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诗词歌赋值钱，书画也宝贝，当时就能拿来换钱换物。有个朋友嗜羊肉，一馋了就找个借口到苏轼那里骗幅字，去换上几十斤上好的羊肉。
才华横溢而且有幸在生前暴得大名的人，往往都有点多嘴的毛病。在政坛，则表现为对政事的挑剔，甚至“非议”乃至“横议”，令当局者满是不痛快。苏轼尤其如此，此公中年以后，发福得紧，肚子很大，据说里面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此公为官一生，始终不知道“站队”为何物，一任嘴巴痛快，总有话说。朝廷不变法他不满，变了法他更不满（等到反对变法的一派上台，尽废新法，他还是不满意，当然这是后话了），摊上文字狱，委实也是“罪”有应得。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王安石变法”已经推行了十年。这个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其是非功过，史家仍在聚讼不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变法本意就是强化行政干预的力度，因此给了官吏们太多的上下其手的机会，所以实行过程中，老百姓就不大可能欢天喜地。这一年，苏轼由杭州调任湖州知州。
前面说过，对变法苏轼是不满意的，属于经常说三道四的反对派。不过，跟大批因反对变法而遭到贬斥的官员不同，苏东坡由于其耀眼的文名，居然得以留在江南的鱼米之乡享福，这让许多新党人士很是不平。因为苏轼“诽谤”新政的诗文的杀伤力，实际上并不弱于旧党领袖司马光的长篇奏折，用御史舒的话说，苏轼讥讽新政的诗，“小则镂版，大则刻石，流布中外，自以为能”，也就是说政治影响极坏，不动动他难以“平民愤”（应该是官愤）。所以，苏轼在湖州任上屁股还没有坐稳，御史老爷的弹章就接二连三地递到了神宗皇帝的手里。先是御史何正臣，继而御史舒，再则御史台的领班御史中丞李定。
于是，苏轼被逮到了东京汴梁，关进御史台受审，人称“乌台诗案”。典出于《汉书》朱博传，汉朝的御史府柏树森森，常有成群的野乌鸦栖居其上，朝出暮归，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估计这里也有骂御史们乌鸦嘴的意思）。苏诗人进了乌台，严刑拷打倒是不多，不过审讯官们不是吃素的，昼夜连轴提审自是免不了，在触及灵魂的同时，偶尔也要触及一下皮肉。苏轼在仅能容身的临时牢房里一直呆了4个月零12天，几乎每天都被逼要交代他所写过的所有可疑诗文的出典、用意以及去向（一本参考书都不给，全要凭诗人的记忆）。一时间，苏轼的诗几乎成了今文经学家眼里的《公羊传》，御史老爷们拼命从里面寻找微言大义，以便罗织苏轼谤讪朝廷的罪名。说苏轼诽谤新政已经远远不够了，审讯者所想要的是将此狱锻炼成诽谤皇帝的重罪。虽然宋朝祖制不杀士大夫，但犯“大不敬”罪是例外的。为此，苏诗中所有涉及“龙”字的诗句，都被反复追究，上挂下联。审讯者的想像力居然大到这样的程度，苏轼有首咏老松的诗，其中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其实无非是说松树的根子非常深。但是审讯的御史老爷却认为这是影射，讲蛰龙的实际用意就是蔑视“飞龙在天”的皇帝。当然，在寻找大罪名的同时，苏的生活细节也没有被放过，从道德上把被整者搞臭，是所有政治案件的惯例。因此，连苏轼借朋友的钱没来得及还，托朋友裱画没有付费这样的斗屑小事都被挖掘了出来，作为罪状上报。
因言得罪，株连必广。苏轼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平时诗酒唱和，鱼雁往来，有文字交往者不知凡几。到了这时，凡是和苏轼有过文字交往的人，都只好自叹晦气，因为必须得交出苏的诗文和书信，如果找不到就有有意包庇的罪过。一时间，翻箱倒箧，鸡飞狗跳，众文人被搅扰不说，还要被罚铜（俸）。连已经死去的欧阳修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一样要因老子与苏轼的交往受到惩罚。身为驸马的王诜和苏轼的弟弟苏辙，因与苏轼的关系太深，有通风报信之嫌，因而被贬官。
乌台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第一个文字狱，兴狱者深文周纳，必欲置苏轼死地而后已。由于没有先例，狱里狱外，大家都不晓得结局将会如何，一时空气相当紧张。苏轼遭难，儿子苏迈一直在外面为父亲打探消息。苏轼跟儿子约定，如果没有什么事就送肉和菜，有事就送鱼。一次，苏迈因急事外出，托朋友代为送饭，朋友好心，做了几条鱼送进去。苏轼一见，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不仅鱼没有吃，连绝命诗都做好了。当然，此案的结果并没有这么悲惨，皇帝最后否决了御史老爷给苏轼定的最严重的罪名——针对皇帝的恶毒攻击罪，仅仅以反对新政的罪名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品级虽然降得不多，但从实权的富裕地区地方长官变成了虚衔的军职，而且不许签署公事，等于“挂”了起来。在黄州，苏东坡很是闲了一阵，在四处闲逛，跟渔夫酒徒厮混之余，还在江边的东坡上开了一块地，由此自命“东坡居士”，还烧出了著名的东坡肉。
苏东坡的牢狱之灾，在文学史上一向是作为文人遭嫉的典型来解读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古皆然。三苏自走出巴山蜀水以来，文名满天下，而苏轼又是三苏中的翘楚，早早地就接替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遭人嫉恨，原是应有之意。更何况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一肚皮赤子之心，口无遮拦，看不惯就说，交结的人多，得罪的人也多。连一向稳重的理学大师程颢、程颐之辈都对苏轼颇有微词，嫌他“轻浮”。而且，文人相轻，并不只是庸俗者的毛病，往往越是出色的人才，彼此就越容易暗生妒意，道德上稍有放纵，难免就会干出些嫉贤妒能的事来。看过《梦溪笔谈》的人，大多会认可作者沈括的才华与见识，但还在御史老爷们弹劾苏轼之前，他担任两浙察访使期间，在杭州与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交往甚密，临走前特意向苏讨要了几首近作，说是作为纪念，回过头来却详加“注释”附在考察报告里，交给了皇帝。虽说没有即时兴起大狱，但对后来苏轼的遭难，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铺垫作用。对此苏轼自己也十分清楚，在谪居黄州时，爱妾朝云为他生了个儿子，三朝洗，他给儿子做诗一首：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
《历史的坏脾气》 不确定的道路一个跟乌鸦有关的文字狱（2）
不过，在我看来，虽然苏轼的遭遇跟他的恃才傲物和别人对他的嫉妒不无关系，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苏轼固然恃才，但远没有傲到世人皆曰可杀的地步。换言之，他离一个狂士还有相当距离。朝中大佬，嫉恨他的固然有，但欣赏其才华的也大有人在。乌台诗案案发，不仅旧党人士连声抗议，连偏向新党的宰相吴充也劝神宗皇帝赦了苏轼，甚至连王安石都表示不满（王时已罢相，但新法依旧在推行），上书营救，新党的另一中坚人物章也出来为苏轼说话。其实神宗皇帝自己，对苏轼也是相当赏识的。在此案之前，尽管明知道苏轼反对他所钟爱或者说迷信的变法，但依然优待这位才子，让苏轼在江南温柔乡里过了许多年倚红偎绿、浅斟低唱的日子。实际上，导致乌台诗案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属于新党的御史中丞李定等人讨厌苏轼反对变法，骨子里则有公报私仇的因素，因为苏轼曾经攻击过李定不为母亲服丧，这在那个时代的确过于有杀伤性；二是苏轼利用诗歌对变法的冷嘲热讽，的确让迷恋变法的神宗头痛，或者说，影响了变法大局。
北宋冗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问题，由来已久，恶性循环，早就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对于这一点，所谓的新旧党人其实是有共识的。他们的分歧实际上在于怎么改，而不是改还是不改。在现在看来，新党人物王安石以下像吕惠卿、章等人，对于改革所引起的民生问题，心理承受能力要比旧党的司马光和苏轼他们大得太多，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实现国家强盛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不幸的是，神宗恰是一个对着国家强盛有着执着追求的皇帝，他不甘继续忍受朝廷对外战争中的耻辱，急于展示大国和强国的面貌。王安石变法的快速增强国家能力的思路，实在很对他的心思，所以，他不惜代价也要推行下去。但是，北宋一朝，在制度上，君权最弱，为了防止军人暴政而形成的优待士大夫、不以言罪人的政治传统，使得皇帝推行变法的“乾纲独断”往往流于形式。为了打破这种局面，神宗需要对传统的政治文化有某种突破，这个时候，恰好御史台盯上了苏轼。监察部门从来都是皇帝制约和平衡行政体系的一个重要工具，在北宋，这个工具的作用尤其突出。如果说，个别御史的意见还可以无视的话，那么，御史台的整体声音，是皇帝必须要重视的。更何况，这个声音恰好又是皇帝所需要的。所以，尽管整个皇室对苏轼非常喜爱，皇帝本人也未必不看重苏的才华，但为了大局的需要，苏轼也只好做牺牲了。
应该说，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苏轼还是幸运的。如果他早生几年落在五代的武夫手里，或者晚生几年落在蒙古人的马蹄下，可以肯定地说，他就没有机会发明东坡肉了。只是，有着历代最宽松的政治文化的宋朝，自乌台诗案之后，改革越来越变了味道。改与不改，只是两派或者多派势力的权力角逐，直到蒙古人把最后一个小皇帝追得跳了海。
《历史的坏脾气》 不确定的道路武秀才
自有科举以来，武举向为鸡肋。文科为朝廷输送人才，构成了大小官僚的金字塔，可是军队里的军官们，却大多为战阵里混出来的老行伍，偶尔有个把武举出身的人进来，也往往立脚不住，不是自己识趣滚蛋，就是在战斗中因没人帮衬白白丢了性命。尽管武科没用，但却没有一个朝代废了它，不知道是出于制度的惯性呢，还是出于阴阳（文武）平衡的考虑，反正一代代无声无息地考下去。考出来的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官府和社会，谁也不拿他们当回事。
虽然没有官做，但考武举的却大有人在。原因是不管社会上看重与否，考上了总算是有了功名，有了功名就有相应的官方优惠，就算是最低一级的武秀才，也可以见官不跪，减免些赋役什么的。武举见了真正的缙绅固然矮半头，但在平头百姓面前，依旧可以耍耍威风。明清两代，是科举成型的时期，制度运行相当稳定，不免一科一科地武举考出来，武秀才尤其见多。既没有出路，武举们只好在社会上做闲人，地方官从来不把他们当回事，可他们自己却从来放不下绅士的架子。清代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是有天一个武秀才扯了一个挑粪的农夫上堂告状，说是这个农夫在街上撞了他，必须加以惩罚。县太爷说，既然如此，那就让秀才打这挑粪的一百个嘴巴吧（有一说是磕头）。于是武秀才一五一十地打了起来，打到七十的时候，县令突然说：停，我忘了问你这个秀才是文秀才还是武秀才？答曰武秀才。县令说，文秀才才能打一百，武秀才只能打五十，现在你打多了，让这农夫还回来。于是，农夫噼里啪啦回了武秀才二十个嘴巴，打得武秀才七荤八素。这个故事无论真假，都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武举的轻视和武举自己的自轻自贱。不过这没办法，明清两代科举出了那么多名臣和名人，无论谁说历史都免不了要说到他们，可是谁听说有哪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是武举出身呢？尽管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也一科一科地考出来。
到了清朝快灭亡的时候，武举们突然有了一回露脸的机会。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北方乡野，几乎村村立坛，庄庄练拳，打教堂，杀洋人和二毛子（信天主教的教民）。乡间的缙绅卷进去不少，其中大多数是武举，武举人和武秀才。他们不是亲自做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就是给坛口当后台。当然，这可以理解，原本他们就是闲人，这个时候，正是用得着闲人的时候。可惜的是，闲人们好不容易有了用武之地，还是没有用到正地方，练拳舞刀，没有把自己练成刀枪不入，自然也就挡不住洋人的洋枪洋炮，老佛爷和小皇帝还是得弃城而逃，武举们露脸的事很快变成了丢脸，不久就让人忘记了。
科举制度本身设置武举一科，原本未尝不是想通过考试选拔军事人才，可是，凡武举考试实行的时候，中国历朝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的风气都是重文轻武的，现任的军事官员都没人拿着当回事，更何况考上来的预备队。政府既不拿武举考试当回事，也不想法往军队里派遣武举出身的军官，一项精心设计的制度，就这样成了摆设。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制度，赶上了近代，碰上从西边来的尚武的好汉们，当然只有吃瘪的份。
《历史的坏脾气》 不确定的道路同文馆的成就
186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学校，名叫同文馆。这所学校，教洋文的教师一概都是外国人（后来教西学的也大部分是外国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也不屑说，上课绝对的“情景教学”。学生初进馆，每月3两银子的补贴，以后陆续增加，最多可以达到每月12两；当时一个七品的翰林，每年俸禄不过45两，可见收入之丰。学生不仅补贴可观，而且管吃管住，除了衣服、老婆之外什么都管发。据进过馆里读书的著名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回忆，馆里的学生每六人一桌，每餐四大盘、六大碗，有鱼有肉有海鲜。夏天还有一个大海碗，放着水果莲藕什么的；冬天海碗改成火锅，什锦锅、白肉锅和羊肉锅任选。如果这些你都不乐意吃，那么可以另外随便点菜。学生来了客人，也可以随便要菜，一个子都不用花。就这样，同文馆的学生还动不动就嫌伙食不好，摔碗砸碟闹罢餐。
同文馆开始的时候，设英、法、俄文三馆，随后又加了德文馆。分前馆后馆（高年级和低年级），后馆比照西方的中学，前馆比照西方的专科，学制共八年。这个官办的洋学堂从小皇帝同治登基开始（1862年），一口气办了20年，转眼到了光绪年间。那时，俄国人总是借勘界的机会，蚕食中国的领土，跟俄国人办交涉成了大问题。这时候总理衙门想起了同文馆，于是到馆里找人才。同文馆的总办一下子从俄文馆找来了七八个学生，一个俄文学了13年，其余的也学了7年。结果呢，没有一个懂俄文的，成绩最好的一个刚刚能把俄文字母念上来，其余的连字母最多也不过认识一半。
原来这所西式的国立高等外语专科学校，虽然设施好，待遇优，但师资可是一般般。有学问的西方人，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乐意来中国教书，即使有乐意来的，中国的官僚机构也请不到。结果是一群粗通文墨，甚至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外混了进来，其中不乏下级军官和士兵，自己连像样的文章都读不通，上课只好呀呀呜。好在从学校负责人到学生，对外国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只要判定人家是洋人，也就可以了。师资差，管理更差。同文馆从开办那天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衙门，管理大臣外加提调、帮提调以及一群办事人员，除了公文往来，就是面上的安排，只要学校开张，课堂有人，其他的什么也不管，也管不了（还好，还没有假装懂行）。
同文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