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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总兵受了这口鸟气，怎生消得，发誓报仇，不过人家没有雇人行刺，也没有上京城挖门子走关系，心想左宗棠一个举人，就敢如此对我，不就欺负我没文化吗？于是卖了田地，盖了一幢小楼，花大价钱请来名师，把两个儿子关在楼里读书；还让儿子穿上女人衣服，把“忘八蛋，滚出去”刻成牌位，放在儿子的书房里，说是考上秀才准去女装外衣，考上举人，跟左宗棠平级了，才可换上全套男人衣服。樊总兵的两个儿子还真争气，步步登高，最后双双中了进士，其中弟弟樊增祥还进了翰林，成为晚清名噪一时的诗人。
不过，对于左宗棠牛脾气的来由，樊总兵其实是错会意了。晚清是乱世，是武人出头的时候，左师爷之所以如此的牛，不是因为他的举人功名。天下举人多了，即使在太平年景，有几个敢给手握兵权的总兵大人气受的？左师爷的牛气关键在于人家有治军用兵的韬略，在于骆秉章手里的军权（后来左宗棠独当一面的时候，这样的军权他也有了）。让儿子发愤读书，中举、成进士其实出不了他所受的鸟气，人家左宗棠水涨船高，入相进军机，一直到死都是那么牛。其实还是因为他在治军和用兵方面有本事，以及手里军事、财政和民政方面的权把子。樊家子弟在科举的阶梯上爬得再高，文名再盛，也爬不到当年的左师爷头上。如此看来，樊总兵的气算是白受了。
《历史的坏脾气》 晚近人物脸谱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
晚清的湖南，出人，也出学问。大名鼎鼎的曾、胡、左、李，有三个是湖南人，自不消说。而学问也了不得，曾国藩是理学大师，慎独功夫一流，而王运和左宗棠，擅长的则是帝王学。一身名士气的王运没有找到用武的机会，结果是在王看来学问并不太好的左出够了风头。
帝王之学是佐人成帝王之术，大刀屠龙，权术之中裹挟着霸气。所以左宗棠一出山就让人受不了，幸亏赶上了长毛闹事的年月，军情紧急，人才难得，也因为碰上了脾气特好而且能耐特小的骆秉章，才让他得以展露才华。建功立业之后，虽说此公脾气大嘴巴臭，还不断地弄点权术耍耍，成片地得罪人，但老谋深算的西太后和恭亲王奕，鉴于督抚专权的现实，出于牵制曾、李等人的考虑，对这个搅屎棍特别地优容，使得他在众人的诋毁声中不断地上升，不仅入相而且进过军机处。要不是要枢诸公受不了左宗棠的大话和唠叨，也许他会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中兴名臣。
然而，西征之后的左宗棠，虽然一直得到朝廷的优待，始终在肥缺要差上转，却再没干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业。无论在公堂还是私邸，此老惟一热衷的事情，就是骂曾国藩。骂来骂去，就是那么几句车轱辘话，无非是说曾国藩假道学，虚伪，可一张嘴，就是它。
见武官的时候骂，直骂得众将官耳朵出了茧子，非不得已不去见大帅；见文员的时候骂，直骂得下属禀报事情都没有机会；见外客还是骂，寒暄才毕，骂声旋起，一直骂到日落西山，最后随从不得已强行将茶杯塞进他的手里，高叫：送客！才算关上了老人家的话龙头（清朝官场的例行规矩，主人一端茶杯，即为送客之意，仆人马上叫：送客）。期间，客人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客人来是干什么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仅如此，吃饭的时候要骂，人一入座就开始骂，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还言如泉涌，结果是每个人都没吃好。睡觉之前也要骂，骂声成了他自编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骂声中进入梦乡。
曾、左交恶一直是晚清史上的一段公案，孰是孰非即使在今天也一时难以公断。不过，两人之争，无非为了公事，彼此间并不存在什么私怨。就当时公论，一般舆论还是倾向于曾者多，偏于左者少。毕竟，在左宗棠事业的关键处，曾国藩都是支持而非拆台的。显然，于公于私，似乎左宗棠都没有必要跟曾国藩纠缠不清，甚至在曾死后还骂个不休。过去史家论及此处，往往归咎于左宗棠气量窄，脾气坏。其实，左宗棠骂曾国藩，虽然不乏嫉妒之意，因为朝野公论，曾在左上，但他自己在内心里也未必会像他嘴上说的那样，认为自己比曾强。晚清另一位大佬李鸿章晚年服了气，承认世上真正的大人先生只有他老师（曾国藩）一个。左宗棠相反，不仅没有服气，嘴上还不停地骂，然而这个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无比焦虑。他心里明白，曾国藩是一座他无法逾越的高山，但一向心高气傲、目无余子的他，断然不可能像李鸿章那样放出软话。于是，惟一的出路就只有骂了。
中国从来就不乏能人，只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以相能。曾、左、李之间，如果不是有个内修功夫好、识大体的曾国藩，晚清的中兴也许未可知。什么时候，像左宗棠这样的人学会了妥协，学会了相让，中国人就真的出息了。
《历史的坏脾气》 历史的坏脾气做皇帝的故事
古代的时候，中国人想做皇帝的人很多，从农夫到将相都有。自从小亭长刘邦见了秦始皇说“大丈夫当如是焉”，和种地的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大家好像突然都醒过来了一样，只要有点机会，就幻想着能当上皇帝。曹操扫平中原之后，很有点自负，说是如果没有他的话，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话其实不假，黄巾余党不说，袁术家四世三公，深受汉室大恩，还不是私藏了传国玺，一不留神就想当皇帝。而曹操自己也未必就心地纯正，按陈琳的说法，此公属于“阉竖遗丑”——宦官没有割干净生下来的，门第虽然比袁家差得多，但他之所以没有逼汉献帝“禅让”，只不过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怕孙权之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只好自己做周文王，皇帝留给儿子做好了。明末清初的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引清兵入关做了贰臣；做了贰臣之后反而不安分起来，为了保住自己藩王的地位跟新主子闹翻，打来打去，没成气候，眼看阳寿无多，临死前也要过一把皇帝瘾，在衡阳就地搭起竹棚，登基做起了皇帝，结果屁股没坐热就去见了地下的王——阎罗。
农民自陈胜、吴广之后，想做皇帝的人一直就不少。当然，有此非分之想的大多是那些不安分，又见过些世面，或者有点痞气的人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时候，北方中国也是遍地烽火，大小股的农民起义到处都是，称王称帝者不知凡几。不过多数的团伙都是从戏班子抢来戏衣，用唱戏的黄袍和王冠，装备自己的皇帝，用戏装的蟒袍玉带、铠甲硬靠，装备文武大臣。然后跟吴三桂一样，搭个大棚子就当是皇宫，然后就登基做皇帝。不过，这些草头皇帝登基之后头一项急务，都是大封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便尽快享受美女环绕的艳福。至于到底能不能配齐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就要看这些起义者的实力，一般来说，十几二十几个总是找得到或者抢得到的。在这方面，他们显然比不上同时代的洪秀全，人家一口气大小老婆就娶了好几百，害得他总是摆不平小老婆之间的关系，争风吃醋闹得天王府翻了天，往往不得不求助东王杨秀清假装神灵附体，上帝下凡，为他处理家务事。
不光乱世，农民争着当皇帝，太平年景，偷着做皇帝的也不少。明清时节，宣称具有无边法力的民间教门很是不少，教首借着三脚猫功夫的气功，再加上一些从儒释道那里抄来、从戏词里趸来的货色，一蒙就能蒙上一群人，给他上钱上货，甚至贡献女人，大家夜聚晓散，好不快活。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觉得做教首没有做皇帝过瘾，所以往往有利用教徒对自己的迷信，做起皇帝的，不敢公开搭棚子，就在自己家的土炕上穿着借来的戏衣“登基”。地方虽然窄点，但一样不耽误大封群臣，尤其不耽误封自己的三宫六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年景称王称帝的人，往往只是自己过过皇帝瘾，并不真的想打上金銮殿，夺了鸟位。只是若让真的皇帝知道了，还是一样抓了砍头——其实有点冤。
在汉人文化圈里，皇帝无疑是一个很核心的文化要素，即使穷乡僻壤，愚夫愚妇，有谁能不知道皇帝呢？有个笑话说两个农夫在田里割稻，累得不行，一个说，皇帝割稻肯定是用金镰刀。另一个说，蠢货，皇帝哪里还用得着割稻，还不是在大树下面，西瓜吃吃，蒲扇摇摇。其实，这只是笑话而已，人们编出来取笑农民的，当不得真。实际上哪个时代的农民，会一点都不知道皇帝是怎么回事？自从有了戏曲之后，戏里总是演帝王将相，即使在农村，年节农闲，也要唱大戏的。别的不晓得，谁还不知道做皇帝的高高在上，别人都要冲他磕头，三呼万岁，居有宫，出有辇，说话金口玉牙，让谁死谁就活不了；最妙的是有许多如花似玉的老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中挑出来的。所以，凡是农民想要做皇帝，就比照着戏上的操练。
当然，农民如果不满足于做草头王、野皇帝，而且真的得了天下，那就得讲究一些了。当年从沛县起义的刘邦，土的程度跟陈胜、吴广也差不了多少，最多当过几天“大队干部”，起义以后，事情还没有眉目，就拼命地找女人、吃猪肉。英布来见，他一边一个女人在给他洗脚，张嘴就是粗话，一点礼数都不讲。看见儒生，更是不耐烦，抢过人家帽子就往里撒尿，活脱脱一个乡里的无赖。然而后来做了皇帝，发现跟原来的一帮屠狗杀猪的兄弟喝酒撒疯不成体统，这就用得着儒生了。叔孙通为他制订朝仪之后，宫里殿外，兵卫齐列，铠甲鲜明，旗帜飘飘，所有文武大臣排成两列，天不亮就在宫外候着。赞礼官说声“趋！”大家弓腰低头，一溜小碎步向前；说声“止！”则乖乖站着谁也不敢动。东向文，西向武，分两列在殿前站好。于是皇帝乘辇驾临，诸侯王、群臣按班次奉贺朝拜。礼毕，皇帝赐酒，酒过九巡，赞礼者高叫：“罢酒！”整个仪式过程，群臣无不战战兢兢，不敢稍稍违仪，有动作不合式的，朝堂上虎视眈眈的御史立刻就将他们带走（估计没什么好果子吃）。朝礼罢，刘邦高兴地说，我今日才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啊。原来要过饭、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朱皇帝登基的时候，也一样排场得了不得。先是郊天祭地，算是请示过天公地母，承认了他做皇帝的合法性；然后由丞相率领群臣，跪请朱皇帝龙椅就坐，朱皇帝扭捏半晌，总算坐进了椅子；再由丞相跪进衮冕，为他穿戴停当，再捧上玉玺，送到朱皇帝手中；接过玉玺之后，群臣立刻拜贺舞蹈，三呼万岁，整个南京城鼓乐齐鸣，欢声震天。接下来，换上皇帝新装的朱元璋，由仪仗导引来到太庙，奉上宝册，追尊他们朱家四代种田的祖宗为帝，告祭社稷；然后回到奉天殿，升御座，接受百官朝贺，大家如仪舞蹈，三呼万岁。此时的朱元璋说没说刘邦当年的那句话，于史无征，但心里肯定受用极了。只有李自成没有出息，打下了北京，占了皇宫，却在偏殿登基，果然没几天就丢了天下。
可是，没有受过皇帝文化熏陶的少数民族，在皇帝问题上有时候就难免有点糊涂。金朝的开山祖完颜阿骨打，打下燕京（辽人的南京），识趣的燕京人打起皇帝专用的黄盖去迎接他；他说这东西只有一个，我们这么多人，谁用？于是扔在一边。将他迎进皇宫，请他坐龙椅，他还是说，就一把椅子，怎么坐？于是跟同去的人一起坐在台阶上。后来总算是可以坐龙椅了，但对于礼仪还是不明白。刚刚进入中原的女真人不呼万岁，他们认为人不可能活一万岁，极尽他们的想像，觉得活一百二十岁已经到顶了。所以，上朝的时候，他们就呼“一百二十岁”。其实不光刚进中原的女真人，就是已经接受了多年汉人统治的西南地区的苗人，也弄不懂皇帝的确切意思。清朝的时候，贵州的地方发现，苗人无论管多大的官，都叫“皇帝”，而北京城里真正的皇帝，则被叫做“京里老皇帝”。少数民族在皇帝问题上的糊涂，反衬出我们文化上皇权意识的强固。人家大人物都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小小百姓都门清。是文化上的先进呢，还是意味着别的什么？
欧洲直到现在，不少国家还存在王室，调查一下，希望王室继续存在的西方人还正经不少，但真正具有皇权意识的还是我们。我们的皇权意识，不仅在于大家在皇帝（或者大人物）面前，膝盖都有点软，碰到稍微像样一点的君主就会自动将权力交出，一任人家摆布；还在于凡是有点权力就想像皇帝那样行使，霸气冲天；更在于想当皇帝的人太多，连再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有的也有这种幻想。这对于西方人来说，真是匪夷所思，拿破仑一世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但他绝对不会说，不想当皇帝的人不是好的人。因为即使在一度皇权鼎盛的法国，像他那样做皇帝梦而且还实现了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更妙的是，我们在还没有当上的时候，摊上恶主了，抱怨固然要抱怨，但批判主子荒淫的时候，心里其实酸酸的。如果一旦像孙猴子说的那样，“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了，那么脸变得比谁都快，享受起来比谁都迫不及待，恨不得一天享尽天下美味和美色。
明朝的大儒王阳明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成者王侯败者贼，其实帝王也是贼。
《历史的坏脾气》 历史的坏脾气有为政府的代价
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其实不见得个个都是昏庸之辈。乐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毕竟是少数；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嫔妃玩做买卖游戏的南朝东昏侯、整日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实也就是心思没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论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恰恰是因为太聪明了，结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个昏君，这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之聪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国历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会逊色。他自己也认为，就算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应该做皇帝的。话虽有点浮夸，但此公才学确实有，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跟士大夫诗赋唱和。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多少有点意思，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笔那么俗气。《隋书》上说他“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有点道理。杨广文才不错，武功也有那么点，隋平南陈，他是行军元帅，北却突厥，他还是出征的主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没有给将士们添乱。即使是痛贬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可是，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被聪明所误的人，在聪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不聪明而且多才，恐怕杨广不会有那么多的大手笔的动作，后来让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独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创制，多半�