文杀清人为明唱挽歌（2）
庄允城是个商人，他之所以不惜重金，继续出版这部《明史辑略》，自然是因为这是儿子的遗愿；同时，他觉得编书、刻书也是一件儒雅高尚的事情，自己虽然是个整天与钱打交道的商人，却也希望能做些风雅的事情。当时被庄廷鑨邀请参与此书编撰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很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